乡土节庆民俗的传播主体及其受众

在节庆民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传者、受者一体化现象是比较明显的，在民俗传播的场景中，关注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首先是文化的受众和信息的接收者，二次的口耳相传的群体传播或个体传播又使得这些受众成为新的传者，他们成为接力的传播者，也是其他接受者或接收者的新信源，所以不宜把民俗文化的传者受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每一个人都是传受双方，且具有群体间互传的特性。森茂芳（2001）指出，节日里的民众“是真正最富有直接生命体验与生命感染力的传媒”［53］。

惠子（2011）指出：“传受共存同个传播情境，共享同种氛围，共享相同媒介工具，这是民俗传播赖以发生的前提，然后才可能发生传达和反馈的意向行为。”［54］夏建中（1997）认为：“从个人心理的发展来看，民俗的接受同样也有一个成长地、不断地循环深化的过程。心理传播过程模式是从传者到受者的在心理、意识和节庆民俗文化惯习方面的互相影响和循环往复。”

关于乡土节庆民俗中的农民主体的情况：研究者们指出，现在农村很多人远离故土，放弃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到城市打工。民间艺人队伍逐渐减少，有些绝技后继乏人。韦干鹏（2013）指出：“伴随着市场经济大浪潮，农民与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人员的流动性加快，随着社会生存压力不断增大，年轻人为了谋发展而终年在外忙于奔波。”［55］徐新林（2010）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但思维方式以城市为坐标，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所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对农村日益疏远。”［56］即使如此，民间文化的丰富多彩，也出现了众多乡土文化能人现象。黄江平（2014）认为民俗文化能人来自于乡土大地，或因为热爱，或子承父业，他们最熟悉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因子，也最能体验到乡土社会变迁的脉动，他们立足乡土，拥有专长，“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促进他们健康成长”［57］。政府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使这些乡土文化领军人物的文化创造力得以迸发，释放出蕴藏在民间的文化能量，起到文化带动作用。

关于节庆民俗传播的效果与受众认同，张斌（2007）认为：“传播要达到目的，决定性的因素是要为受众所注意和接受，从而有可能转化为行动。”［58］民俗传播中的传播者不是把关者，接受者才是真正的把关者，只有经过他们同意的民俗信息，才能最终被确认为民俗。(www.zuozong.com)

民俗稳固的前提之一，是特定内部人群的认同，进而自觉、反复地实践，否则该民俗的传播只能中断。高小康（2007）指出，现在民俗文化大开发的结果是造成了文化的真假难辨、正伪难分，哪些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质，哪些是艺术加工、商业炒作的伪民俗，辨析真伪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民俗文化有没有接地气的朴素文化认同；这种朴素认同不需修饰，朴质直白，正如某个乡间村落民间自发的小庙，在节庆期间也不乏祭祀、还愿的信众，全指一片诚心，那种虔诚感，胜过香火缭绕的著名大寺庙；一种民俗文化事项能否凝聚人心，不在于它盛大与否，“关键在于能否使群体的人找到一种共享的、特有的归属感，并由此形成身份归属的记忆、自豪和自尊”。［59］仲富兰（2007）指出，发自民众内心深处的民俗生活，不需要提醒和动员，“与社会生活一样，被接受，被扩散，从而被继承，形成一种民族的或地域的心理定势”［60］，这种定势，一定是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不是做作或表演出来的。

叶涛（2002）认为，民俗文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有的人只是觉得有趣，有的人则会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民俗文化作用于每个人身上的效果也不一样，产生的文化应激性不同，每个人在认知和实践的过程中，都添加了自身既有的知识、经验和既有的价值评判，掺杂了个人的喜恶心理，以个体文化体验的视角去看待某个民俗文化。“在民俗传播中，受众并不是一味地被动地接受各种信息，还具备主观能动性，即人们对同一个刺激产生不同的反映。”［61］惠子指出：“选择性接受过程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等，人们总是愿意注意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的，或自己需要、关心的信息。”［62］王燕星（2005）指出：“由于不同时期的受众的文化素质、所处社会、接受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就会对相同的传播内容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态度。”［63］

受众对民俗的接受状况也比较复杂，有时对自身地域的文化认识不清或者没有上升到一定的珍惜高度，往往较为忽视自身优秀的文化遗产，但却对外地域的民俗节庆文化有极大的好奇心；另外，不少民众对民俗文化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自身当地还是外地都知之甚少，很多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缺乏认知民俗文化及其现象的深度感，只是浅表化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