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年会探讨主义问题的解决方案

根据南京大会决议，经过为期一年的主义讨论，到杭州年会应该作出决定，而且随着现实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学会问题“现在亟应由空泛的讨论时期入于实际的解决时期”。^[108]部分热心于政治活动（包括与政治有关联的社会活动）的会员，也感到现在已非高谈阔论、纸上谈兵的时候，学会的主义问题非解决不可。此前南京年会上欧洲方面王光祈与美洲方面康白情等会员各拟定投票解决的方案，当时出于慎重考虑而未由执行部执行。经过一年的充分讨论，杭州年会到了解决主义问题的时候，执行部主任杨钟健等提出采用总投票制，用两重投票法解决学会内争问题^[109]，也就是慎重地解决会员争论不休的主义问题。

杭州大会于7月2日专题讨论了主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诸如要不要主义及要什么主义的泛泛之争不同，会议上所讨论的是如何规定“主义”等问题，但考虑到规定一种宽泛的主义，足以使内容分歧；规定一个具体（狭义）的主义，又难以使大多数会员认同，于是规定广泛的共同趋向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从会议发言摘要看，反对确定主义的虽不乏其人，但更多的倾向于确定主义。如何确定主义，成为讨论的重点。曹刍说，我们要定主义，必得先从事调查各会员的主义。左舜生主张“揭明希望的趋势”，富有弹性地列举，把各会员心目中理想的少年中国所当具的特色罗列出来，然后抽出共同点作为全体活动的共同目标。此议为与会者赞成，并经讨论拟定表格样式，内容包括理想的少年中国的特色与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步骤两项，其中前项包括：1.关于政治的；2.关于经济的；3.关于教育的；4.其他。^[110]

郑伯奇等人的提案虽不骤然主张规定一种主义，但亦要求会员须有一共同趋向，一经大会通过，即于会章中规定，直到将来确定更明确的主义后取代之。其初衷是先确定共同趋向作为确定主义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他划分社会主义为赞成革命的与主张妥协的两大派，他本人相信社会主义，又认无政府主义比社会主义更进一步，非经过社会主义不能到无政府主义。在他的描写中，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至少有三个特色：第一，国际的；第二，农业机械化的；第三，反历史的。^[111]因此，他主张以社会主义为学会的共同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北京会员提案宣称：现在不谈任何主义，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United Front，用革名［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112]毋庸讳言，此提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思想，提出了不同主义信仰者的可供选择的道路，对学会问题的解决产生了积极影响。随后刘仁静建议学会由感情的结合转到主义的结合，结成一个光明运动的联合阵线。^[113]但仍可说是维持“少中”并力图改造之，也可说是共产主义派在学会宣传的继续。(www.zuozong.com)

与1921年南京大会相比，杭州大会的会议案用年会名义并由到会人签名发表，各项议决只能表示少数人的意见，并不求多数人的服从。会上议定主义作为“对政治的永久态度”来表达。尽管主义问题未作出最后决定，但高君宇赞成左舜生的提议，并列举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运动，表示同情第四阶级，从而把上年就准备提出学会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腹案正式公布出来，并希望作为学会对时局的态度。他很坦然地说：“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就目前而论，采明显的主义虽是不可能，而采取共同的趋势却是必要并且可能。”他明确地表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妥协主义，同情与监督民治主义，以共同反抗军阀。^[114]从高君宇的发言及会议决议案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派的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共产主义派会员在学会内或利用学会开展政治活动的加剧，曾琦、李璜等于1923年组织了国家主义团体，公开打出了国家主义的旗帜。曾琦后来回忆说，之所以反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反共纯恃武力不够，纯恃屠杀不够，纯恃少数秉政者不够，必须从理论上廓清共产之邪说”。^[115]因此，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转变为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也就形成了左右两派的对抗与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