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学会酝酿和发起于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学会从筹备发起之后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乃至政治活动，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影响。
例如，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正式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但以学会名义参与五四运动的发起筹备。据回忆资料，五四运动的前两天，少年中国学会、爱国会、国民杂志社三个团体的少数成员，大约二十余人，在高工或北大理学院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与会者异常愤慨，有主张暗杀卖国贼的，有主张实行暴动的。最后决定派人密查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行动，并准备五月四日那天采取行动。这是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大概。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准备战。[174]之后，不少会员实际参加五四运动，黄日葵、许德珩等人非常活跃，王光祈、曾琦等学会发起人从他们奋勇有为的表现中，看到了“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认为“少年中国”理想有如此会员不懈奋斗，就有实现之一日。[175]并将他们吸收到学会中来，共同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曾琦此前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事秘密协定运动，留日学生罢学归国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引子，曾琦、张梦九等会员不无贡献。五四运动爆发，“先生（曾琦——引者注）时执笔《救国时报》，忧愤成疾，几不起，闻讯霍然，越日北上，代表救国团慰问被捕学生，并与易克嶷等策划六三运动，罢市排货，风靡全国”[176]。此外，在五四运动中，易克嶷、许德珩、康白情、黄日葵等参加游行示威运动，随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些都可以说是学会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所以黄仲苏说：“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少年中国学会南北会员多人均在求学期间，实主持其事，其热情与毅力之表现乃于此初试其锋也。”[177]
又如，学会参与营救陈独秀活动。1922年陈独秀被捕后，由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改造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等团体联合发表《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刊于1922年8月15日的北京《晨报》和8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宣言列数了法国殖民者在中国的暴行，阐明这次运动不仅是为了救护陈独秀个人，更是为了救护他所代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同时指出陈独秀“是个自由思想家”，“是我们一刻不能离开的好朋友”。我们要牺牲一切，“救护解放运动的明星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学会对营救陈独秀亦有所主张，参与发起营救宣言。
又如，学会参加国际青年团会议。1922年8月，王光祈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参加在德国哥廷根举行的国际青年团第四次会议。他向大会提出了一个改造中国的计划：一方面从事农民教育，一方面拟组织理想经济之模范村，使全国受其影响。“此种模范村之集合，即是我们的少年中国。”[178]并且在会上散发《少年中国学会》传单，宣传学会的宗旨和责任。这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宣传“少年中国”理想，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学会的国际影响。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学会参与的比较有影响的对外联络活动，主要有：
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访日，被誉为五四运动后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步和“中日交流的曙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此次游日活动的主体，在推动中日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游日团成员组成
访日团成员由孟寿椿、徐彦之、方豪、康白情、黄日葵五人组成，他们都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其中除方豪外均系“少中”会员，而且都是学会执行部的重要职员。黄日葵、孟寿椿也是《国民》杂志的编辑，康白情、徐彦之、孟寿椿也是北大新潮社的干事。他们赴日本所持介绍信说“诸君多是《新潮》《少年中国》《国民》诸杂志的关系者”。[179]五人中“少中”会员占四席，自然成为游日团的主体。事实表明，游日团成员决非“少中”所指定的，而是依据赴日考察的要求，从4月份开始物色，经过徐彦之、罗家伦等人反复讨论，并与胡适等人商议，最后由北京大学校方确定的。[180]1920年5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本校之赴日考察团》消息称：“本校前届及本届毕业同学孟寿椿、徐彦之、方豪、康白情君等四人，同翻译员黄日葵君（本校预科同学）以北大赴日考察团名义，持有本校介绍书，于前月底赴日本……四君回国后，将以其调查所得详细报告云。”可见，北大学生游日团正式成员只有四人，加上黄日葵是随团翻译。
至于游日团的目的，北京大学方面说是“赴日本调查大学学制、课程、图书馆、学生活动、青年思潮等”。[181]“少中”则公开宣传说，孟寿椿等四会员“赴日作宣传及视察之事业”[182]。对此，康白情证实说，他们游日“主要是对日本国民进行外交宣传”。徐彦之说此行的目的有宣传与考察两种，宣传主要是将国内学生运动的真相宣传到日本；考察则有日本的教育、社会状况以及5月举行的大选。[183]这样，北大学生游日团肩负着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命，与“少中”对日宣传与考察的任务是统一的。
值得注意的是，康白情等人受“少中”执行部的委托，以学会名义在日本进行宣传和接洽。他在1921年2月致学会诸君的信中说道：“去年五月我和彦之、寿椿、日葵他们组成北京大学游日学生团往日本去，曾受执行部委任，以少年中国学会代表名义，接洽其种种新文化运动团体，作相当的宣传。”“我所到之处，只要有机会总为少年中国学会宣传。我实际能为她做底事甚少，只不敢藏她底善处，将随舟车所至，把你们所作底成绩告诉给世界底人们罢了！”[184]不仅如此，在游日会员以“少中”名义开展活动时，留学日本的会员田汉一度担任访日团东京站的翻译，郑伯奇充当了京都站的随行人员。[185]沈懋德也为游日团活动“出得有力”。他们三人与新人会等团体接洽，安排游日团的活动，还参与游日团的讲演或聚谈，完全以游日团为“少中”的代表进行活动。所以，北大游日团实际上成为“少中”与日本新文化团体进行接洽的组织。
（2）游日团活动情况
北大学生游日团于5月5日到达东京，6日到中国留日学生国耻纪念会演说，7日开始与日本的进步社团和大学生接洽，8日与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辩论会、青年会约定分别开会接洽并交换意见，确定在日活动计划。[186]他们先后参观了东京新村支部、常宝博物馆、早稻田大学、日本女子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大阪朝日新闻馆、市民博物馆、神户贫民窟，游览了东京、横滨、日光、琵琶湖等地，观察了5月10日的大选举；还先后接洽黎明会、新人会、建设者同盟、友爱会、冷忍会、六日俱乐部及东京西京两帝国大学学生会等团体；会晤吉野作造、森户辰男、宫崎滔天、细川栉次郎、今井嘉幸、片上伸、谭新次郎、木村六一、大山郁夫、长谷川如是闲、栉田烟、麻生次藏、西川辉、河上肇、贺川丰彦等名流。[187]如《民国日报》所说，北大五个人访问的都是日本新思想占有重要位置的人；所接触的学术团体也都是高挂学术招牌的，所以结果他们都还果有所得。[188]
就宣传活动言，游日团先后在中国留日学生国耻纪念会、东京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总会、建设者同盟、东京帝国大学青年会、京都同志社大学、六日俱乐部等发表演讲。演讲的主题，首先是中日亲善问题，着重宣传扩大国民外交之必要，批判无诚意的中日亲善。康白情在《大和魂与世界文化》中指出：“大和魂之精神在重名誉、尚廉耻，勇敢轻死”，但是，“今日本人以此精神作利己国而损世界之事实”，实则以“大和魂”精神对中国的侵略。方豪演讲《今日青年之责任》时明确地说，今日世界已由国家主义进入世界主义，改善日本这种不合世界新潮的旧教育，实为日本青年之责任。两人的演讲都揭露日本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侵略。其次，宣传中国排日运动真相及其原因。方豪直言不讳地说，“中国青年之所以排日者，实由日本教育上采取军国民教育，致使日本国民有侵略的国民性”。另在《世界改造与思想的关系》中，他指出，“中国排日乃基于世界主义的意义而非国家主义的意义”。孟寿椿的《最近中国思想之改革》分析了中国思想界由于五四运动而发生的剧变，“即由国家的而变为世界的，由静的而变为动的，由个人的而变为自觉的”。康白情在《中国社会的改造》中谈到，抵制日货运动是中国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反击，是促使日本资产阶级反省的不得已手段。他严厉批判日本的侵略主义，同时宣传中国学生运动的真相。这些讲演说明中国反日运动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击，是中国改造和世界改造的必然。再次，中日学生提携问题。方豪在中日学生联合演说会上重申，现今中日学生是实处于同一难堪之境遇，即皆受军阀官僚资本压迫，我们如果想举提携之实，唯有互相扶助；推倒贵族，推倒官僚，推倒军阀、资本家、特殊阶级。康白情的《中日学生提携运动》演说也指出，中日学生唯有互相扶助才能达到提携的目的；《东亚之新建设与中日文化同盟》进一步提出：“中日青年既皆有改造世界之意愿，而欲以新建设代替旧组织”，为排除旧势力的障碍，“不可不为文化同盟”，这种同盟“非形式的，乃精神的，非契约的，乃事实的”。另外《世界和平与吾人之使命》也指出，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战争与和平负有重大责任，“吾人欲弭将来之兵端而谋世界之和平，舍打破帝国主义无他法”。这些说明中国青年包括日本青年都肩负改造世界的责任。最后，交流和讨论社会主义及社会改造问题。康白情在《中国的社会改造》演说中介绍了中国当时推展社会改造的目的及现阶段实况，指出辛亥革命在政治改造方面甚不彻底，此后当为社会改造，改造的目的在谋全人类之永久的最大安全与幸福，建设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所作预备事可分为四种：（一）鼓吹，如办报及教育等；（二）组织，如设立各种团体，使中国社会有系统有组织；（三）社会的建设，如关于文化上之永久的设备；（四）实际运动，如学生运动及排货运动等。徐彦之还拜访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大师河上肇教授。[189]说明中国社会改造的目的是建立理想的“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
此外，游日团应邀在留日学生国耻纪念会进行演说，向留日学生报告北京学潮始末详情，被誉为“北大学生与留日学生第一次海外握手”。方豪首先报告一年来国内运动的经过，强调青年的重要责任在对内灌输知识于一般国民，对外当发扬国光，为东亚谋永久和平。徐彦之讲述了北大学生团与留日国耻纪念问题，提出：“我们是狠望今年有这个纪念，明年就消灭这个纪念。消灭的法子，就是雪国耻。但雪国耻，不单是开个纪念会，就可了事，还须有种种进行的方法，我们当竭力研究日本的优点和劣点，作我们雪国耻的准备。”康白情在《知耻与雪耻》演讲中指出：我们从今以后，要从感情运动的中心，移到文化运动上面了。办法是组织通讯社，创日文日报于东京，组织日本调查协会。[190]纪念会最后通过决议：要求山东由中国直接管理，废除中日军事协约，福州问题依民意解决，释放京津被捕之学生，承认俄国工农政府等。[191]
从上述演讲可以看出，“少中”会员在游日团对日宣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亲历演讲现场的《晨报》记者证实，游日团在日本演说的态度“都是狠彻底明瞭的。譬如他们提起政治问题，总都是极力攻击日本军阀和资本家的侵略主义。提起将来的国交，总都是句句说非打倒军阀和资本家永不能有真亲善的实现。提起排货问题，总都是说排货是促使日本国民反省底手段。日本国民何时能彻底觉悟改造国家，我们即何时停止。并且常常说：我们不是排斥那一国军阀资本家底侵略，凡是抱侵略主义的，任何国家我们都一律排斥。这种态度，很能使日本的政府当局和与当局有关系的人注意，并也很能使日本有觉悟的青年，表示同情”。在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演讲会上，“中国人底持论，个个都是开心见肠，淋漓尽致。对于日本底官僚军阀、资本家，和最高的偶像，都尽全力抨击”。其中康白情等人的演说，“尤使两国青年盛表同情”。[192]此外，留日会员田汉、郑伯奇、沈懋德为游日团活动起着联络与组织的作用。康白情回国后向“少中”常会汇报时特别提到，游日宣传“这种运动，寿昌、伯奇、懋德都很出得有力”。[193]可以说，留日会员与新人会的配合，成功地组织了这次文化交流活动。新人会5月8日到游日团所居旅馆接洽，在11日共进晚餐会上，新人会负责人赤松克麿提议加强新人会与少年中国学会之友谊，康白情代表学会致答词，表示今后要“互通声息和交换印刷品”。两个团体的联谊，也使这次交流活动达到高峰。新人会在他们出版的《先驱》6月号发表欢迎北大游日团和“少中”的社论说：“五月初能接待您等远来的同志，对吾辈同学、对两国文化运动的未来前途而言，皆是何等高兴之事。”确如所言，游日团到东京以后“陡然为新人会等增加几多声势”，罗家伦和胡适都肯定游日团“在日本成绩很好”。[194]而且通过与新人会的联谊和宣传，日本新文化团体对“少中”十分信任，“他们对于少年中国学会表示十分信托，他们都以改造中国底责任信仰她”。[195]可见，“少中”的宣传与接洽活动，对于游日团取得好成绩是功不可没的。
（3）游日活动的影响
此次游日活动加深了“少中”会员对日本社会的了解。《民国日报》的社论说，这是中国学生在国际上第一次直接的政治运动，第一次公开与日本人民交换意见，“现在不过在试验室中，仅有公开批评与改益底余地”。[196]《晨报》记者总结说，通过此次游日团，“日本青年觉悟中国青年不好利用愚弄，而可怕可注意。中国青年确信日本人民觉悟时期尚未到，即有觉悟，也是极少数，不可不格外努力”。日本当局对于中国青年的失望到冰点以下，中国青年对日本新人物的失望至少也要到冰点。[197]因此，两国学生首次交换，不能在打倒日本军阀的具体目标上达成共识，互相提携的目标也终归失败。
对于“少中”而言，此次赴日活动则颇有成效。首先，会员在日本的广泛宣传与接洽，加深了与新人会的友谊，建立了友会关系。新人会在《迎接国民之友》的报道中说，少年中国学会，与年轻的日本先驱者组织的新人会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198]康白情回国后向学会专门汇报了此次与新人会接洽的情形，学会嘱作书面详细报告刊登于《少年中国》以广泛宣传。[199]表明学会对于联络新人会活动非常满意。其次，学会进一步接洽了日本的许多新文化社团和进步人士，交换了社会改造的意见。1921年2月康白情向学会作的报告说：在宣传“少年中国”的理想及成绩的同时，“我们已经和他们相约，互通消息，交换印刷品。我们从日本带回来杂志多种，都是他们送的，已经交结北京总会了。计所接洽的，在东京有新人会，日本建设者同盟本部、冷忍社、晓民会和台湾青年杂志社，在京都有劳学会、六日俱乐部、台湾青年会和朝鲜青年会，望执行部长寄本学会机关杂志给他们”。此外，还有偶然接洽的，并没有互通消息，交换印刷品的团体繁多。[200]正是通过与新人会等日本团体的接洽，“少中”广泛宣传了学会以社会运动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同时与许多日本新文化运动团体交换出版物，交流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的意见，达到了宣传自己和考察日本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少中”借助北大学生团游日的机会进行宣传和考察，不失为以社会运动创造“少年世界”的一次尝试。
2.发起成立“改造联合”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在北京组织“改造联合”，这是五四运动后进步团体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标志。
（1）筹备组织“改造联合”会议
京津地区五团体“改造联合”发起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觉悟社。在1920年8月初该社年会上，周恩来总结一年多来开展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把它概括为“改造”“联合”四个字。[201]会后11名社员来到北京，请“少中”负责人之一的李大钊指导并帮助他们联络北京的进步团体。李大钊代表“少中”表示赞同，而且推荐联系曙光社、人道社、青年互助团等宗旨相同的团体，于是觉悟社函邀“少中”、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五个宗旨相同的团体于16日在陶然亭聚会，商议改造联合的问题。
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等团体社员聚会。各团体代表相继各有所述后，李大钊代表“少中”答谢觉悟社发起此会。张申府亦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李大钊继而提议各团体有必要标明本会主义，“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会议议决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论联合办法。18日，五团体在北大通信图书馆开各团体联络筹备会。议决名称为“改造联合”，决议事业数条及组织大纲，公推张申府创拟草案，拟妥后开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再分交各团体通过。根据张申府回忆，他“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202]8月28日，“少中”常会审查并且全体通过张申府起草的《改造联合约章》草案，由张提交各联合团体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并决定各团体通过后生效。到9月6日“少中”通过《改造联合约章》草案，五个团体全部通过，于是《改造联合约章》正式生效。[203]这样，五团体及其代表先后在陶然亭、中山公园、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大通信图书馆等处召开会议12次，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标志着“改造联合”组织正式成立。
在“改造联合”会议中，“少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一是积极支持五团体的联络活动。在8月14日学会茶话会上，张申府向北京同人报告了觉悟社在京社员函邀学会会员在陶然亭聚会之事。16日，“少中”推举李大钊、张申府、陈愚生为出席各团体联络会议代表。28日，学会总会常会审查张申府起草的《改造联合约章草案》，征求学会北京会员意见。9月6日“少中”提议通过《改造联合约章草案》，并特别说明：“前经各团体代表会议议决，但须经各团体通过始生效力。本会除南京、上海、汉口及国外各处须另行通告，由其自行开会取决外，北京同人特借本日集会讨论；经全体通过。”[204]二是“少中”代表在联合改造会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李大钊支持觉悟社发起的团体联合建议于前，推荐或联络人道社等团体于后，担当了实际召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他关于各团标明本会主义以便联合行动和今后进一步联络的提议，使五个团体由带有联络性质的聚会发展到共同从事社会改造的联合组织，为“改造联合”奠定了基础。作为学会执行部主任的陈愚生，自始至终参加学会会议和联合团体代表会议，为“联合改造”会议在北京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此外，作为“少中”代表的张申府，根据各团体“决议事业数条及组织大纲”，“创拟草案”，将各团体尤其是“少中”的社会改造思路融注于联合改造的约章之中，确立了青年学生运动此后的努力方向。三是，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正如《改造联合宣言》“前言”所说，“五团体谋从事改造事业的各团体之大联合，其进行情形，已见本月刊前两期内的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栏”。具体地说，第2卷第3，4期学会消息栏分别报道了8月14日“少中”讨论聚会事、16日五团体茶话会、18日友会筹备会、19日“少中”茶话会的讨论、28日审查《改造联合约章草案》，以及9月6日通过约章等消息；第5期刊布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表明，学会是将“改造联合”当作此期重要的会务活动来开展并宣传于学会内外的。在《觉悟》《人道》《曙光》等团体刊物未能及时出版或发行的情况下，《少年中国》充当了“改造联合”组织的舆论机关。此外，在推广“改造联合”方面，“少中”率先行动，促成武汉会员在1920年10月成立了武昌改造同盟。[205]这也是目前所见“改造联合”成立后开展的具体活动的唯一史料，也说明“少中”将推广“改造联合”于各地作为重要会务继续开展的。总之，在北京“改造联合”中，李大钊和“少中”会员是召集和筹备的组织者，对于“改造联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改造联合”的主要目标
《改造联合宣言》称，五团体以“谋从事改造事业的各团体之大联合”为目的，以各团体联合，从自己做起，从小团体到人类大联合的大同为基础，以求人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以实行社会改造。组织“改造联合”的理由是：在一个联合里的各团体，所悬的理想固然不无稍有远近的差别；但是我们相信社会若是已经到了一种机运，可以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那悬较近的理想的团体，绝不固执他们最初的理想，反之，也是达到最高理想的过程；“共同努力于这个目标，我们距离最高理想也就较近了一步”。因此，团体联合乃出于克服“单微、孤独、不经济的苦痛”，在分工与互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切切实实地求社会改造，其方向是“到民间去”。
根据《改造联合约章》的规定，联合团体即须举行的事业包括“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和“妇女独立之促进”，其活动指向“民间”，也就是到田间和工厂去，与人民为伍。他们深入民间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改造自己，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宣传友爱互助的精神，建立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大联合形式的大同世界。这种大联合的实现，不可不先由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为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显然，这是一种明显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联合改造思路，“到民间去”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于新社会的热烈追求和努力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尝试，表明了他们将个人改造与社会改造并举的决心。
“到民间去”的口号不仅仅是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反映，也是五个团体的社会改造思想的综合和具体反映。就“少中”而言，除了前述的联络友会外，王光祈组织菜园新生活的讨论和开展工读互助团的实验，不少会员进行联络在法华工和学生的活动，也有会员宣传和发动农民以建设新农村，以农村作为社会改造的起点。有回忆说，在8月16日五团体联络会上，李大钊在答谢词中“热情地希望青年知识分子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06]。与李大钊同样倾向社会主义的陈愚生，认为中国的政治问题不可能在政治的本身求得相当解决，而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即生计与道德两个方向）着想，“非以自下面做起的精神，不足以改革政治，扶起中国”，并以此自勉勉人。[207]他译述的《俄国青年的独立生活》，颂赞俄国青年是社会主义的实行家，“他们看劳动者与自己是平等的，有许多青年男女舍了他们的家庭，尽着他们的力量到那农村和那实业发达的城市，去谋他们自立的生活”。[208]从王、李、陈的思想倾向可看出，“到民间去”不只是他们个人，而是“少中”以社会运动改造中国的基本路径。
人道社、曙光社的社会改造思想，不妨以先后加入两团体的郑振铎为例来说明。他在1919年12月讨论社会改造问题时，就提议成立一个宗旨趋向相同的新文化期刊的联合机关，提出知识分子为“社会服务”的口号，号召青年学生“我们的将来在田间，在工厂里；我们的朋友乃是可爱的农夫，乃是自食其力的工人”。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提出，进步青年“去学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去教育他们，指导他们，把他们的思想改造，迷梦警醒，同时并把他们的生活改造”[209]。他负责编辑的《人道》着力宣传以人道主义来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觉悟社在其宗旨中揭橥“互助”“改造”的旗帜，强调以思想改造为主。可以说，“到民间去”是在各团体的社会改造精神的基础上，综合与会代表的意见而提炼出来的共同口号，并正式确定为五团体乃至更多青年团体的努力目标和方向。
“到民间去”也是实现《改造联合约章》规定的“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的方法或手段。鉴于此前宗旨相同的各小团体长期以来各不相谋，不能互通声气而为共同活动，使种种改造活动成为空谈梦想，“改造联合”旨在克服各小团体势孤力单，各不相谋的散漫状态，“切切实实做点事”，联合实行社会改造。“况且联合的团体愈多，我们的共同目的愈加简单，我们向此目的的实行力愈加集中，我们共同努力的效果或者可以愈加实在，我们达到最高理想的距路也就近了一程”。可见，组织“改造联合”的目的，在于联合宗旨相同的团体，切实从事改造运动，以“民间”作为改造社会的起点，“到民间去”为各团体改造社会的统一路径与具体方法。“到民间去”作为共同口号，显示了京津地区青年进步团体的联合态势，表达了各团体朝着实现社会改造这一最高理想而共同努力的路向和决心，成为团体联合改造的核心内容。
不仅如此，“改造联合”会议提出了确定少年中国学会主义的要求。“改造联合”旨在结合各地革新团体实行社会改造，因而在各团体分工互助中就难免地存在着各团体的改造与联合团体的改造之间的矛盾。虽然各团体宗旨相同，即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或实现的理想大致相同，但是具体实现各自宗旨的手段、方法与步骤并不一样，而主义是实现理想的工具与手段。在各团体的最初理想与联合团体的最高理想的关系上，虽然各个团体所悬理想存在远近高低之别，但在一个最高的共同理想之下，只要切实从事改造运动而不是流于空谈，就有俾于社会改造事业。《改造联合宣言》明确表示：要实现共同的最高理想，必须有共同的主义。在社团宗旨相同的前提下，共同理想虽说并不要求以最高理想来改变各团体的理想，但是共同主义势必或局限或推动各社团原有主义，自然要影响到各社团成员的具体的行动。
于是，李大钊在8月16日五团体的聚会上提出了标明主义的问题。《少年中国》月刊是这样报道的：“李君（李大钊）提议各团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间此后似应有进一步的联络。”[210]这是目前所见李大钊就“改造联合”提出主义要求的最原始的记载，因为《少年中国》的“会务消息”栏是由参与“改造联合”会议且向来与李大钊思想倾向一致的陈愚生负责编辑的，应当是相当可靠的。就文字来理解，标明主义在各团体内部是为了统一会员思想，在联合团体则是为了进一步联络与共同行动。从具体要求与步骤来看，应当是各团体已有了主义的将主义明确地标出来，没有主义的则明确自己的主义。这是对参加联合各团体的一致的要求。李大钊在提议中列出应该标明少年中国学会主义的三个理由：一是其他小团体都有自己的主义作为“鲜明之旗帜”；二是学会已经进行了两年的主义研究，确立主义的条件已成熟；三是标明主义便于对内统一思想与对外联合行动。就无数小团体有“鲜明之旗帜”这一层来讲，此乃李大钊提出“少中”标明主义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外部因素，自然不容忽视。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提出要确定学会的共同主义，其可供选择的解释就是改造联合的需要，即以联合为契机，推动学会标明主义的进程，实现学会性质的转变。
（3）“改造联合”对学会的影响
“改造联合”对少年中国学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以“改造联合”为契机推动了会务的发展，也成为学会在1920—1921年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表现。“改造联合”对于学会会务的推动，表现在八九月间北京会员多次参与讨论联合与改造诸问题，尤其是李大钊等代表学会参与“改造联合”会议，《少年中国》月刊进行舆论宣传，已如前述；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武昌改造同盟的成立。据《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的报道：“武昌有许多小团体，他们每个团体人数都少，程度亦幼稚，但他们却一样是有志改造社会，而且彼此有几分了解。本年九月间，因北京各小团体有改造联合的动议，少年中国学会陈愚生通知了他们，他们因有发起同类联合的意思。”10月3日，日新社、互助社、辅仁社、利群书社及人社等社团的部分社员，在利群书社开改造同盟发起会议，定规约七条。有论者指出，改造同盟是恽代英等人社团思想具有政党内容的标志，是“结一个死党”（以实现事业）思想的直接行动，也是他们企图扩大组织、改革社会的一种尝试。[211]其实，陈愚生对于武昌改造同盟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是参加北京改造联合的“少中”的代表，更是学会第一届执行部的副主任，在主任王光祈1920年3月赴欧洲后代理其职务，又是第二届执行部主任，在北京发起组织“改造联合”后，以学会总会名义通知武汉会员恽代英等人，要求发起同类联合。从北京与武昌的两个规约的比较可知，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从团体的入会退会到会议联络、通信等具体内容也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武昌改造同盟没有标明组织宗旨，似是接受北京总会所定宗旨之意；二是明确利群书社是同盟的中心，具体负责收捐款、筹备开会，其发行的《互助》负责搜集同盟报告及其有价值的讨论文字。这一点比北京“改造联合”中《少年中国》的职责更明确。可以说，作为武昌地区小组织联合的标志，改造同盟是“少中”直接影响与推动的产物。
另一方面，由“改造联合”引发了学会的共同主义的争论，成为导致学会分裂的最大原因。陈愚生在1921年7月南京年会上说，学会“在最初组织时，原不求大家主义相同。自去年与其他团体接洽，他们都有一定主义，于是我们遂发生需要共同主义的要求”[212]。李大钊虽然在“改造联合”过程中没有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共同主义，但他早在1918年底就在北京会员中宣传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提出标明主义问题后积极推动学会确立以社会主义为共同主义，试图改变学会为社会主义团体。张申府在“改造联合”会议之后的9月20日，给学会发出一封公开信，主要目的“是希望把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辩论引向有利于政治参与的方面，特别是共产主义”[213]。他主张废国、减产、绝婚姻，“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更要绝对信奉”。而且要将它作为改造现社会的工具，“吾绝对相信救治今日的病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14]同年12月，刘仁静与恽代英通信讨论学会主义问题，提出要考察中国的制度风俗习惯，用原来信奉的主义作参考，确定一个共同的主张。他认为，学会当时的任务就在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实际来寻求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215]而且，张申府、刘仁静出于对学会主义现状的不满，相继要求退会，或者说是以退会胁迫学会确立共同主义。总之，在李大钊提议标明学会主义之后不久，北京会员主张鲜明地标出学会主义，部分会员对以社会主义为共同主义的要求也相当高，甚至以改造学会为政治团体而努力。可以说，李大钊在改造联合会上的提议以及刘仁静、张申府等人标明共同主义的要求，把吴淞会议上确定学会共同主义的时机与预设提前了。这也表明，学会内自由研究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学理研究与预备实验，已经创造了学会确立主义的有利条件。而共同主义的问题，同时也直接造成学会性质转变或者学会分化的危机。
3.参加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2年8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的“民权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公开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一种尝试。[216]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等人是主要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学会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力争民权运动。
（1）参与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
1922年直奉战争结束后，独掌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政府提出“恢复法统”，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准备召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北京各界人士乘机要求在宪法上规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于是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其发起人为李石曾、王法勤、王用宾、胡鄂公、焦易堂、彭邦栋（以上五人为国会议员）、李大钊、王士杰、高一涵、皮宗石、周鲠生、张竞生、马叙伦、黄侃、马裕藻（以上为北大教授）、邓中夏、杨钟健、朱务善、范鸿劼、黄日葵、范体仁、杨副时、高君宇、李世军、韦青云、许孝炎、邓文、范予遂等（以上为各大、专学校学生）等，于8月15日在湖南会馆开会，选出李大钊、李煜瀛、邓中夏、胡鄂公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217]发起人中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
8月20日，缪伯英、罗澄、邓飞黄、高君宇、范鸿劼等十余人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扩大人民权利，保障宪法，扫除民权障碍，贯彻民主政治为宗旨，在北大第二院召开筹备会议，到会者近百人，首由发起人代表郭春涛说明发起此会之宗旨及经过后，众遂推高君宇为临时主席。会议讨论了组织名称、宗旨及组织活动等项，经两小时之久，最后乃推定杨廉为筹备主任，范鸿鹄［劼］、刘仁静、高尚德、邓飞黄、缪伯英、罗澄、刘范科、蔡和森等8人为筹备员，起草章程，筹备开成立大会事务。“闻该会纯取公开态度，凡有志争民权者，皆可加入云。”[218]筹备员中刘仁静、高君宇等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
8月24日下午，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首先由杨廉代表筹备委员会报告同盟成立经过，邓中夏将《简章草案》逐条向大会宣读，提请与会者讨论。会上通过大会宣言，并通电全国。宣言提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实行普通选举，制定劳动保护法，男女平权四大政治要求。会后，选出各股职员：主席邓中夏，副主席杨廉，文书股杨钟健、章廷谦，庶务股罗澄、刘俊，交际股何孟雄、郭春涛，宣传股范鸿劼、杨廉，编辑股罗章龙、邓飞黄，法律委员会周长宪、林素园，劳动委员会邓中夏、刘明俨，筹款委员会李骏、缪伯英。为了扩大宣传，唤起人民觉醒，大同盟决定出版刊物，定名为《民权》，由邓中夏、范体仁负责出版发行工作。
由此可见，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李大钊、邓中夏、杨钟健、朱务善、黄日葵、高君宇等人参与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在成立大会上李大钊、邓中夏等15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所以有人说，民权运动大同盟有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在里边做骨干。[219]而且，少年中国学会加入民权运动大同盟。据《晨报》报道，民权运动大同盟自成立以来，加入者异常踊跃，达数百人。日内将举行公开讲演，以讨论各种——争自由运动、普遍选举运动、劳动立法运动、男女平等运动——之方法，并举行游行讲演及庙会讲演，以惊醒市民之迷梦，而得大多数之同情。[220]该同盟这次运动联络各团体作一大规模的运动，闻加入者已有平民阶级大同盟、少年中国学会、国民裁兵促进会、新潮社数十团体，在双十节国庆日举行游行示威，露天讲演，分发传单，对军阀和国会加以警告。[221]可见，不仅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参与发起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活动，少年中国学会也加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
在推动民权运动大同盟方面，邓中夏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亦作出了许多努力。1922年9月24日团中央执委会议上书记报告：北京邓中夏同志来信促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并附有民权运动大同盟大纲和宣言各一份。议决民权运动大同盟由中央通告各地方团和共产党支部合力进行，联合各处各团体，发起组织之。[222]9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就“民权运动大同盟”一事发出第22号通告，要求全国团员加入“民权运动大同盟”。通告指出，现在北京同志已经首先在北京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组织，并公布其大纲和宣言，邀请全国的人民一齐加入去干。中央议决团员同志加入这个运动的必要，并且得承认其大纲和宣言。使这个运动的组织一致和民众的势力集中，尤其是这种群众运动的最要条件。[223]1922年10月15日，邓中夏草拟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宣言》在《先驱》第12号全文发表。宣言称：“我等人民困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种种强权者的非法摧残，其痛苦已达极点！同人等于忍无可忍之余，起而组织这个‘民权运动大同盟’，冀得伸张民权，以解厄运”，“我们‘民权运动大同盟’，就是以伸张民权，铲除民权的障碍（即军阀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职志”，“我们揭橥的四大标的，就是：（一）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有绝对自由权；（二）普遍选举；（三）劳动立法；（四）男女平权”。宣言号召全国青年：“宪法是人民的权利保证书，我们该乘此国会重行制宪的时候，来作一番争夺民权的运动。”宣言经过团刊《先驱》的宣传，进一步扩大影响，成为全国性民权运动的指导思想。
（2）参与力争民权的活动
1923年2月3日，民权运动大同盟、北大学生干事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40多个团体联合在北河沿举行会议，讨论对于时局的态度，决定开展以“推翻军阀政治、建设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废督裁兵，教育独立”运动。
1923年2月7日，邓中夏与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杨廉、阮永钊等参加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筹备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中国学会等十余个团体的代表开联席会议，讨论援助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事宜。会上大家认为“此事为国民争自由运动之发端，非仅京汉工人之自身问题。当议决向全国各方面积极的大规模的活动，以援助赤手奋斗的京汉工人”。一致议决：一、由李大钊草拟，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发出快邮代电，通告全国各工团起而援助，为一致之行动；二、派朱务善、罗章龙到郑州，张国焘到长辛店，在工人补习学校内或化装从事鼓吹工人坚持八小时工作，增加生活费，恢复总工会等条件，并代拟各文件；三、致函天津、济南、郑州等各学生团体、所属劳动组合书记分部，出全力以助长此次罢工风潮；四、推定宋天放、范鸿劼、邓飞雄、张济海、郭春涛、刘仁静等分别向未罢工各路工会，出面提倡罢工，以与京汉表同情，并由在京同志担任代拟工人一切种类传单，由北大印刷部印就，陆续寄发，一面进行募捐事宜。五、积极筹款，为京汉工人提供经济援助。并当场推定委员七人，执行议决事项。决议通过发表宣言、组织游行示威和筹款援助等办法，向全国各方面进行积极的大规模的活动，以援助赤手奋斗的京汉工人，并决定派代表慰问罢工工人。决定成立“铁路工人后援会”，“向全国各方面为积极的大规模的活动，以援助赤手奋斗的京汉工人”。[224]
1923年5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一国民大会。到会团体有劳动组合书记部、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少年中国学会等40余团体及高师、北大等30余学校，约计五六千人，韩麟符为主席，何孟雄、高尚德等十余人发表演说。会议通过五项决议：（一）拥护工人集会结社及罢工之自由，恢复被封工会；（二）推倒张内阁并严惩张绍曾、刘恩源、彭允彝、程克等；（三）革除国会中被政府收买之不良分子；（四）请国民一致努力收回旅大及片马；（五）严惩“二七”屠杀祸首。[225]
1923年8月21日，北京的新潮社、晨报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宗教大同盟，改造同盟、新中学会、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社、平民阶级大同盟、共进社等14个团体700余人，在北大三院召开欢迎苏俄代表会。苏俄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俄国社会近况，与会同志受到很大鼓舞。
1923年10月10日，民权运动大同盟联络在京的平民阶级大同盟、少年中国学会、国民裁兵促进会、新潮社、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劳动组合书记部、共进社等70多个团体，在双十节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国民裁兵游行示威运动，参加游行的群众达两万多人。[226]
1923年2月3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平民阶级大同盟、北大职员校务协进会、直隶教育改进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俄协进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共进社、民治主义同志会、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监督会团、北大学生干事会、北京学生联合会、唯真学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劳动组合书记部等40余个团体，在北京开会讨论应付时局之办法。结果决定以推翻军阀，建设真民主政治为宗旨。并决议：（一）推翻现国会；（二）废督裁兵；（三）教育独立；（四）联络团体至相当时期开一国民大会。[227]
由上可见，少年中国学会作为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成员，不少会员参与民权运动大同盟活动，力争民权。
4.参加非宗教大同盟
少年中国学会加入非宗教大同盟，成为非宗教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非宗教大同盟于1922年3月12日在北京发表公电，称发起组织该同盟是“依良心之知觉，扫人群之障雾，本科学之精神，实进化之光华”，发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228]其着眼点在于宗教与科学真理不相容，亦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少年中国》月刊第三卷七期刊登了《本会响应非宗教同盟之通电》，原文如下：二十世纪科学昌明，宗教势力何能存在？本会宗旨系“本科学的精神”，对于此非科学的而满带迷信臭味之宗教，自在反对之列。非宗教大同盟登高一呼，誓破迷毒。本会闻之，不胜欣喜。自当力尽绵薄，誓为后盾，以期障雾扫尽，文化昌明。尚祈国内外各同志一致奋起，共图进行，无任盼祷。[229]首次公开表明学会对非宗教运动的态度。在1922年7月杭州大会上，左舜生报告一年来学会趋势时明确说，学会已感觉有同其他方面发生关系的必要，故参加此次反基督教同盟大会，并成为宗教同盟之一员。[230]从左氏总结及团体的行动可以看出，“少中”同其他方面发生必要关系主要指这些政治性质的组织或政治运动，表明“少中”以非宗教运动开其端，转向政治运动。
此外，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许多非宗教的演说、声明和电文，用舆论推动非宗教运动。学会在非宗教运动中的具体活动和影响，容后详述。
5.派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为推动各国革命、抵制与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少年中国学会派高君宇出席会议，在会上宣传少年中国学会的主张。
（1）高君宇代表学会出席大会
据罗章龙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代表当时一再强调，各党派各民众团体都要有代表，特别注意要容纳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231]少年中国学会评议部讨论决定派高君宇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开出介绍信，内容如下：
远东民族问题讨论大会诸君：
我们十分欣喜接收你们约我们赴会的召请。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目的，是要从旧中国里奋斗出个少年中国来。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达到她的方法，完全是依据着科学的安置及指导；所以凡是企图从颓败的旧社会里另建安适的秩序的运动，我们对之莫不深表同情，我们现在特举我们的会员高尚德君代表我们到会；我们很希望他能表示出我们为国际努力的垦忱，并希望他能给我们带归好多需要的训练及材料。我们谨预祝此会的成功！
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
北京，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五日[232]
高君宇于1920年10月底动身赴苏俄，11月7日到达满洲里中苏边境，13日到达伊尔库斯克。他当天用英文填写“代表调查表”，其中填写内容有“现有什么委任状：少年中国学会”，“委任状签署者：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杨钟健”，“属什么党派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233]
1921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高君宇当选为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代表资格。主要工作一是填写《远东共产革命党代表大会代表调查表》；二是由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公布各国代表团政治文化状况调查表，对各国代表的成分、党派和教育程度进行归类和统计；三是填写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中国代表团年龄状况统计表。[234]
高君宇还代表少年中国学会于1922年1月24日上午在第四次会议上发言，主要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提出中国工农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而且受到本国资本家和军阀官僚的统治。因此，中国民众的境遇是十分艰难的，所以中国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谋求中国人民的经济解放，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中国人民能摆脱外资的控制，其他民生问题也迎刃而解了。他首先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强调随着外国在华资本的增加，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觉醒并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起来公开与外国压迫者斗争，反对外国干涉。接着，介绍中国的经济形势的背景，涉及大工业、财政和财政政策、农民状况、纺织业等方面。“整体上说，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呈现出的是一幅受到残酷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前所未有剥削的图景。正在举行的代表大会应当指定出一个使我们摆脱这种羁绊的办法。我们在这里的所有代表一致认为。我们代表的是那些完全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同志们，我们希望你们，与会代表们，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寻求行之有效的使我们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办法。”最后，高君宇还应代表们的要求，介绍了银行团的历史及其影响，指出，“它（银行团）没有建成乃是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利益的分歧。华盛顿会议的召开部分地是想达到启动银行团的目的”。[235]
学会派遣高君宇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视为学会对外联系的重要事件之一。在1922年7月杭州年会上，左舜生报告上次年会以来的会务情形，说道：“又如去年在俄罗斯的莫斯哥京城所开的民族自决大会以对抗同时在华盛顿招集的太平洋会议的远东各民族参与的会议，本学会亦由评议部议决派人出席大会。”[236]
（2）对大会精神的宣传及其影响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初步提出了建立国际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和国内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代表回国后一起向中共中央汇报和宣传这次大会精神，中共中央据此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社会主义各团体召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37]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共产主义派在1922年6月1日向杭州年会提交《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并且在学会内率先倡导建立“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这不仅对宣传《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及其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主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学会尤其是杭州年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君宇在学会内宣传贯彻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精神，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在1922年7月的杭州年会上，讨论学会近来争论最为激烈的政治活动问题，左舜生、郑伯奇、田汉等都主张对当时的时局应该表示明确的态度，一是借力舆论，推倒军阀；二是对于倒军阀的团体在精神上予以积极的援助。高君宇发表长篇大论，大意是说：“我们的团体非有明白的主张不可。这种主张就是主义。我自身是信马克斯主义的，去年便已如此想，并希望学会采取马克斯主义。我相信无明显的主义，便不能做出什么事业。就目前而论，采明显的主义虽是不可能，而采取共同的趋势却是必要，并且可能。”就对于时局的态度，高君宇明确表示：“我们对时局的态度，当脚踏实地，根据于目前的政治及经济的实况。就现状言之，中国所有者［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外国资本家除经济的侵略，并利用政治以达他们的目的。结果中国的政治陷于半独立状态中。因此除反对军阀以外，我们应于任何可能范围内揭示帝国主义的恶魔，美国亦在反对之列。至于倒军阀的方法，第一步就是用舆论唤醒国人对军阀的意识的反抗。凡是赞成民治主义者，我们都当表同情，并监督他们不许与军阀联合。我们更不能赞成小资本主义的妥协主义。”据《杭州大会纪略》，高尚德发表了他的意见以后，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讨论，结果通过学会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为实现此种目的，本会以舆论及其他方法，为独立的活动。同时国内外任何团体，凡实际上能作此种民治主义的革命运动者，本会于必要时得与以实际的协力。”对于学会的主义问题，左舜生提议：“我们仅能揭明希望的趋势，而不能确定什么主义。”“富有弹性的列举，把各会员心目中理想的少年中国所当具有的特色胪列出来，然后抽出共同点作为全体活动底共同目标。”高尚德赞成左舜生的提议，并列举他的意见：（a）反资本主义；（b）反对个人主义的运动；（c）表同情于第四阶级。据《杭州大会纪略》可知，对主意问题讨论多时，大众统赞成左舜生的提议。[238]显然，高君宇在发言中宣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精神及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精神，学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对政治的态度，基本上接受和体现了他的发言精神。由此可见高君宇对杭州年会及学会发展的影响。
由上可见，少年中国学会的对外联络和宣传活动，是学会对外会务活动的主要表现，适应了创造“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需要，也顺应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扩大学会的社会影响的同时，也加快了学会从社会活动团体向革命团体的演变。随着创造“少年中国”从理想进入实际运动，会员纷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学会允许的政治活动，部分会员甚至参加学会限禁的政治运动。学会也开始从学术团体向社会活动团体甚至政治活动团体转变。
【注释】
[1]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2]常燕生：《从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国学会》，载左舜生等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第25页。
[3]左舜生等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第22页。
[4]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5]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下），《少年中国》第2卷3期，1920年9月15日。
[6]《会务纪闻》，《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18页。
[7]曾琦致左舜生，《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8]《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9]本社同人：《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
[10]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15日。
[11]闻天：《非宗教运动杂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4月6、16日第2版。
[12]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26页。
[13]宗之櫆致编辑诸君，《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14]罗世嶷：《化学的改革与物质的新生》，《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15]周太玄：《学会的四种特性》，《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16]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
[17]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18]张君劢：《我从社会科学跳到哲学之经过》，《再生》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19]王光祈：《留学与博士》，载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第461—462页。
[20]王光祈：《旅欧同人的使命》，《旅欧周刊》第42号，1920年8月28日。
[21]王光祈：《教育家对于中国现状应有的三大觉悟》，载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第329—330页。
[22]《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23]王光祈：《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载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第678—679页。
[24]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22页。
[25]王光祈：《本会之发起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20页。
[26]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33—39页。
[27]王光祈致子章，《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27—28页。
[28]《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29]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9页。
[30]方东美来信，转引自郑伯奇致会员同志诸兄，《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15日。
[31]《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32]《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33]原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
[34]《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35]《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36]杨钟健致会员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37]《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3期，1921年10月1日。
[38]《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5期，1921年12月1日。
[39]《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5期，1921年12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1日。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340—341页。
[41]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68—69页。
[42]李璜致润屿兄，《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15日。
[43]《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44]《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1日。
[45]《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1日。
[46]谢觉哉日记编辑组：《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62页。
[47]据恽代英1921年11月致杨效春及致杨钟健信，在武昌期间他没有接到一纸关于各科研究会的报告，在川南师范也没有接阅，析其原因，“以前是在假期之中，会员分散迁徙，研究会不易进行，亦不为怪”。在川南则因兵事与交通关系，函札往来迟滞，故函执行部及左舜生辞研究会促成员之职，又致杨钟健及其他评议员商议荐举陈启天以代。（见《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第318，321页。）但陈启天在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大致推断研究会活动基本上没有开展。
[48]李璜：《社会主义与个人》，《少年中国》第4卷第1期，1923年3月。
[49]李璜：《社会主义与社会》，《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1922年5月1日。
[50]李璜：《社会主义与社会》，《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1922年5月1日。
[51]《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52]《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
[53]《北京方面的报告》，《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54]少年中国学会编：《会务报告》第1期，第23页。
[55]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11—12页。
[56]《讲演会纪事》，《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57]苏甲荣：编者按，见《宗教问题号（上）》，《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58]《北京总会的报告》，《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59]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60]王光祈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61]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62]本社同人：《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
[63]《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64]郑忠富：《南洋七州府调查记》，《少年世界》第1卷第12期，1920年12月。
[65]《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1920年4月15日。
[66]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载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第22—23页。
[67]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1日。
[68]王光祈：《我们的工作》，《少年中国》第4卷第1期，1923年3月。
[69]“舜生附志”，载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6期，1922年1月1日。
[70]王光祈：《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的感想》，载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第574—576页。
[71]王光祈：《我们应该怎样运动》，《少年中国》第4卷第5期，1923年7月。代英：《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中国青年》第53期，1924年11月15日。
[72]《郑伯奇等的提案》，《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73]唐启宇：《新时代之农人》，《少年世界》第l卷第3期，1920年3月。
[74]唐启宇：《青年男女农业竞进团》，《少年世界》第1卷4期，1920年4月。
[75]唐启宇：《农村交通的改良与村落文明》，《少年世界》第1卷第9期，1920年8月。
[76]唐启宇：《农业机械对于生产及工作之影响》，《少年世界》第1卷第12期，1920年12月。
[77]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78]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79]王光祈：《傅立叶的理想组织》，《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1922年4月1日。
[80]代英：《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中国青年》第53期，1924年11月15日。
[81]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上），《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82]周太玄魏时珍宗白华王光祈致本会同志诸兄，《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15日。
[83]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www.zuozong.com)
[84]《会务纪闻》，《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85]以曾琦为例，他自己历数1910—1924年间从事办报之经过，创办之报有重庆《民国日报》、重庆《群报》、上海《救国日报》；就聘之报有成都《四川公报》、成都《西方日报》、上海《新闻报》；投稿之报有《成都商报》、《成都商会公报》、《两顾报》、《成都群报》。投稿之杂志有《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航空杂志》《孤军杂志》、巴黎《旅欧周刊》、上海《民心周报》、巴黎《先声报》等。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第97—98页。
[86]王光祈：《自序》，载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第2页。
[87]参阅秦贤次《少年中国学会始末》，（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1979年7月，第21页。
[88]韩立文、毕兴主编《王光祈年谱》，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第39页。
[89]1918年3月27日成立华瀛通讯社大会，讨论章程，选举理事。曾琦报告筹备经过情形及应讨论之要件。沈云龙编：《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第15页。
[90]王光祈：《自序》，载王光祈著《王光祈旅德存稿》，中华书局，1936，第1页。
[91]《会务纪闻》，《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92]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
[93]徐彦之致若愚慕韩，《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94]《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载《晨报》1920年lO月7日第3版。
[95]徐彦之：《济南两则见闻记（四）》（续），载《晨报》1920年2月1日第6版。
[96]《济南特约通信：山东的文化运动》，《晨报》1919年12月28日第3版。
[97]如在香港的吴玉章、在法国的李石曾及与周太玄同船的伍朝枢和郑毓秀都是主要的赞助人。
[98]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545—546页。
[99]曾琦：《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100]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63页。
[101]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72—74页。
[102]王光祈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诸兄，《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103]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64页。
[104]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载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中华书局，1924，第15—21页。
[105]周光煦：《世界文化与民族特性》，《少年中国》第4卷第6期，1923年8月。
[106]郑伯奇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107]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108]苏甲荣：《文化运动——教育的扩张》，《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
[109]《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10]宗白华：《自德见寄书》，《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2月11日。
[111]原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112]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113]《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14]叶隽：《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85—186页。
[115]《南京的追悼会》，载左舜生等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第107页。
[116]《新书介绍》，《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117]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63页。
[118]原载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5日第7版。
[119]《文化书社缘起》，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第7版。
[120]《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等编《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第281页。
[121]宫廷璋：《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载《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彰文印刷局，1925，第72页。
[122]《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晨报》1920年10月7日第3版。
[123]李良明、钟德涛主编：《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61页。
[124]《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
[125]郑伯奇致会员同志诸兄，《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15日。
[126]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127]《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28]《会务纪闻》，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21—22页。
[129]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64页。
[130]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
[131]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
[132]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65—66页。
[133]《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34]“广告”，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4期，1919年6月1日，第52页。
[135]《会务纪闻》，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1期，1919年3月1日，第24页。
[136]《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1920年4月15日。
[137]《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1920年4月15日。
[138]《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139]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第10—11页。
[140]恽代英致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141]《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142]《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43]《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
[144]《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45]《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3卷第7期，1922年2月1日。
[146]《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147]黄仲苏：《本会第五届年会记略》，少年中国学会编《会务报告》第1期，少年中国学会发行，1924，第6页。
[148]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260—261页。
[149]参见《少年中国》第4卷第4期，1923年6月。
[150]王光祈致太玄幼椿慕韩调元诸兄，《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151]《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15日。
[152]少年中国学会编：《会务报告》第1期，少年中国学会发行，1924，第26页。
[153]“广告”，《少年中国》第4卷第11期，1924年3月。
[154]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的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
[155]参阅秦贤次《少年中国学会始末》，（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1979年7月，第21页。
[156]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157]郑伯奇致会员同志诸兄，《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15日。
[158]恽代英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159]刘仁静致恽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160]刘仁静：《对学会的一个建议》，《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161]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1920年2月15日。
[162]《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63]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
[164]王光祈：《我们的工作》，《少年中国》第4卷第1期，1923年3月。
[165]刘仁静：《对学会的一个建议》，《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166]《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167]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最近的进步》，《先驱》第10期，1922年8月10日。
[168]《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169]《本会近事记》，《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170]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启事三则》，《会务报告》第1期，1924年，第16页。
[171]原载《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
[172]刘仁静：《对学会的一个建议》，《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
[173]舒新城：《我和教育》，中华书局，1945，第269—270页。
[174]俞劲：《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89页。
[175]李永春、郭汉民：《曾琦“少年中国”理想的渊源》，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年1期。
[176]沈云龙辑：《曾慕韩（琦）先生遗著》，（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44页。
[177]黄仲苏：《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左舜生等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附录”第3页。
[178]王光祈：《我们的工作》，《少年中国》第4卷第1期，1923年3月。
[179]《李大钊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482页。
[180]关于游日团成员的组成，徐彦之1920年4月7日致胡适的信说：“派代表到日本去的事情，曾经和志希（罗家伦——引者注）几个人商议了一次，到了用人才的时候，真觉得人材不够用。我们想要各具三种特长，才可以去。一能作文鼓吹，二能演说动人，三善交际。这人材实在难得，不得已，能有一长，几个人拼起来也可以的。于是我们预备在最近十天之内，把此间事情理了手；再一礼拜或十天，预备点材料，作文和演说用的；在五月十日以前，可以到日本。预备三四个人至多不过五个，是谁还不能确定：规［定］了再和先生说。”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2册，黄山书社，1995，第94—98页。
[181]《本校之赴日考察团》，《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1日第2版。
[182]《会务报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
[183]本报驻日特约通信员晋青：《留日学生国耻会盛况》，《民国日报》1920年5月14日第3版。
[184]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85]（日）小谷一郎、刘平合著：《田汉在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501—502页。
[18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91页。
[187]《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第3版。
[188]晋青：《中国学生团在日运动所得的教训》，《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6月11日第1版。
[189]《北大游日团与日本思想界》，《晨报》1920年6月15日第3版。
[190]《北大游日学生团近讯》，《民国日报》1920年5月8日第6版。
[191]《留日学生与国耻》，《晨报》1920年5月13日第6版。
[192]晋青：《中国学生团在日运动所得的教训》，《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6月11日第1版。
[193]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9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第94，54页。
[195]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196]楚伧：《对日交换意见底评论》，《民国日报》1920年5月20日第3版。
[197]晋青：《中国学生团在日运动所得的教训》，《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6月11日第1版。
[198]（日）小谷一郎、刘平合著：《田汉在日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502页
[199]《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
[200]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20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3页。
[202]王世儒、闻笛编：《我和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255页。
[203]《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15日。
[204]《会务报告》，《少年中国》第2卷第4期，1920年10月15日。
[205]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155页。
[206]马连儒：《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创始录》，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第144—145页。
[207]周太玄：《悼陈愚生》，《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1924年2月。
[208]少年中国学会编：《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2期，1919年4月1日，第7—8页。
[209]陈福康编著：《郑振铎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第25、27—28页。
[210]《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
[211]田子渝：《武汉五四运动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94—195页。
[212]《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
[213]（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第110页。
[214]中国社会科学现代史研究室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第144—145页。
[215]刘仁静致代英，《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216]参阅李永春、黄海林：《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及其活动述略》，《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
[21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86—187页。
[218]《民权运动大同盟将成立》，《晨报》1922年8月21日第3版。
[2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1015页。
[220]《民权运动大同盟之进行》，《晨报》1922年9月5日第3版。
[221]《民权运动大同盟之进行》，《晨报》1922年9月26日第3版。
[22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议记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1期。
[223]原载《先驱》第16期，1923年2月1日。
[224]《京汉路罢工中之惨剧》，《晨报》1923年2月8日第3版。《京内外各团体群起援助》，《晨报》1923年2月8日第3版。
[225]《五一节之国民大会》，《晨报》1923年5月2日第3版。
[226]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第7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23页。
[227]刘文耀、杨世元编：《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101页。
[228]《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晨报》1922年3月12日第3版；《民国日报》1922年3月21日第3版。
[229]《本会响应非宗教同盟之通电》，《少年中国》第3卷第7期，1922年2月1日。该期标明出版时间为2月1日，实际出版约在4月。
[230]《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231]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75—176页。
[232]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中共首次亮相国际政治舞台档案资料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52页。
[23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809页。
[234]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35]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7辑，第729—732页。
[236]《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23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第118、119页。
[238]《一九二二年杭州大会纪略》，《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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