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既表现在《左传》等史书和儒、墨、道、法学派的著作中对兵学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论述，更体现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书的纷纷面世。它们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子论兵之作的丰富和兵书理论体系的完善，在当时是互为关系、相辅相成的，即兵书的发展，给予诸子兵学思想的成熟以有力的推动；而诸子的基本理论，又对兵学文化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国晚期文化上的重大特征之一，是学术兼容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如《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等，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不同政治文化信息。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比较集中地体现为在战国兵书中，较多地带上政治伦理学的色彩，这是由中国古代学术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因为政治、伦理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254]，就是这个含义。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这一基本特色：“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255]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战国兵书注重将兵学问题较大限度地从属于政治伦理学的主体，换言之，就是使其许多兵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诠释。战国兵书中都有大段大段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述，而且一般都放在全书的首篇或靠前位置，如，《司马法》的《仁本》《天子之义》，《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战威》诸篇，《孙膑兵法》中的《见威王》，《六韬》中的《文韬》，《吴子》中的《图国》，等等，就是明证。它们均不是纯粹从兵学的角度立论，而是从政治学的本体基础上对兵学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总结。这应该说是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构建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
儒、道、墨、法、名、阴阳这六家是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学术流派，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中对诸子学说的汲取和提炼，也主要表现为对这六家学派思想理论的接受。
儒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显学”，它在社会中影响极大，它的基本精神对战国兵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儒家学说在战国时虽有孟、荀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如，思孟学派更为恪守孔子的立场，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重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和“礼教”的阐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严格等级名分，注重道德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重视“民本”，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等等。它们的影响所及，使得战国兵书普遍注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战国兵书指导原则上的浓厚儒学色彩。具体言之，即表现为当时兵书通常以儒学精神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
战国兵书中有关战争目的与性质的论述，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在把握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精神。它们对军事活动必要性以及根本宗旨之认识，基本上与儒家“吊民伐罪”的原则相一致。这就是《尉缭子》所说的“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256]。然而，它们同儒家一样，称赞寝兵息战为圣德之治，肯定“兵不血刃”而定天下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如《司马法》曰：“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257]《六韬》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258]《尉缭子》也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259]《孙膑兵法》亦指出一味依赖武力，频繁用兵，乃自取其辱之道，必然招致败亡：“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260]
战国兵书对于战争成败关键的理解，也大多本于儒家的看法。它们认为战争的成败得失，多取决于政治的清明与否，仁义礼乐的推行与否，如《司马法》曰：“以礼为固，以仁为胜。”[261]《尉缭子》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262]《吴子》亦强调：“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263]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战国兵书之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这是儒家思想对当时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这种“民本”思想，在《司马法》中的表述，就是“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264]。在《尉缭子》中，是：“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265]而《六韬》中则表述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266]战国兵书中这些渗透着儒学精神的“民本”概念，如果不单纯考虑其实施的效果，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那么就应该承认它含有相对的真理因素，值得后人借鉴和给予抽象的继承。
法家学说对战国兵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法家的要义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267]，倡导“信赏必罚，以辅礼制”[268]，主张“循名而责实”[269]，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法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为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治权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它比“迂远而阔于事情”[270]的儒学显得更为高明和理性。兵书要积极发挥自己适应治理阶层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汲取法家学说的某些内容。
从现存的战国兵书内容来看，它们都充分吸收了法家厉行赏罚的主张，极力提倡在军事活动中明赏严罚，以保证军队上下统一号令，强化军事纪律。这就是《尉缭子》中所言的“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271]。这里不仅讲求赏罚，而且将赏罚直接与奖励耕战结合起来，这与《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的思想实有相一致之处。另外如《六韬》中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272]《吴子·治兵》中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273]等等，也同样体现了法家的赏罚理论。从实际操作角度看，法家赏罚严明的主张的确符合军事活动的组织要求，因此为战国兵书所广泛吸收，其中尤以《尉缭子》一书最为显著。
战国兵书普遍强调军队的集中管理，主张以君权至上为军事活动的遵循规范，这显然是深受法家“尊主卑臣”“专制独断”理论的影响。《尉缭子》对这一问题是如此论述的：“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274]意思是说，最高统治者有主宰一切的权限，臣下只能毫无保留地为主上尽忠效命而已。《六韬》中所反映出来的集权思想更为深刻，它一再提倡君主千方百计巩固权柄，以便左右一切：“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其正也。”[275]这与法家慎到对“势”的论述如出一辙。其实，战国兵书中这种君权本位倾向的存在并不奇怪，因为时至战国封建专制主义日益成熟之际，兵书中贯彻专制集权的要求，乃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相一致的。
法家的“循名责实”理论，也为战国兵书所充分汲取和肯定。《六韬》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276]这就是要求在用人之时，必须严格职责权限，根据职责的名分，来考察其职责的实绩。这种辨名析实的军事管理手段，的确是法家“循名责实”理论的流韵余泽。
法家提倡极端专制主义，认为君臣之间、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相互的利害权衡取舍基础上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277]战国兵书也深受其影响，提倡在军事活动的人际关系问题上，利用人的私欲，利用人的好利本性，借满足人们的欲望，来达到战争的目的，为治理阶层服务。例如，《尉缭子》就主张：“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278]同时，它更强调封建统治者应努力使广大民众“去私”“无欲”，至少不敢“有欲”，指出：“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279]这实质上就是法家“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主张的翻版。总之，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受到法家学说的影响，乃是明显不争的事实。这与法家注重解决现实问题，适应当时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主义的需要这一特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道家的基本思想倾向，《汉书·艺文志》中有比较扼要而准确的表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280]具体地说，道家的要义大抵有四个主要层次，即：以“道”为主宰和天下万物所生本源的宇宙生成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转化、循环重复的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无不为”[281]，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的策略论；无为而治，“小国寡民”[282]的社会政治理想。其中清静无为，贵柔守雌，“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世原则和思维方式，尤其为人们所重视，被运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
战国兵书对道家的学说同样情有独钟，充分加以汲取。其中以《六韬》尤为突出。它们对神秘玄虚的道家语言多有搬用，以努力显示自己的深奥玄妙，不可捉摸。如《尉缭子》言：“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283]《六韬》亦曰：“至事不语，用兵不言……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而不制者，兵也。”[284]这种形式上的模仿还不是最主要的，更突出的是，《六韬》主张在治军、作战中贯彻“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计大利而不计小利：“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绩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285]并且认为这样做的有利之处就在于：“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无取于国者，取国者也；无取于天下者，取天下者也。”[286]而道家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后发制人策略原则，则更得到《六韬》的青睐：“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287]《尉缭子》也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288]在《孙膑兵法》中，更总结为“让威”的具体作战原则。
同时，战国兵书对社会动荡原因的分析，也常常采取道家学说的价值标尺予以衡量。如《六韬》说：“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289]这种评论社会问题的价值取向，同样表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过程受道家学说的影响之深厚。
其他诸家如墨家、阴阳家等，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也或多或少有所渗透和影响。概略而言，墨家的影响体现为战国兵书大多强调“尚贤”“节用”以及“兼爱”“救守”。而阴阳家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某些战国兵书也注重论述“五行”，谈说“六甲”，等等。《六韬》中有《五音》《兵征》诸篇，侈言“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云云，即是明证。
战国时代，由于诸子学说存在着一种相互兼容的总趋势，所以战国兵书对诸子学说的借鉴和吸收，就自然而然地体现为多元而混杂，很不纯粹。同一部兵书之中，往往既有儒、法的痕迹，也不时有道、墨的影子。有时甚至在同一段话中，各家学说的影响也交相混糅。例如，在《六韬·文韬·盈虚》中，所谓“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粱之饭，藜藿之羹”之类，是墨家的余泽；所谓“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乃是道家的流风；“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乃是法家的要义；而“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则又是儒家的面孔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充分表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实乃笼罩在诸子学说的氛围之中，可谓诸子学说在当时兵学领域中的一种信息传递。
综上所述，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都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和影响，其中尤以儒家与法家学说最为突出。这不仅表现为这两派学说的基本语言、概念范畴以及思想观点在战国兵书中出现的频率远较其他学派为高，而且也表现为它们在实质上决定了战国兵书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文化特征。具体而言，儒家学说为战国兵书规范了用兵的根本宗旨与目的，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以及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等问题。一句话，即儒家学说从总揽全局的高度，为战国兵书解决了政治原则问题，从而使战国兵书在哲理上获得了升华。而注重实事的法家学说，亦从政治操作的角度，为战国兵书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政治实践理论，并从实用的层次上满足了社会大变革条件下对兵书的要求。理想的境界与成熟的经验这两者的密切结合，互为弥补，这就是儒、法两派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渗透和影响。
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的影响，既然表现为诸子政治思想在兵书中的贯彻和落实，使战国兵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政治、伦理学的规范，那么它的历史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双重的性质。
一方面，由于战国兵书受到政治、伦理的规范，笼罩着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样，就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其兵学学术的独立存在价值，使得兵学沦落为政治的附庸。换言之，将政治与兵学问题加以等同的做法，显然是偏颇的。就认识论而言，这是片面、机械的；就实践而言，这又是迂腐、空疏的。同时，诸子学说影响渗透到当时的兵家著作之后，也使得后世兵家难以摆脱政治伦理精神的束缚，并使古代兵学的创造性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压抑。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兵学著作无有出《孙子兵法》之右者，以至产生“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290]这样的说法，其重要的原因恐怕一在于斯。
另一方面，战国兵书受到浓厚的政治、伦理的规范，也使它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战争的确是政治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伦理对于分析、判断战争的性质，理解战争的成败，认识战争的宗旨，都是有帮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国兵书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认识战争的基本规律，探讨战争问题，这一逻辑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它合乎理性思维的正常途径。同时，战国兵书吸收儒家学说，提倡仁义爱民，主张调和社会矛盾，使得其战争观具有温和、人道的色彩，这无疑是宝贵的识见，显示了对待战争应有的正确态度，对后人不无积极的启迪意义。而它们重视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同样是非常卓越的见解，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至于战国兵书吸收法家的实用政治学说，用来充实自己的治军、作战理论，乃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逻辑的合理性，在今天更有必要予以公正的评价。其他像道家、墨家、阴阳家学说对战国兵书渗透与影响的意义，也应作如是观。
总而言之，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深受诸子学说的渗透和影响，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对此，我们既不可简单贬低它的应有地位，也不应人为地拔高它的历史意义，而必须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缜密的分析和认真的总结。这是我们研究战国兵书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对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嬗变历史进一步进行科学认识的必要前提。
【注释】
[1]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954页。
[2]参见黄朴民：《春秋军事史·绪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吴如嵩、黄朴民、任力、柳玲：《战国军事史·绪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3]《过秦论》。
[4]《吕氏春秋·不二》。
[5]路迪民、王大业：《中国古代冶金与金属文物》，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6]《周礼·考工记》。
[7]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文物》1985年第8期。
[8]钟博超：《战国时期青铜兵器制作工艺研究》，《文物世界》2017年第5期。
[9]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文物》1985年第8期。
[10]《孙膑兵法·势备》。
[11]《战国策·齐策一》。
[12]《荀子·议兵》。
[13]江淹：《铜剑赞》，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6347页。
[14]《周礼·考工记·弓人》。
[15]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兼谈有关弩机、弓矢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16]林沄：《弩的历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17]《秦兵马俑专家首次“考古复原”2200多年前完整弓弩》，《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3月21日（第4版）。
[18]《左传·成公二年》。
[19]《墨子·公输》。
[20]《左传·成公十六年》。
[21]《战国策·韩策一》。
[22]《史记·苏秦列传》。
[23]《商君书·境内》。
[24]《战国策·韩策一》。
[25]《战国策·齐策一》。
[26]《史记·韩世家》。
[27]《吕氏春秋·不广》。
[28]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校注：《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283页。
[29]参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30]《孙膑兵法·八阵》。
[31]《吴子·图国》。
[32]《六韬·犬韬·均兵》。
[33]《战国策·赵策一》。
[34]《吴子·应变》。
[35]《通典·兵二·法制》，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全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3810页。以下《通典》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6]《战国策·赵策二》。
[37]《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8]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第304页。
[39]《吕氏春秋·论威》。
[40]何良臣：《阵纪》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六韬·犬韬·战骑》。
[42]白建钢：《秦俑军阵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43]《通典·兵一·叙兵》。
[44]《吴子·治兵》。
[45]吴如嵩、黄朴民、任力、柳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46]《蜀王本纪》。
[47]《战国策·燕策二》。
[48]《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初学记》卷二十五，等等。
[49]《战国策·燕策二》。
[50]《孙膑兵法·十阵》。
[51]《战国策·楚策一》。
[52]《战国策·楚策一》。
[53]《战国策·秦策四》。
[54]《战国策·齐策五》。
[55]《战国策·齐策五》。
[56]《史记·苏秦列传》。
[57]《战国策·韩策三》。
[58]《战国策·赵策二》。
[59]《史记·秦本纪》。
[60]《史记·张仪列传》。
[61]参见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
[62]《史记·商君列传》。
[63]《荀子·议兵》。
[64]《吴子·料敌》。
[65]《史记·张仪列传》。
[66]《汉书·地理志》。
[67]《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解》引注张晏说。
[68]《汉书·地理志》。
[69]《史记·苏秦列传》。
[70]《史记·苏秦列传》。
[71]《史记·苏秦列传》。
[72]《战国策·中山策》。
[73]《吴子·料敌》。
[74]《史记·张仪列传》。
[75]《史记·苏秦列传》。
[76]《史记·张仪列传》。
[77]《战国策·齐策一》。
[78]《史记·苏秦列传》。
[79]《史记·货殖列传》。
[80]《荀子·议兵》。
[81]《吴子·料敌》。
[82]《史记·高祖本纪》。
[83]《史记·苏秦列传》。
[84]《史记·苏秦列传》。
[85]《战国策·秦策五》。
[86]《吴子·图国》。
[87]《史记·苏秦列传》。
[88]《史记·张仪列传》。
[89]《战国策·赵策二》。
[90]《史记·张仪列传》。
[91]《汉书·地理志》。
[92]《战国策·赵策二》。
[93]《战国策·秦策三》。
[94]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3260页。
[95]《史记·张仪列传》。
[96]《史记·张仪列传》。
[97]《史记·苏秦列传》。
[98]《史记·苏秦列传》。
[99]《史记·苏秦列传》。
[100]《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01]《史记·张仪列传》。
[102]《史记·苏秦列传》。
[103]《史记·苏秦列传》。
[104]《吴子·料敌》。
[105]《史记·苏秦列传》。
[106]刘向：《战国策书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662页。
[107]《孟子·梁惠王上》。
[108]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9—150页。
[109]《荀子·王制》。
[110]《孙子兵法·九地篇》。
[111]《战国策·秦策四》。
[112]《孙子兵法·地形篇》。
[113]《战国策书录》。
[114]《韩非子·五蠹》。
[115]《史记·苏秦列传》。
[116]《韩非子·忠孝》。
[117]《史记·苏秦列传》。
[118]《史记·苏秦列传》。
[119]《战国策·赵策二》。
[120]《史记·李斯列传》。
[121]《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2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23]可参见孙闻博：《范雎“远交近攻”与秦对外战略的北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24]《史记·商君列传》。
[125]《战国策·秦策三》。
[126]《史记·张仪列传》。
[127]《史记·张仪列传》。
[128]《史记·张仪列传》。
[129]《史记·赵世家》。
[130]《史记·赵世家》。
[131]《战国策·秦策四》。
[132]《战国策·魏策四》。
[133]《战国策·魏策一》。
[134]《韩非子·存韩》。(www.zuozong.com)
[135]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540页。
[136]参见宋杰：《秦对六国战争中的函谷关和豫西通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13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100页。
[138]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2039页。
[139]胡阿祥：《兵家必争之地》，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140]《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贞《索隐》。
[141]《尉缭子·攻权》。
[14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143]《盐铁论·险固》。
[144]《吕氏春秋·孟冬》。
[145]《盐铁论·险固》。
[146]《博物志》。
[147]《战国策·韩策一》。
[148]《战国策·魏策一》。
[149]《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50]《孙子兵法·九地篇》。
[151]《战国策·赵策三》。
[152]《尉缭子·守权》。
[153]《尉缭子·兵谈》。
[154]《尉缭子·守权》。
[155]《战国策·齐策六》。
[156]《尉缭子·守权》。
[157]《尉缭子·守权》。
[158]《墨子·备城门》。
[159]《商君书·兵守》。
[160]《商君书·兵守》。
[161]《墨子·备城门》。
[162]《尉缭子·守权》。
[163]董说：《七国考》，中华书局，1956年，第135页。
[164]《史记·苏秦列传》张守节《正义》注引《竹书纪年》。
[165]《战国策·燕策一》。
[166]陈桥驿：《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733页。
[167]郝懿行：《竹书纪年校证》，见《郝懿行集》，齐鲁书社，2010年，第3936页。
[168]《史记·魏世家》。
[169]《史记·赵世家》。
[170]《史记·张仪列传》。
[171]《史记·匈奴列传》。
[172]《史记·匈奴列传》。
[173]《史记·匈奴列传》。
[174]《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工程》，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175]《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76]《周礼·夏官司马·叙官》。
[177]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3页。
[178]《战国策·齐策一》。
[179]黄朴民：《战国兵员数额辩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80]《孟子·离娄上》。
[18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8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83]《商君书·境内》。
[184]《礼记·檀弓下》。
[185]《吴子·图国》。
[186]《吴子·图国》。
[187]《尉缭子·兵教下》。
[188]《荀子·议兵》。
[189]《荀子·议兵》。
[190]《汉书·刑法志》。
[19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92]《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193]《左传·文公六年》。
[194]《左传·襄公十三年》。
[195]《左传·桓公六年》。
[196]《左传·襄公三年》。
[197]《吴子·治兵》。
[198]《尉缭子·勒卒令》。
[199]《尉缭子·兵教上》。
[200]《尉缭子·勒卒令》。
[201]《六韬·犬韬·教战》。
[202]《尉缭子·勒卒令》。
[203]《尉缭子·勒卒令》。
[204]《尉缭子·勒卒令》。
[205]《尉缭子·勒卒令》。
[206]《左传·成公十六年》。
[207]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页。
[208]《左传·成公十八年》。
[209]《周礼·夏官·司兵》。
[210]《周礼·夏官·司戈盾》。
[211]《周礼·夏官·校人》。
[212]《左传·襄公九年》。
[213]刘展主编：《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214]《墨子·非攻中》。
[215]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0页。
[216]《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217]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4603页。
[218]《国语·晋语四》。
[219]《国语·吴语》。
[220]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49页。
[221]《论语·公冶长》。
[222]《战国策·赵策一》。
[223]《孙子兵法·计篇》。
[224]《孙子兵法·地形篇》。
[225]《孙子兵法·谋攻篇》。
[226]《孙子兵法·地形篇》。
[227]见《史记·魏世家》《战国策·魏策一》《说苑·尊贤》的记载。
[228]《尉缭子·原官》。
[229]《六韬·文韬·举贤》。
[230]《韩非子·解老》。
[231]黄朴民、马丁：《对先秦“文武分职”问题的再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32]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97—99页。
[233]《孙子兵法·形篇》。
[234]吴如嵩、黄朴民、任力、柳玲：《战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235]《汉书·食货志》。
[236]《战国策·秦策四》。
[237]《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38]《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3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40]《孙子兵法·计篇》。
[241]《孙子兵法·势篇》。
[242]《史记·赵世家》。
[243]《史记·田单列传》。
[244]《史记·赵世家》。
[245]《战国策·赵策一》。
[246]《战国策·赵策一》。
[247]《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48]《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49]《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50]《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5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169页。
[252]《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253]《战国策·中山策》。
[254]《庄子·齐物论》。
[25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2016年。
[256]《尉缭子·武议》。
[257]《司马法·仁本》。
[258]《六韬·武韬·发启》。
[259]《尉缭子·兵令上》。
[260]《孙膑兵法·见威王》。
[261]《司马法·天子之义》。
[262]《尉缭子·战威》。
[263]《吴子·图国》。
[264]《司马法·仁本》。
[265]《尉缭子·战威》。
[266]《六韬·武韬·发启》。
[267]《史记·太史公自序》。
[268]《汉书·艺文志》。
[269]《韩非子·定法》。
[270]《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271]《尉缭子·制谈》。
[272]《六韬·龙韬·将威》。
[273]《吴子·治兵》。
[274]《尉缭子·原官》。
[275]《六韬·文韬·守土》。
[276]《六韬·文韬·举贤》。
[277]《韩非子·难一》。
[278]《尉缭子·战威》。
[279]《尉缭子·治本》。
[280]《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281]《老子·三十七章》。
[282]《老子·八十章》。
[283]《尉缭子·兵谈》。
[284]《六韬·龙韬·军势》。
[285]《六韬·文韬·盈虚》。
[286]《六韬·武韬·发启》。
[287]《六韬·文韬·大礼》。
[288]《尉缭子·勒卒令》。
[289]《六韬·武韬·文启》。
[290]茅元仪：《武备志·兵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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