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文武分职的萌芽。春秋时期，由于战事频繁、军队扩大、战争指挥复杂以及职官制度逐步走向健全成熟，各国军事行政系统的职官设置以及职能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司马的普遍设置和职权的相对明确化。有些诸侯国的司马，已经开始偏重于统兵作战，如宋国、楚国的大司马以及下设的左、右司马或少司马。据《左传》记载，鄢陵之战中，楚国司马子反任中军帅，协助楚共王统兵出征。[206]而更多诸侯国所设的司马，则基本上成为该国各级车、马、军赋等军事事务的具体管理者，如鲁国的都司马、家司马以及楚国的县司马等等。[207]
第二，各国都根据军事活动的需要，新设了一些军事行政事务系统的职官。据《左传》记载，晋悼公即位伊始，就任命了一批执掌军事行政事务的职官，其中，公族大夫荀家等主持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和军事训练，御戎弁纠负责全军御者的平时训练，司马籍偃主管车兵与步兵协同作战技能的训练，乘马御程郑负责管理和培训全军养马人员。[208]他们都属于比较专业的军务方面职官。除此之外，晋国基层的军政职官还有“三十帅”“军大夫”“军尉”“军司马”“侯奄”等等。
第三，军事后勤职官的大量设置。春秋时期专职军事行政职官的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军事后勤职官体制的日趋完善和精细。这些职官各司其职，为军队从事征战活动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障，其有关情况分别见于《周礼》的记载：“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209]“掌戈盾之物而颁之。”[210]“掌王马之政……凡军事，物马而颁之。”[211]据《左传》载，宋国“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212]。这里的“司兵”“司戈盾”“校人”“校正”“工正”等，均属于军事后勤系统中的专职官员。
第四，文武分职的萌芽出现。春秋时期列国政令、军令系统的职官设置，仍体现着“官事可摄”的传统，权责不分的现象司空见惯。在军令系统，当时各国一般都实行“军将皆命卿”的制度，表现为军与政的统一，其执政首领或上卿，在平时是诸侯以下全国的政务官，在战时就是高级的战场指挥官，构成了以国君为核心、卿将合一的军事指挥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军队的将帅基本上由“命卿”和有卿爵者担任。[213]换言之，军令系统的文武同途、卿将合一在当时各国间是普遍实行的。如周王室二卿士辅佐周天子主持政务，但遇有战事时则领兵作战，虢公、周公在繻葛之战中分将左军、右军即是明证。又如晋国的执政之卿，既是国内政务上的执政，又是中军元帅，可谓是“出将入相”。再如楚国长时间实行二卿士执政制，二执政一为令尹，一为司马，表面上，似乎令尹多偏重于治文，司马多偏重于经武，但实际上令尹、司马皆亦文亦武，职权可以互摄，并无严格的分工。另外，像齐国的国、高“二守”，鲁国的司徒，郑国的当国与为政，宋国的左师与右师，其性质也与晋之卿、将，楚之令尹与司马相同，既是政务长官，又是军事首长。
然而，也是在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各种新因素的出现，职官制度方面也呈现出权限分工逐渐明确化的趋势，并酝酿着军令系统文武分职的因素。当时人们已比较倾向于用“将军”或“将”来称呼军事主官。如，晋国的“六卿”，《墨子》即称为“六将军”[214]；《吴问》也明确提到“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215]。又如，据《左传》载，阎没、女宽谓魏献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216]杜预注云：“魏子中军帅，故谓之将军。”[217]可见，春秋晚期晋国的“军将”已普遍被称为“将军”了。另外，在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218]“十旌一将军”[219]等记载。当然从总体上看，他们基本上仍是合兵政于一身，正如韦昭及王引之注曰：“平时为卿，而此时为将军，故《周官》云：‘军将皆命卿也。’”“十旌，万人；将军，命卿。”[220]而非纯粹意义上的专职军事统帅。(www.zuozong.com)
但“将军”称谓的出现，毕竟意味着军令方面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契机的存在。所以，在春秋末年，军令上的文武分职萌芽已是依稀可见。据《论语》记载，孔子的两个弟子冉有、子路同为季孙氏家宰。其中，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像是偏于文职；而子路则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221]，似乎是偏于武职。至于将相比较明确的分职，亦当是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策》追述张孟谈告赵襄子语：“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222]就是这种历史文化现象萌芽的证据。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13篇，亦多处提到“将”，对将德有完整的论述：“将者，智、信、仁、勇、严。”[223]“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224]“将能而君不御者胜。”[225]“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226]此处的“将”“上将”等，已是比较纯粹意义上的专职将帅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了军令系统的文武分职之萌芽滋生于春秋之末，它为战国时更广泛的文武分职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进入战国之后，新型的生产关系在各国基本得以确立，兼并战争随之进入新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当时军队的数额十分庞大，战场的区域相当广阔，作战的方式日趋复杂，杀伤的程度愈加残酷。战争关乎国家的存亡与更多士兵、民众的生死，成为列国生存的头等大事，这就需要由具备较高军事素质的将领来专门负责具体的作战指挥事宜，这样对军事指挥的专业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精通兵法的名将和善理政务的贤相也就在这个时期纷纷涌现出来，从而有力地加速了军令政令系统文武分职、将相殊途这一历史进程。以战国初期率先崛起的魏国为例，魏文侯曾先后以魏成子、李悝、翟璜为相，而以乐羊、翟角为将；魏惠王以惠施为相，而以庞涓为将；魏哀王以田繻为相，而以公孙衍（犀首）为将。[227]其他如齐、秦、燕、赵诸国，也先后分别设置了“相”与“将军”。至于南方地区的楚国，虽无将相之名，但仍有将相之实，其令尹相当于中原地区各诸侯之“相”，而上柱国则略近于其他诸侯国的“将”。由此可见，政令军令方面的文武分职，在当时业已成为职官制度建设上的一种主导趋势。
这种文武分职的历史新事物，也在当时诸子百家的论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尉缭子》指出：“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228]《六韬》也说：“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229]《韩非子》亦曰：“国家必有文武。”[230]其他先秦文献也有类似的说法。这表明文武分职、将相分置已成为当时思想家、兵学家所共同关注和普遍肯定的新生事物，并从理论上作了深入论证。
应该说，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对于健全和巩固国君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对于提高军事指挥艺术水平，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帅基本无权过问政治事务，这样，既有力保证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独立和集中，也充分保证了国君本人对军政大权的高度控制。同时，也渐渐造就了一支专职的将帅队伍，促进了军事指挥艺术水平的提高，并推动兵学理论的总结日趋成熟，这对于中国古代军队的建设和兵学思想的发展，均曾产生过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在战国时代并非一蹴而就，同时这一制度在各国的建设状况和时间早晚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换言之，文武分职在战国时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如，在战国初年，文武分职情况就显然不如后来那样相对纯粹，当时的大政治家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都是以主要精力处理政务，同时也经常担任军队统帅，率兵征战。至于个别国家，如秦、楚等在文武分职上起步则更晚于其他各国，战国中期秦国行政首脑——相，长时间保持着出将入相的格局，像张仪、樗里疾、甘茂、魏冉等人虽官拜丞相，但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他们都曾率军出战，立有军功。一直到范雎为相后，丞相才更侧重主管行政，而军事则由大良造、国尉等负责。所以，战国中期以后，专职的将帅如白起、王翦、廉颇、李牧、项燕、王贲、赵奢等相继涌现，成为叱咤风云的将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职业的军事指挥家。但尽管如此，在整个战国时期，文武分职、将相殊途并不十分严格，职事兼容互摄现象始终相当普遍。[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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