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华夏族的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达蓟辽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上，主要有秦、楚、赵、齐、魏、韩、燕等七个诸侯大国，此外，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宋、鲁、赵、周等次等诸侯国。这些大小诸侯国还分别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类型，即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邹鲁文化，其中，以三晋文化为主导。由于周、宋、鲁等小国对当时战略格局的演变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分析论述战国时期的兵要地理，当以七雄为具体的对象。
战国七雄中，以秦、楚、齐为头等强国。秦国是所谓“有吞天下之心”的“虎狼之国”[51]。楚国的实力也很可观，时称“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52]，亦有“横成则秦帝，从（纵）成则楚王”[53]之说。齐国自西周以来始终为东方大国，战国中期更一跃而为第一流强国，史称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即是证明。魏国与赵国为第二等强国，典籍记载“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54]，以至于“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55]。至于赵国，则是“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56]。不同的是，魏国强盛于战国之初，赵国崛起于战国中后期。韩国与燕国相对较为弱小，史称韩国的战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57]。称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58]。这些说法均说明韩、燕在七雄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以上为战国七雄的大致情况，以下分别具体论述七国的政治形势、军事实力及其地理条件。
（一）秦国
秦国是春秋时期四强之一，雄踞西方的强国，据有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一部分，即东据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抵平凉、泾川附近。但由于强晋在崤函一带设防，扼其咽喉，使秦国长期无法东出逐鹿中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59]。然而到了战国，历史为秦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强晋分裂为魏、韩、赵三国，力量大大削弱，秦国遂把握时机，重新启动东进的战略。而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致力耕战，推行“尚首功”的政策，建立军功爵制，遂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为秦国夺得相对于山东六国的战略优势，并进而为兼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秦国又实施以破合纵的连横策略、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为达到其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至战国中期，秦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山东六国中任何一国：“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60]尤其是秦国的民风尚武乐战，在军功爵制的刺激下，[61]士兵个个骁勇强悍，“勇于公战，怯于私斗”[62]，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在七雄中为最强。史籍载：“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63]又曰：“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64]这样的军队在作战中自然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攻守皆宜：“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65]
秦国战略优势地位的形成，与其兵要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班固曾曰：“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66]特别是秦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兵要地理条件更是十分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正如张晏所言：“秦地带山河，得形势之胜便者。”[67]因此，秦地险固，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占有了它，对敌便拥有主动和行动的自由。兼之关中地区地势平坦，气候适宜，土地肥饶，水利灌溉系统发达，特产丰富，非常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68]，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活动，故一直是秦国实施兼并统一战略的有力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秦国长期根据天下形势，适时地选择东进、西进或南下方略，贯彻拓土开疆，扩展战略纵深，巩固战略后方，争夺战略要枢的方针，先后攻占河西、上郡、陕等地，完全控制黄河天险与崤函要塞，向南灭亡巴蜀，夺取汉中，向西北攻灭义渠，并进而占领黔中、陶邑、南阳、河内等战略要地，几乎将这一地区的兵家必争的战略形胜地区大部分都划入了自己的疆域，进一步占有了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为展开席卷天下、统一六国的战略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用苏秦的话说，就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69]。
（二）楚国
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全盛时其地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以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之一部分。楚文化滋生于江汉流域，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少受周礼传统文化的束缚，故自其立国以来，始终以兼并小国、逐鹿中原为战略上的根本选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为战国时期能与秦国全面抗衡的唯一强国：“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70]战国时期，楚国扮演了合纵抗秦的中坚力量，曾多次出面组织合纵阵线，扼制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而楚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庶、军力充足、兵要地理条件优越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在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楚国的统治中心在郢（今湖北荆州），它地处南北中枢，北据汉沔，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具有独特的战略纵深优势，且内阻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故苏秦有云：“楚，天下之强国也；王（指楚威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71]
然而，楚国在地缘战略上拥有种种优势，却随着其政治的腐朽、外交的失败、楚国的国势逐渐衰弱而抵消，并渐渐消磨殆尽。战国时期，楚国旧的宗族贵族势力始终强盛，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上下离心，民怨沸腾，除了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改革，稍有振作之外，楚国长期走下坡路，直到走向灭亡。对此，秦将白起曾有准确的分析：“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72]吴起也指出楚军的弱点：“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73]尤为致命的是，楚国在外交事务上也屡犯错误，虽然组织和参加合纵抗秦，却往往瞻前顾后、虎头蛇尾，没有全力以赴。后来，楚怀王又昏庸地听信纵横家张仪之言，企图与秦国约为“兄弟之国”，轻率地“闭关绝约于齐”[74]，瓦解了与齐国的战略同盟，终陷于孤立挨打的处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楚国地虽广，人虽众，兵虽多，地理环境虽优越，也不能不江河日下，危亡必至了。等到秦国据有汉中、巴蜀、黔中之地，“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75]，对楚国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后，楚国大势尽去，只能坐以待亡了。
（三）齐国
战国中期，齐威王发愤图强，改革吏治，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士，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在战国七雄中崭露头角，“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76]。及至宣王、湣王之世，“齐之强，天下不能当”[77]。短短近百年内，齐国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结了魏国的霸权；伐燕灭宋，张扬齐国声威于天下，左右着当时的战略局势，齐国进入了国势最鼎盛的阶段，“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78]。但是由于齐湣王外交战略接连失误，导致五国伐齐，齐国几近灭亡。到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之后，齐国虽然凭借田单即墨保卫战的胜利而免于覆灭，但实力已受到根本性的损伤，难以重振雄风，偏安一隅，更无法对战国后期的历史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了。
齐国在战国期间的兴衰存亡，固然与其政治的得失、军事的成败、经济的利弊、外交的正误直接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其地理环境、民风习俗所发挥的作用，换言之，在齐国所秉持的基本国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或外交斗争方针的背后，蕴含有齐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民风习俗的深层次因素。
齐国擅有渔盐之利，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民众生活比较富裕，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概括的描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79]齐国天然优越的环境，齐人生活优裕，民众不乐意于耕战，这直接导致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强，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80]；史籍又载“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齐阵）重而不坚”[81]云云，正反映了齐军缺乏战斗力的事实。从战略地理环境来看，齐国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西进，雄霸诸侯；亦可退守，固据山川形势，自成格局。正如田肯所云：“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82]正因为如此，在较长的时间里，强秦的兵锋对齐国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齐国自能御土自守，南面称孤。正如苏秦所言：“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83]但是正由于齐国拥有“县（悬）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它遂丧失了主动进攻的积极态度，在强秦面前，甘于做“自守之国”，不受兵长达40余年，到了战国末年，更朝秦输诚，坐视秦国连年攻打三晋以及楚、燕，使得秦能够逐一灭掉五国。五国既亡，所谓唇亡齿寒，当秦军大举伐齐，兵入临淄，齐国最终未能逃脱彻底覆灭的命运。
（四）魏国(www.zuozong.com)
魏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84]。魏文侯在位时，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能之士，实行改革，富国强兵，先后伐秦、攻打中山，使魏国在战国初年率先崛起，称霸中原。传至其孙魏惠王时，魏国势力达到极盛，史称“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85]，就是魏国强盛，号令诸侯的具体写照。魏国的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劲，在当时也是遐迩闻名，在吴起为西河守期间，魏军在吴起统率下，“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86]。故苏秦曰：“魏，天下之强国也。”[87]
然而，从兵要地理环境角度考察，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它生存空间比较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这主要表现为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可守，为兵家所必争，在战略上非常容易陷于内线作战或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一点张仪曾有扼要的评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88]张仪所言，虽或有夸张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魏国的这一地理形势特点，决定魏国只能成为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加上魏国选择了错误的四面出击战略方针，导致河西之地失守于秦国，桂陵、马陵之战惨败于齐国，更加速了其由盛转衰的步伐。
（五）赵国
赵国亦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的国土是三晋国家中最大的，其疆域，北邻林胡、楼烦，东北与燕、东胡接界，东与中山、齐为邻，南与卫、魏、韩交错，西亦与魏、韩毗连。赵建国伊始，赵烈侯即任用牛畜、荀欣、徐赵、公仲等贤能之士，初行改革，国内称治。赵武灵王在位时，更是推行了以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大规模改革，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取得了攻灭中山，北逐楼烦、东胡的重大胜利，成为七雄中后起的强国，“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89]。赵国强盛之后，多次充当合纵抗秦的首领，成为阻挡秦国东进的头号对手，“收率天下以宾（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90]。
赵国之所以能够支撑战国后期抗秦大局，同样是与其民风习俗与兵要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赵地居北，“地薄人众”，各地民风不同，如赵、中山地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太原、上党地区“矜夸功名，报仇过直”，钟、代、石、北等接近胡人的地区“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定襄、云中、五原等原为戎狄的地区“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91]，总之其特点是“号为难治”。这样的民风，决定了赵国的军队拥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造就了廉颇、李牧、赵奢等一代名将，从而能够在兼并战争中战胜攻取、拓土开疆。就兵要地理环境而言，赵国也处于有利的位置，“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92]，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秦国对赵国的强盛和抗秦威胁是心中有数的，秦国看到“天下之士，合从（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93]，是自己兼并天下的巨大障碍，所以必然要以赵国为主要打击对象。于是，秦国适时改变出豫西通道以东进的战略方针，改由出晋南豫北通道以攻击赵国，它先是“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94]，对赵国构成战略包围之势，“断赵之右臂”[95]。待时机成熟后，又直接给赵国以凌厉的打击。赵国虽利用地势之便，且殊死抗衡，亦曾取得过阏与之战等胜利，但终因实力不逮，攻守异势，而处于战略被动的境地，长平一战，赵军主力悉被歼灭，其亡国绝祚，也就指日可待了。地理形势之胜，终竟未能挽救赵国。
（六）韩国
韩国作为三晋之一，在战国七雄中国力较弱，地瘠民贫，又是四战之地，连年兵祸，处境极为艰难。张仪尝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96]应该说，张仪的描述基本上符合韩国实际情况。然而韩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有其优长之处，其疆域虽然不广，但韩国“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97]，形势亦堪称险要。尤其是韩国的兵器驰名天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其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98]。其军队的战斗力也相应而非常强劲，“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99]。韩昭侯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100]。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兼之其他因素，使韩国能够在七雄争战中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毕竟韩国国土面积小，实力弱，暂时的抗争并不能改变日益削弱的趋势。等到秦军一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101]，割裂韩国为两部，韩国所剩下的唯有坐以待毙而已。
（七）燕国
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其疆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102]。在春秋时期，燕僻处中原北陲，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进入战国后，燕国真正开始崛起，与秦楚等六国并驱而争先，“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103]。尤其是燕昭王任用乐毅率领五国大军伐齐，大获全胜，更使燕国声威远播，震动诸侯。
但是，燕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其军队的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也不算强，“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104]。燕国能够在六国中灭亡较晚，主要原因是僻在边陲，远离强秦的兵锋，兵要地理环境对其生存有利。对秦国来说，其主要的打击目标是三晋和楚国；而对山东诸国来说，其当务之急，也是设法与强秦抗衡，僻处北方的燕国并不是它们的攻击对象，这诚如苏秦所言，“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矣……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105]。燕国正是凭借这一有利的兵要地理形势，在强国的争战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一旦秦国灭亡了三晋，燕国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秦国刀俎上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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