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探析

关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在宋代以前，学者均认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司马迁对孙武事迹的相关记载，即《孙子兵法》十三篇系孙武所作，它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兵学理论高度，没有任何异议。到了宋代，随着辨伪学的逐渐兴起，自梅尧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对《孙子兵法》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孙子兵法》的完全成书当是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无论从思想倾向还是从文字内容上来讲都有着浓厚的战国色彩。如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梅尧臣就指出“此战国相倾之说也”^[23]，由此开始怀疑《孙子兵法》一书成书年代及作者的先河。到了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適，他怀疑《孙子兵法》其书及孙武其人其事的真实性，他认为《左传》中关于当时吴、楚战争的记载，没有一次提到孙武的名字。《史记》有关孙武其人并非真实，《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史记》记载的吴宫教战，竟然以妇人操练，“尤为奇险不足信”^[24]。与叶適同一时代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同样认为：“孙武事吴阖闾，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何代人也。”^[25]此说得到全祖望、姚际恒等学者赞同，并进一步发挥其说。如，全祖望指出：“吴、楚交兵，吴本胜，而用兵实无胜算。《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所伪为者，可补《七略》之疑，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26]清代学者姚鼐也认为《孙子兵法》为战国兵家典籍，主要理由是：“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27]姚鼐承认吴国实有孙武其人，但《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武。

近代以来，随着疑古思潮的发展，《孙子兵法》多战国色彩的观点，在论证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主流观点。如，在20世纪30年代，齐思和作《〈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就是典型，此文分别以其书所见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军事制度以及著述体例等方面，将《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确定在战国时期。^[28]大体而言，战国成书说主要的论据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左传》《国语》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其二，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其三，《孙子兵法》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其四，《孙子兵法》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其五，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孙子兵法》动辄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不可信；其六，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子兵法》多次提到“将”，与春秋制度不合；其七，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才称国君为“主”，《孙子兵法》称国君为“主”；其八，“弩”的使用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而《孙子兵法》中有“弩”的记载。由于《孙子兵法》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学术界甚至还出现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的观点。如日本学者斋藤拙堂、武内义雄，^[29]中国著名学者钱穆、金德建^[30]等，这种观点一度影响非常大。

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使得《孙子兵法》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再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部竹简兵书，将“吴孙子”与“齐孙子”混为一谈，认为《孙子兵法》一书的真正作者当为孙膑的观点获得了纠正。当然，其成书年代与作者问题仍然引起很大的争议。银雀山汉简公布后，齐思和仍坚持其观点，1981年，在其出版的《中国史探研》中收入《〈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他在后记中专门指出：“一九七二年在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所发现的竹简写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书的残简，为本文提出的基本论点增加了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一）竹简本《用间篇》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一语不见于今本，足证此书系战国时人所作。（二）《孙膑兵法》残简的发现，足证《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并非一书。一九七八年九月补记。”^[31]同时，李零通过对银雀山汉简的研究，也指出《孙子兵法》并非孙子所作，而是“孙子学派”的著作，可能经过了从吴国到齐国，自春秋末期到战国的时空变迁，最终成书，而且也不能排除孙膑参与其中的可能性。^[32]杨丙安也持类似观点，甚至认为《孙子兵法》最终定型于西汉校理兵书时期。^[33]郑良树推断《孙子兵法》当成书于孙武去世后的40年，^[34]亦可备一说。1984年，郭化若在缜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推测：“《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而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至于成书过程，我们的推测：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35](www.zuozong.com)

当然，自宋代以后，历代一直有学者坚持《孙子兵法》为孙武所作，成书于春秋末期，对自宋代以来主流观点予以辩驳。如宋濂、胡应麟、纪昀、孙星衍、章学诚等人，也从不同角度指出战国成书说等观点的漏洞或不严密之处。如，针对叶適提出孙武事迹不载于《左传》的说法，宋濂在《诸子辨》针锋相对指出：“叶適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36]《四库全书总目》亦认为：“武书为百代谈兵之祖，叶適以其人不见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然《史记》载阖闾谓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则确为武所自著，非后人嫁名于武也。”^[37]以孙子后裔自称的清代学者孙星衍明确指出：“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是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38]何炳棣亦明确提出《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的观点。^[39]银雀山汉简出土后，吴如嵩在《〈孙子兵法〉浅说》中，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主导，并将《左传》中的战争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全部引用春秋时期的战例来论证孙子的观点，从而得出《孙子兵法》完全有条件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结论，^[40]并在《〈孙子兵法〉新说》中仍坚持《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的观点。^[41]蓝永蔚撰写《〈孙子兵法〉时代特征考辨》一文，从思想倾向、战略思想、军制特征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论述，尤其指出《孙子兵法》在速决的进攻战、回避攻城、集中兵力以及有关战场选择等方面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春秋末期的时代特征。^[42]

大体而言，我们认为，随着1972年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以及1978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汉简《孙子兵法》佚文“孙子曰：夫十三篇”^[43]等新文献的出土，证明了《史记》对《孙子兵法》以及孙武事迹记载是基本可靠的。《孙子兵法》具有一个不断成书的过程，其初次成书可能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同时，综观《孙子兵法》全书，其受战国百家之学的影响，亦是明显可见的。正如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嘉锡以为吴王与孙武问答，未必武所自记。古人之学，大抵口耳相传，至后世乃著竹帛，此盖战国时人所追叙耳，至其后乃合而编之，或即刘向校书时所定著，未可知也。”^[44]要而言之，战国时期泛滥起来的五行学说与其有涉；《孙子兵法》关于军事活动的强烈功利倾向，与墨家与法家似有纠葛；《孙子兵法》的朴素辩证法与方法论，不仅精神实质与道家老子学说如出一辙，而且两者遣词用句都颇有相合处；《孙子兵法》的愚兵观念以及手段，与法家并无差异；而它的主导思想倾向，又是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学派兵学思想基本特征完全相左的。《孙子兵法》书中这些复杂的思想倾向，正是战国时期诸子学术思想既对峙又融合的基本现实，在具体学科领域——兵学领域中的渗透与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