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史记》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163]这也是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观点。因此，《老子》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与发挥，其书的雏形当形成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则是在战国初年。近现代学者马叙伦、唐兰、郭沫若、吕振羽、高亨、胡適、任继愈等大多持这一看法。但是亦有不少学者，如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罗根泽、侯外庐、杨荣国等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人，所谓的老聃即是李耳或太史儋、老莱子，《老子》其书也是战国时代的书。更有一些学者（顾颉刚、刘节等）在疑古史观的指导下，推断《老子》当成书于秦汉之际。[164]
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因为据《汉志》有关“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165]以及“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166]的记载，并参考《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典籍多所引述《老子》，都不曾对老子其人和他的学说的关系产生怀疑的情况，可知老子就是《史记》中所说的老聃。老子正是老聃，是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人，曾经做过周王室管理图书典籍的史官，其生活年代与孔子大略同时而稍早，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在先秦很多典籍中都有记载，汉代画像砖中亦有反映。老子之学的基本取向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67]，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后因不满于社会动荡变革的现实而悄然隐退，不知其所终。他是先秦时期主要思想学派之一——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一书是其理论学说的主要载体，其书虽然可能有后人所附益的成分，不少表述方式以及相关内容带着战国社会思潮的特色，但是基本上仍保存了老聃的遗说，所反映的主要是春秋晚期的哲学政治思想。《老子》的学说，乃是时代的产物。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之际全面激烈的社会变革，极大地调整了各种社会阶级关系，使得相当一部分贵族丧失往日的显赫地位和种种特权，而沦为普通民众。他们对社会变革深怀不满，多所指责，但又无可奈何，孤芳自赏，流露出浓厚的彷徨失落的思想情绪。由于这些人具有丰厚的文化素养，因此比较善于站在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对自然规律进行探讨，对社会现象进行反思，对人生意义进行认识，对生存方式进行领悟。《老子》这部著作正是这部分人心态的表露和意愿的宣泄。
《老子》在战国以及汉初非常流行，除了王弼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等传世本外，还有影响较大的出土文献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影响较大的有三种，分别是马王堆帛书本、郭店竹简本和北大简本。
首先，马王堆帛书本。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释文于1974年11月公布，[168]其中甲本为半幅帛，用篆书抄写，不避“邦”字讳，约前206—前195年抄成。乙本是整幅帛，用隶书抄写，避“邦”字讳而写为“国”，约前179—前169年抄成。甲、乙本均不避“恒”字讳（孝文帝刘恒），说明帛书甲、乙本均抄于汉初，甲本当抄于刘邦称帝之前，乙本抄于刘邦称帝之后。马王堆帛书本是出土文献中最早发现《老子》的，其对于研究《老子》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69](www.zuozong.com)
其次，郭店竹简本。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中出土的战国竹简本。其中发现了甲本、乙本和丙本三种不同的本子，各本的主题各有不同，可能是完整本《老子》的三种不同的摘抄本。[170]如，乙本的主题是修道，丙本的主题是治国，甲本的第一部分的主题与丙本相似，主要讨论治国方法，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关于道、天道与修身的。郭店竹简本是目前发现的抄写年代最早的《老子》，对于人们了解战国中期《老子》的形成与流传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最后，北大简本。2009年，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北大简）《老子》。竹书《老子》现存竹简221枚，5300余字，其残缺部分仅60余字，是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简帛《老子》古本。[171]全卷共分77章，保存了完整的篇章结构，与传世81章本《老子》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在竹书《老子》两枚竹简的背面写有“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篇题，这是《老子》书名在出土简帛中的首次发现，也印证了有关《老子》称“经”的文献记载。《老子》是“北大汉简”中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篇幅较大的一部古书，也是已发现的《老子》出土文献本子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件。该简对了解汉代简书制作和校勘《老子》一书具有重要帮助，也使学界对《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型的过程有更为清晰的认识。[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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