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盖庐》与伍子胥兵阴阳的对比探析

在传世典籍中，我们对伍子胥兵学思想的认识仅仅限于为吴国谋划攻伐中所体现的兵学思想以及兵技巧的内容。而新文献的发现，使我们对伍子胥兵学思想的认识更加全面。^[27]1983年底，在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中发现了一批汉代竹简，其中就包括《盖庐》一书。^[28]“盖”“阖”通假，所以“盖庐”正是《左传》所载吴王阖庐，阖庐正是吴王阖闾。汉简《盖庐》共55支，全文以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形式展现其思想内容，其中吴王阖闾仅是提问，主体是伍子胥的回答，题目《盖庐》书于末简的背面。《盖庐》全书共9章，3000字左右，是一部兵阴阳家的兵书。^[29]亦有学者认为，其主体有浓厚的兵阴阳家色彩，同时还可能与黄老之学有一定的关联。^[30]当然，其在《汉志》中与伍子胥相关的归属到底是“兵技巧家”，还是“杂家”，我们不得而知。邵鸿认为其当归属为“杂家”的“《五子胥》八篇”中的一篇，^[31]可备一说。无论其在《汉志》的归属如何，其仍是反映伍子胥兵学思想的重要的新出土文献。按照其他先秦问答类兵书的命名方式，此篇或为“申胥”“申胥子”“申子”更为合适。当然此书的命名方式亦符合春秋时期以及战国中前期的实际情况，即以篇首两字来命名的基本习惯，我们认为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其成书年代可能相对较早。

在《越绝书》卷六记载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对话时，伍子胥曾曰：“虹蜺牵牛，其异女，黄气在上，青黑于下。太岁八会，壬子数九。王相之气，自十一倍。死由无气，如法而止。太子无气，其异三世。日月光明，历南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西州大江，东绝大海，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越有神山，难与为邻。愿王定之，毋泄臣言。”此语前半段论述中涉及云气、分野、“太岁八会，壬子数九”“日月光明，历南斗”等后世难以理解的内容，属于古代的风角望气之术，与《汉志》所载“兵阴阳”相似：“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32]由于内容难解，兵阴阳家的研究亦不充分，学者多对此材料未有太多重视，对伍子胥兵阴阳家的身份亦未有太多重视，以张家山汉简《盖庐》的发现为契机，学者开始梳理伍子胥兵阴阳的思想，^[33]并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34]具体而言，《盖庐》共9章，从内容上来分，部分论述属于兵政类，也有论述行军用兵具体之法的，最重要的就是有关兵阴阳家的论述。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简要论述《盖庐》所反映的伍子胥的主要思想。

首先，重视治民之道，“德政为首”。

在兵书中谈及政治治理，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亦非常常见，与上文所论及的重视政治建设的内容相关，如第一章“治民之道”的部分内容、第八章论述“救民之道”和第九章“德攻”的大部分内容。第一章“治民之道”曰：“凡有天下，无道则毁，有道则举；行义则上，废义则下。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刑罚为末，德政为首。使民之方，安之则昌，危之则亡，利之则富，害之有殃。循天之时，逆之有祸，顺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时则岁年熟，百姓饱食；失时则危其国家，倾其社稷。”^[35]其中指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有道”“行义”“德政为首”，使用民众应当“安之”“利之”，同时还要“循天之时”。在重视德政的同时，面对敌方的失德，治理无道，己方亦可以以此为出师之名，即“德攻”，又称“救乱之道”，伍子胥提出了十条基本原则，这是伍子胥对用兵目的的理解，如第九章吴王阖闾问道：“以德攻何如？”伍子胥回答：“以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为君，自立为王者，攻之。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攻之。赋敛重，强夺人者，攻之。刑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缓令而急征，使务胜者，攻之。外有虎狼之心，内有盗贼之智者，攻之。暴乱毋亲而喜相诖者，攻之。众劳卒罢，虑众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无亲□□者，攻之。群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无守备，城众而无合者，攻之。国□室毋度，名其台榭，重其征赋者，攻之。国大而德衰，天旱而数饥者，攻之。此十者，救乱之道也。”

其次，用兵的具体军法与《孙子兵法》多有类似，即《盖庐》中所论述的“军之道”“军之法”。

伍子胥曰：“……当陵而军，命曰申固；背陵而军，命曰乘势；前陵而军，命曰范光；右陵而军，命曰大武；左陵而军，命曰清施。背水而军，命曰绝纪；前水而军，命曰增固；右水而军，命曰大顷；左水而军，命曰顺行。军恐疏遂，军恐进舍，有前十里，毋后十步。此军之法也。”其内容详细论述了如何在山水之旁驻军。如，在山陵旁边驻扎军队，具体到“当陵”“背陵”“前陵”“右陵”“左陵”等具体方位如何驻军的基本原则。在河流周围驻军，“背水”“前水”“右水”“左水”等不同方位具体内容与《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处军之法非常类似。这可视为春秋时期在具体兵技巧法层面上的基本共识。

最后，伍子胥兵阴阳家的思想倾向。(www.zuozong.com)

《盖庐》总体是以兵阴阳家思想为主体，其在论述政治的时候，亦有阴阳之内容：“建执四辅，及彼太极，行彼四时，还彼五德。日为地，月为天则，以治下民，及破不服。其法曰：天为父，地为母，三辰为纲，列星为纪，维斗为击，转动更始。苍苍上天，其央安在？洋洋下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知其止？天之所夺，孰知其已？祸之所发，孰知其起？福之所至，孰知而喜？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南方为表，北方为里，此谓顺天之道。”此处谈及的“维斗为击”与《汉志》兵阴阳家论述的“随斗击”相一致。如第四章谈及“战之道”的顺逆问题中，先后多次提到“天之八时”“顺天之时”“战有七术”“日有八胜”“五行胜”“四时胜”等，第五章讲述“攻之道”时讲到“五行之道”“四时之道”“日月之道”，这些均属兵阴阳家之语。以下我们对其兵阴阳思想的内容从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第一，“顺天之时”择日择地之方术。

伍子胥对天时的论述，并非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却更能体现阴阳学的这一特征：“九野为兵，九州为粮，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圜，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立为四时，分为五行，顺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时也。”其论述与兵阴阳家“顺时而发，推刑德……因五胜”的论述又如出一辙。其中“九野”“九州”当作何解？李零指出，此当与九宫划分天宇有关，与之对应为“九野”“九州”等，简单讲“九野”当指天，“九州”当指地，^[36]当然“九野”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具体的论述，^[37]此在后世兵书亦有用例，为古代数术的重要内容之一。^[38]如，在第四章中对“顺天之时”的论述：“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前赤乌、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壹左壹右、壹逆再背可以战，是谓顺天之时。”其中如“左太岁”的讲法，“太岁”即太阴，《淮南子》曰：“凡用太阴，左前刑，右背德。击钩陈之冲辰，以战必胜，以攻必克。”^[39]“赤乌”当为朱雀，“天鼓”又是什么？据《史记》记载：“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40]《史记索隐》引用《尔雅》指出：“河鼓谓之牵牛。”^[41]“招摇”又是什么呢？据《淮南子》记载：“顺招摇，挟刑德。”高诱注曰：“招摇，斗杓也。”^[42]即北斗七星中的第五至第七颗星。那我们据此可以推测，此处的“顺天之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其中“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当为以方向定吉凶的择日之术。^[43]同时，据《吴子》所载：“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阵以待之。”^[44]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前赤乌、后背天鼓可以战，左青龙、右白虎可以战，招摇在上、大陈其后可以战”当为择地之方位之术。又如，“太白入月、荧惑入月可以战，日月并食可以战，是谓从天四殃，以战必庆”，其为可以出兵的天象之吉日。“丙午、丁未可以西向战，壬子、癸亥可以南向战，庚申、辛酉可以东向战，戊辰、己巳可以北向战，是谓日有八胜”，其为每月当中出兵的吉日。其他如：“黄麦可以战，白冬可以战，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战；昼背日、夜背月可以战。”“春击其右，夏击其里，秋击其左，冬击其表，此谓背生击死，此四时胜也。”

第二，五行相胜之术。《盖庐》第四章曰：“彼兴之以金，吾击之以火；彼兴以火，吾击之以水；彼兴以水，吾击之以土；彼兴之以土，吾击之以木；彼兴以木，吾击之以金。此用五行胜也。”此为五行相胜的理论，其具体所指，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可能指“时日”，并举《淮南子·天文训》以及《盖庐》第五章“大白，金也，秋金强，可以攻木；岁星，木也，春木强，可以攻土；填星，土也，六月土强，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强，可以攻火；荧惑，火也，四月火强，可以攻金。此用五行之道也”为例，其中提到的“大白”“岁星”“填星”“相星”“荧惑”等五星可能与时日相关。当然亦有学者认为其“提出上述战法的火、水、土、木、金大约各有一套固定的阵型或战术”^[45]。

第三，望气之术。《盖庐》第六章讲到“攻军回众之道”时曰：“慎其尘埃，与其緂气。旦望其气，夕望其埃，清以如云者，未可军也。埃气乱孪，浊以高远者，其中有动志，戒以须之，不去且来。”此处明确提到“旦望其气，夕望其埃”的具体方法，当然我们看到此处“夕望其埃”的方法与《孙子兵法》中的相敌之法颇有类似之处，通过敌军驻扎营地尘埃来判断敌军的动向。而“旦望其气”，如《史记索隐》中指出：“凡敌阵之上，皆有云气，气强则声强，声强则其众劲。”望气之术在古代军事活动中经常出现，此处伍子胥并未具体展开来讲，但是我们推测伍子胥本人对望气之术非常熟悉，对其是服膺认可并予以践行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伍子胥的兵学思想亦非常丰富，是我国春秋时期与孙武等人齐名的重要军事家、兵学家之一，尤其在吴国的崛起与霸业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是吴国兵学思想的重要代表，其重视水战与吴国的地理实际环境息息相关。伍子胥兵学思想非常丰富，他认同“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兵权谋”思想，又擅长“兵技巧”“兵阴阳”的主张，是春秋晚期一位博采众长的兵学家、政治家。我们认为，伍子胥兵学典籍后世不传的原因大概与其兵学思想的倾向有一定关系，正如吕思勉所言：“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几。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者，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46]而伍子胥所长的“兵技巧”“兵阴阳”著作，在后世的流传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消失殆尽。而现在出土的有关伍子胥“兵阴阳”思想的材料仍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