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氏南在越南土改中的悲剧

越南土改中的阮氏南悲剧

特约撰稿员／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

1953年底的一天，越南北部太原省的大慈县，一个名叫阮氏南的妇女以地主的罪名被枪决，时年47岁。

阮氏南的死，标志着北越开始土改试点。阮氏南是第一个被处死的地主，她特殊的政治身份使得她的死具有极大象征性意义。在她之后，北越从1954年到1956年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土改，成千上万的“地主”被枪决和杀害，更多的被关押和迫害。事实上，越共后来承认，这些受害者中大部分其实是参加了抗日和反法民族主义革命的越盟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

阮氏南的悲剧不但是越南革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东南亚革命历史的一部分。越共领导集团当年是怎样判她死刑的，后来又是怎样为她“平反”的，以她的命运为代表的那段历史不但给越南现体制留下了沉重的道义负担。

阮氏南

土改第一个牺牲品

阮氏南是大地主家庭的主妇，现有的资料对她的丈夫没有什么记载，人们所知道的是她实际上主持家族事务。她深受越南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尤其是爱国主义女作家阮氏庭的影响，在二战后越南的抗法战争中以其家产对越盟（越南独立同盟，即后来的越南劳动党和越共，本文中一般简称越共）的秘密斗争和武装给予了大力支援，捐献出金钱、衣物和食品。在越盟号召人民捐献黄金支持抗法战争时，她拿出了数百两黄金。

她的家当时成为越共领导人和干部战士的庇护所。曾经受过她庇护或者帮助的越共领导人有长征（1942-1956年担任越共总书记或越盟领导人，80年代中期又短暂担任过总书记），范文同（1955-1987年越共政府总理），武元甲（北越抗法和抗美战争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长期担任国防部长），阮志清（北越军事领导人之一，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黎德寿（越战后期美越谈判越方代表）以及担任越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黄国越和黎文良等人。

在参加抗法斗争后，阮氏南本人成为越北妇女爱国人士的代表，是越盟领导下的太原省（越共主要根据地之一）妇女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她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抗法斗争，其中一个是越盟军队中著名的351师的团级干部，另一个被送往中国学习。

然而，1953年越共决定在北越开始土改后，阮氏南被抛出来成为必须被清算的“地主”的代表。她对革命和民族独立的贡献被用阴谋论来解释，说成是“用虚伪的表现使得她能够混入革命队伍，对革命从内部进行破坏”。

至今为止，阮氏南当年究竟是怎么被定性的，由谁来定这个性，整个过程外人仍然不是很清楚，因为越共本身对此事也是很忌讳的，有限的披露都是语焉不详。但一般来说，迫于苏联压力“纠左”，越共后来进行检讨，越方的材料想为自己和胡志明开脱，将很多主要责任都推卸到中共土改顾问团身上。

越共领导层中主持土改委员会的是总书记长征（长征原名邓春区，因崇拜“红军长征”而改此名），他比较听从中国顾问团的指导，两方面的意见对整个越共领导层形成强大压力。

根据越南方面的材料，中共土改顾问团1952年抵达北越，准备工作主要是介绍中国经验，训练越南干部（也有相当数量的越南干部被送到中国培训）。越南方面的材料说，中共顾问团有好几百人，一些地方乡一级都有中国顾问，可见他们对北越土改的指导是非常深入的。

那么越共主要领袖胡志明对阮氏南的问题是什么态度呢？据说胡志明在得到要判处阮氏南死刑的上报后说：“那不行。我们不能以枪毙一个妇女来发起这场运动。她过去帮助过我们的干部。她的一个儿子是我们的团级指挥员。”当党内高层被动员形成多数意见时，胡志明说“我服从多数，但我仍然认为杀她是不对的”。

但到了将要对阮氏南执行死刑时，胡志明又一次介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枪毙一个男的地主来开展土改呢？为什么我们非要杀一个女的地主？”。胡还说，杀一个女人不符合越南传统道德。对胡的这些话，越南方面的材料说中国顾问团的回答是“母老虎和公老虎都要吃人。”于是阮氏南被送上了刑场。

阮氏南的死在越共的宣传中被说成是土改运动的一个重大信号，其意义是：如果连她这样声望崇高，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都可以被枪毙，那么反对运动者都能格杀勿论。

另一个说法对胡志明的形象不是那么有利。裴信（原越共《劳动报》副主编，参加过土改）回忆说，多年后他就阮的问题问过当时在太原省负责土改的黄国越。黄说当他得知阮氏南要被处决时，他去河内请示胡志明，胡志明确实说过上述的话，并答应要介入这个案件，但胡后来什么都没有做。

对阮氏南的“平反”

1956年夏，在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双百”方针的强力影响下，越共开始检讨前几年在土改和干部整风问题上的重大错误。同年9月，越共召开十中全会，由于争论激烈，会议开了两个月。会议承认越共在土改中犯了严重错误，主持土改的总书记长征辞职，中央土改委员会的黄国越和黎文良等人被解职。但他们是代党受过，后来都重返政治舞台。长征始终是越共主要领导人之一。(www.zuozong.com)

当时在越共内部从胡志明和长征到其他领导人都认为阮氏南是被错杀的，但很多地位和影响比她低的受害者都被平反或者恢复名誉，而阮氏南的名字始终不在名单上。一直到1987年，越共有关方面才找阮氏南的家属，对他们宣布为阮平反，但没有大张旗鼓地在报刊上公布。

2001年，越共老人武元甲在一份内部文件上写道：“阮氏南是一个爱国地主。她在战争期间帮助过我们的军队。阮志清将军和我都在她家中住过。胡伯伯、长征和黎范龙（黎也是当时土改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都认为杀阮氏南是一个错误。”武元甲意思是说早在1956年越共最高层内部就有共识：阮氏南是冤枉的。但这个共识从来没有公布过。为什么不公布？我想是不是因为如果公布了，这样一个重大案件被推翻，会给整个土改和越共的合法性带来严重冲击？

越南土改中，批斗地主的场景。

但在越南民间，尤其是阮氏南的老家太原省，她的乡誉很好，按照中国话来说她是一个仗义疏财、急公好义的富人，不但资助独立斗争，对乡里也很照顾。笔者2011年在越南采访时，听越南知识分子说，阮氏南老家的农民已替她建了一座庙，庙中有她的画像，把她作为女神来供奉。

越南独立纪录片制作人阮氏清说，在为阮氏南恢复名誉后，她的坟被掘开，遗骸被重新安葬。在坟墓中人们发现除了她的骸骨外还有两件东西：一粒没有完全腐蚀的子弹头和一个完好的玉手镯。

阮氏南的死是越共政治局1953年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的直接后果（巧的是1946年中共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向土改转变时第一个重要文件也叫“五四指示”）。这份文件的正式名称是“政治局1953年5月4日关于动员群众中几个特殊问题的指示”，2001年由越南官方披露，其英文版网上流传已久，2010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的《越南研究》在夏季号上全文刊登。

“五四指示”中第一条是“惩办反动和恶霸地主”，规定“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必须处决一定数量的反动和恶霸地主。在目前情况下，处决的地主定在解放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根据一些越南经济史的著作，北越当时人口约1500万，1953年解放区人口约1000万，次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撤军，越共控制全部越北，平均一下，按照“五四指示”北越大约有1.2万左右“地主”被处决。

北越土改斗争的“扩大化”

阮氏南是北越土改中第一个被开刀的，她的死具有“杀一儆万”的象征性。然而，即使根据越共的政策，这第一个人就杀错了。越共有关土改的政策性文件规定对三种地主必须照顾：即本人和家属参加了独立战争的，拥有土地同时从事工商业的，和捐献了土地和财产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杀阮氏南呢？这首先是因为就整个越共的土改来说，“千分之一”的比例和“三种受照顾的地主”的政策之间是互不相容的。如果这三种地主不能动，那个“千分之一”的比例就要落空。所以，“三种地主”的政策其实是空的，实打实的是那个“千分之一”必须要完成。一千个人中必须要杀一个，拿阮氏南这样对越共有大恩大德的“好地主”开刀，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其次，是越共内部指导和主持土改的那个权力集团要以杀阮氏南树立自己的权威——哪怕是胡志明的反对也不行。

然而更重要的是土改“为什么非要杀人？”这个问题。越共这个文件的标题是关于“动员群众”。这就是说：杀地主是为了动员群众。这里有三个关键词：土改，杀地主和动员群众。它们之间究竟谁最重要？按理说，如果就是为了耕者有其田，那么把土地分了就可以了，哪怕使用强制和暴力，没有必要杀人，尤其没有必要按比例杀人。但如果“动员群众”是最重要的，那么就必须杀人，尤其是公开杀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这样群众就“动员”起来了——交了投名状了。

越南土改中，被批斗致死的地主。

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是世界近现代史上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的社会变迁过程，研究现代化的人都知道。但很多国家都不需要杀人来完成土改，只有在特定的“动员体制”下土改才需要杀人，而且按比例杀人。而在这些通过杀人完成土改的体制下，农民后来又失去了当年通过参与杀人得来的土地。很多研究土改的人都把“土改”本身作为这场运动的目的，完全是错置了研究题目。

阮氏南的死揭开了北越土改运动的序幕。从1954年到1956年，整个北越乡村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各地的土改委员会成了当地政府，其主要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即召开斗争大会、控诉大会和公审、枪决等。1956年越共十中全会承认，在土改中被当作地主受迫害的达到约18万人，其中12万多人是被错划成地主的。

这个数字中究竟有多少是被正式处决或者迫害致死的，还难以统计，但可以肯定远不止千分之一。问题还不止是处决，更常见的是对“地主”和其家属的各种酷刑、折磨和羞辱，有的“地主”被处决或关押后，其家属和孩子被活活饿死。其悲惨景象，使得胡志明在党内会议上当众落泪，有照片为证。

为什么土改会“扩大化”？这是因为反法民族独立斗争席卷了北越各个社会阶层，尤其是社会精英，国家独立的诉求是整个民族的心愿。农村相对富裕的阶层中很多人都参与或支持了抗法斗争，所以真要按照越共那个照顾三种地主的政策，土改根本无法进行。因此“扩大化”就不是什么偶然的错误，而是土改必然的结果。

从1951年到1953年，越共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整训”，强化思想教育，对组织完全公开自己的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做到完全服从。正是在内部完成了这样的“规训”，“土改”才得以推行，这是阮氏南悲剧的另一个重要根源。

和完全被驯服的党员干部不同，1956 年11月，越北义安省的农民利用政府“认错”的机会发起暴动。这里是胡志明的老家，30年代初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义安－ 河静”暴动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然而恰恰就在这个“群众基础”较好的“老区”，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令农民积怨甚深。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325师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