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胶囊中的冻结时光

这是一座时间慢流的城市，老爷车、革命的激情、慢悠悠的生活，让人恍然间回到了那段冻结在胶囊里的旧时光。它有殖民时代的印痕，它有革命时期的冒险，它也有摩登时代的时尚……它，就是哈瓦那。

撰文/顾剑

我到古巴的第一站是哈瓦那。

一出机场海关，扑面而来的除了潮湿温暖的空气，还有“70年代”的感觉。机场的设施有些陈旧，宽大的旧式座椅，老式的航班到达显示屏，还有一拥而上的当地人，争相问你需不需要换钱或者乘坐出租车。

好不容易挤出人群，我乘车前往林肯旅馆。它位于市中心靠近海边的位置，是一栋独立的9层大楼。略显破旧的国营旅馆，在历史上却赫赫有名。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哈瓦那数一数二的高级旅馆。1958年，古巴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期间，林肯旅馆还曾接待过著名阿根廷赛车手卡洛斯·方吉奥，他是早于舒马赫的“五连冠”传奇人物。更奇特的是，方吉奥还在这里被革命党绑架，这近乎盗侠罗宾汉的行为，竟令被绑者很是欣赏。我在旅馆5楼看到了方吉奥曾经住过的房间，墙上挂着他的照片。不知道他20年后与绑架者卡斯特罗“相逢一笑泯恩仇”时，是否还怀念过这里，以及这座城市。

而我在哈瓦那的旅行，却经由这奇特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哈瓦那港口，远处是莫罗城堡。

悠然老时光：殖民时代的蓝调

哈瓦那城市的北面和东面都是大海，但风景最美的地方是位于东北角的哈瓦那城堡和港口。热带阳光下的加勒比海，蓝得很通透，港湾里停泊着几只小木船，也被刷成明亮的天蓝色，随着雪白的浪花一漾一漾，让人觉得悠闲又舒适。浪花徐徐推进，一波又一波，拍碎在城市北海岸沿海大道外的防波堤上。远处的山顶是高耸的莫罗城堡，在拱卫海港入口。

1898年，这平静的哈瓦那港却发生了一件极不平静的事。2月15日，当美国海军战列舰“缅因号”在那里抛锚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巨大的声响，冲天的火光，震动了整个哈瓦那港。很快，军舰沉没，258名美国水兵因此客死异乡。当时美国跟古巴的殖民地宗主国西班牙关系紧张，尽管20世纪70年代在分析、梳理证据之后确认“缅因号”爆炸只是一个意外，但在1898年，这次爆炸成为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的导火索。

美国对待“缅因号”灾难的态度，夹杂着恐惧、自豪和复仇的激情。一位名叫约翰·布莱克·阿尔金斯的记者1898年4月来到美国曼哈顿，他在《曼彻斯特保卫者》中描绘了美国公众对于这场即将爆发的美西战争的期待：

政府大楼上的切·格瓦拉像，这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摄影顾剑

美国国旗在所有的街道和窗户上悬挂着。好战的观点和战争简报贴在商店的窗户上。街上行走的男男女女和他们的狗带着美国的徽章或者“支持”字样。自行车装饰着国旗的颜色好像要进行一次奇特的服装展示游行。人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记住缅因号！”

美西战争以美国大获全胜结束。美国夺取了西班牙在海外的两个重要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美国国旗在哈瓦那飘扬，西班牙总督被美国将军伍德取代。在哈瓦那城堡这片地区，曾经的西班牙总督府，也是后来的美国总督府、首个古巴总统府，如今被辟成博物馆，留待人们参观或怀念。不过，我对参观总督府兴趣索然，注意力却还是被那个日常的哈瓦那所吸引。

古巴或许经济欠发达，但是在海边晒太阳、野餐的人们、在海滩上嬉闹的孩子、在防波堤上垂钓的老翁，都给人安贫乐道的感觉。不知道是不是热带气候的关系，就算在哈瓦那这样大都市的海边，人们走路的节奏也是缓慢的，仿佛从几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就是如此，也许还会一直像这样慢下去。我也坐在防波堤边发呆，想起木心那首小诗里的几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有些老城，只是保留一个空壳，为游客展示过去的生活，像是一个博物馆，比如卡塔尔的多哈、阿塞拜疆的巴库。但哈瓦那不是这样，人们居住在旧城那些狭窄的街道中，而殖民时代堂皇宏伟的旧建筑里仍然住着七十二家房客。街巷窄窄的，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在银行和粮店门外大排长龙。尤其是粮店，往往只有一家门脸，屋子里是柜台，柜台后则堆着面粉之类大包装的食品，墙面货架上疏疏落落地摆放一些面包或蛋糕的制成品。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凭粮票排队买米买面的日子来。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前的苏联坦克。

街道两旁的建筑，以西班牙殖民时期风格为主。建筑外立面精雕细琢，窗户细长，外有铸铁护窗栏杆。因为户外阳光毒辣，屋子阳面的窗户一般都不会打开，这使得突然走进室内的人们通常眼前一黑，要适应好一会儿。不过，这些旧房子的现状都令人揪心，一方面毕竟国家经济困难，政府没有钱来维护这么多普通楼房，另一方面，古巴又没有私企能承担这项社会责任，这些老楼便只能任由荒废了。不过，古巴政府也选择性地维护了一些更古老的建筑，诸如旧城中心欧洲巴洛克风格的哈瓦那大教堂，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有400多年历史。

在哈瓦那大教堂门前那条街上，有一家酒吧，就连白天也聚集了大群的游客在这儿喝酒。这些人，都是跟着大作家海明威来凑热闹的，当年海明威喜欢在这喝一杯Mojito。我也点了一杯Mojito。按照古巴的物价标准，简直贵得离谱：5外汇券比索一杯。要知道，15比索能在家庭旅馆吃到一顿有三只龙虾的晚餐，20比索在旧城区的高级餐馆能享用一顿可口的西班牙美食。

这个酒吧还兼卖革命纪念品，墙上贴着革命时期的招贴画，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到处都是。在酒吧门口，有几位满脸皱纹、瘦小干瘪的当地老头老太太，叼着巨大的哈瓦那雪茄，游客特别喜欢与他们合影。或许，这里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哈瓦那：革命的纪念品、抽雪茄的老人、海明威的酒等等。

还有一样，也是哈瓦那或者说是古巴的象征——老爷车。很多人以为，古巴街上到处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爷车，一派复古的情调。其实不然，古巴的确有很多老爷车，但能跑得动的不多了，哈瓦那大街上缓缓驶过的老爷车，一般都是为了招揽游客兜风赚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找个地方静静怀旧，据说哈瓦那有两个看老爷车的最佳去处，一个是城堡前的广场，另一个是新城与旧城交界的国会大厦门前广场。(www.zuozong.com)

哈瓦那革命博物馆大厅，也即哈瓦那前总统府。

哈瓦那破败而精致的老楼.

近年，咖啡馆这样的小型商户都有着朝向街道的门脸，所有古巴人都微笑着等待一场真正的改革

哈瓦那国会大厦广场前的老爷出租车。

仍旧是革命的纪念

老城的西南方向是新城区，留有许多与古巴革命相关的遗迹，比如：议会大厦、中央公园、革命博物馆、革命广场、革命纪念碑等等，不胜枚举。

革命博物馆尤为值得一提，这是革命前巴蒂斯塔的总统府。巴蒂斯塔1902年出生在古巴一个甘蔗种植园里，他声称自己血管里流淌着非洲人、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和中国人的血液。作为革命领导者、选举产生的总统、军事独裁者和黑手党中腰缠万贯的卫士，他在古巴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印记，只有1959年的革命才最终将他抹去。在那之前，正是在这座建筑中，曾经发生过刺杀巴蒂斯塔总统的事件。当时，一批刺客已经攻进了总统府，巴蒂斯塔利用暗道逃跑，才躲过一劫。今天富丽堂皇的会客大厅悬挂着巨幅古巴国旗，在内阁会议室外面的楼梯走道里，还能看见那场刺杀枪战留下的弹痕。

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有一个被大玻璃罩保护起来的游艇。不用说，这就是在古巴历史上有名的“格拉玛号”游艇。1956年12月2日，卡斯特罗、格瓦拉等82人乘坐它从墨西哥漂洋过海准备登陆古巴，计划以此来引发一场广泛的、全国范围的暴动，进而推翻独裁者。尽管这最终被当作一次最为英勇的史诗般的行动来歌颂，但无法掩饰这是古巴秘密登陆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缓慢航行的“格拉玛号”比原计划晚了两天才到，多数游击队志愿军因为晕船而萎靡不振。因为晚到，原本在红滩接应船只到达的卡车被迫撤退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玛号”即将登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在到达后的几个小时里，他们遭到了来自空中和陆地的夹击。历经千难万险，登陆10天后，他们才与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会合。

虽然有一个不幸的开端，但这件名垂拉丁美洲史的重要事件，还是为卡斯特罗带来了好运。短短3年之后，卡斯特罗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引发的狂热激情，使得卡斯特罗效法早期西班牙征服者的惯用方式，开始了从圣地亚哥到哈瓦那的漫长的全国巡视。从当年的资料片上可以看到，他有时坐着敞篷吉普，有时在一辆坦克上，频繁地停下来向热情的群众招手示意。

1957年1月8日，卡斯特罗抵达了哈瓦那，穿过狂热而兴奋的人群，进入了哥伦比亚兵营。如今，这座曾经最大的兵营已不复存在，但卡斯特罗那堪称神奇的故事却还被传颂着。他在哥伦比亚兵营演讲，向现场的听众们演说革命团结的必要性。这时，一件被所有亲历者铭记的突发事件—两只白色的鸽子飞过来，停在他的肩膀上。有人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但具有积极意义的象征，标志着古巴历史新时代的开启。

哈瓦那大教堂，这是一座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老建筑。

哈瓦那城区的迷人风景。

那时的哈瓦那，是一个喜庆、狂欢的城市。据当时在哈瓦那的意大利出版商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在书中的描述：这里满是西班牙人、黑人和华人，充满着生机和色彩，“你经常会在这里或者那里碰到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手枪和冲锋枪，懒洋洋地坐在公共建筑前的大椅子上，防备着敌人的袭击。”

在哈瓦那新城内陆腹地，还有一处古巴革命广场，广场中心形似竹节的建筑是国父何塞·马蒂的纪念碑。纪念碑背后正是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卡斯特罗兄弟的办公室就在那里。

中央委员会不开放参观，连远远地拍照也是被禁止的。于是人们转而拍摄内政部大楼上巨幅的切·格瓦拉画像。这幅画像是哈瓦那的旅游名片，经常出现在各种关于古巴的文章和游记里。

内政部大楼旁边是信息部大楼，其上还有另一幅巨像跟切·格瓦拉遥遥相对。乍看之下，我吓了一跳：难道古巴政府这么痛恨美国，居然于此悬挂“9·11”事件元凶本·拉登的巨幅纪念像？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看上去颇像本·拉登的大胡子，是古巴革命中的另一位英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时，他与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一样，被看作这场革命的象征。但革命成功几个月后，他还来不及更充分地描绘自己的壮丽人生，就不幸早早离开了人世。我发现画像角落有一行西班牙语小字：“Vas Bien, Fidel”，这是西恩富戈斯去世前不久和卡斯特罗通电话时留下的一小句名言，翻译过来是—“放心，一切都好，菲德尔”。

从革命广场离开的当天夜里，我又去哈瓦那郊外的演艺厅，看了一场上世纪50年代百老汇式的盛大歌舞秀Tropicana。这场歌舞在革命开始之前就曾经蜚声世界，场面宏大，歌舞和灯光设计均属一流，彼时大概要算是“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生活方式。它被保留到今天，让观者好像突然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纽约百老汇。那种歌舞升平、衣香鬓影，令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在这个穿越的夜里，在这个时光胶囊一样的城市，时间仿佛倒流，我不由得在心里重复了一句西班牙语：

“Vas Bien”——放心，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