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量获取对人类价值观的影响

我的第二个主张建立在第一个的基础上，我认为能量获取和人类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因果关系，能量获取的变化推动了人类价值观的变化。这一因果关系的主张是本书的核心，但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教授以及我独立征询意见的几位朋友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我必须动用本章的最大篇幅对此做出充分的回应。

理查德·西福德认为，觅食社会实行平等主义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能量，而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农业社会的等级制度往往更强，因为“农耕经常要容许大规模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但即使如此，“农耕与平等主义价值观并无冲突”。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他解释道，“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同样，在“人口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克里斯汀·科尔斯戈德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认为“我们姑且接受因为人口规模更大，独裁式结构是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却不适合觅食社会这个说法。但那并不能证明为什么平等主义结构就是觅食社会所必需的甚或有利于觅食社会：也许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提出了人类价值观进化的另一个理论：人类天然就重视浅表的等级制度，但与觅食群体相连的更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允许少数精英来粉碎这种光荣的思想（科尔斯戈德的原话），在这个过程中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西福德说，“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这种观点，”科尔斯戈德认为，“传统上一直与这样一种说法相关，即我们的价值观会屈从于贬义的所谓‘意识形态’。”

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里只是简要提到了贾雷德·戴蒙德和尤瓦尔·赫拉利分别关于农业之到来的描述，“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和“史上最大的骗局”，而没有对这种替代解释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的批评很有道理。我认为，纠正这种遗漏的最佳做法便是把我的话分成两部分，在这一节重点关注能量、规模和等级间的关系，而在下一节再回到意识形态上来。

回应者们看到了规模和等级间的因果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家拉乌尔·纳罗尔^[4]就已经证明，成员人数低于100~150人规模的群体罕有过多的永久性结构分化和不平等，而人数多于150~350人的群体则很快会分裂成多个较小的社群，除非他们创建了亚群和永久等级。更多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式在世界各地都惊人的一致。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规模和等级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自公元17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10倍，最大城市的规模扩充了30倍，但正像本书第四章所述，政治、经济和性别的等级全都削弱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5]甚至提到过，随着规模的扩大，现代社会结构会出现“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现象。

然而，之所以存在这一模式，是因为规模固然可能是等级制度发生变化的几个直接原因之一，但能量获取却是终极原因。由于社会可用的能量增加，社会的规模也扩大了，当然，能量和规模之间的关系远非这么简单。随着一个群体获得更多的食物热量，其成员通常会把这些额外的食物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如果能量供给停止增长，并且如果人们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规模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扩大，但最终还是会导致灾难。人们要么迁徙，要么挨饿，群体也要么缩小，直到要填饱肚子的人口重新与能量供给保持一致，要么就像经济学家埃丝特·博斯鲁普^[6]在50年前证明的，人们会加紧寻找能量，强化生存策略，并再次推动规模的扩大。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在本书中的评论以及其他几个读者的反馈，曾让我觉得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未能就能量、规模和等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很明确的因果论证，所以在这里我要再尝试一次。在我看来，历史变化大致上可以归结为生物学家所称的多层次选择。这一选择过程在基因、个体、亲族和群体层次上同时进行。后代渐变通过基因发生在所有的四个层次上，但它也通过文化发生在更高的层次，且文化过程主要的发生方式很像生物学上的自然选择。

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几乎没有论及微观与宏观水平的过程之间有何区别。在微观层面，能量获取的变化并未迫使任何人做出特定的行为或思考。

例如在冰河期末期，当世界变暖，食品卡路里日益丰富，没有哪条自然法则要求人们把额外的能量转化为更多的人口。人都拥有自由意志：当他们发现，一天的狩猎或采集所获的热量超过了以往，可以选择休息更多时日或消耗更多的能量（个人消耗或更好地喂养孩子）。考虑到在冰河期结束后的数个世纪，人们数百万次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或许有理由假设这两种选择——懒惰和贪婪/亲情——各有其拥趸。在个人层面上，能量的充裕无足轻重。

然而在宏观层面，能量获取几乎推动了一切。平均起来，由于贪婪而辛苦劳作，获取更多能量也吃得更多的人要比那些做出相反选择的懒汉邻居身材更高大，身体更健康。他们会——同样是在平均水平上——生出更高大健康的婴儿，并且如果他们既贪心又不乏爱心（或者用很多生物学家字斟句酌的说法，像对待自己一样贪心地为亲族攫取利益），他们的后代通常会由于营养充足而比懈怠者的子孙存活的概率更大。成千上万年来，这种情况出现了数百万次，所有这些选择的结果就是贪婪者大半比懒惰者繁殖的多，战胜并取代了后者——或者说，由于懒惰和愚蠢完全不同，懒惰者了解到其生活方式的错误而变得勤奋起来，加入到贪婪者的行列。无论是哪种方式，宏观层面的结果差不多都是一样的：贪婪者逐渐接管了世界。

“贪婪是好的，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儿来形容它了，”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1987）中的虚构人物哥顿·盖柯（Gordon Gekko）如是说，“贪婪是对的。贪婪奏效了。贪婪不但阐明而且近水楼台地抓住了进化精神的本质。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生活、金钱、爱情和知识的无尽欲望——无不标榜着人类前进的浪潮。”当然，电影的结尾处盖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把他拖下地狱的实际上不是他的贪婪：而是他太贪婪了。从单细胞生命到人类，贪婪是一切生命形式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每一个物种的进化最终都能达到自私与合作之间的一个最优平衡点。过于贪婪或过于无私的动物都不太可能把它们的基因传递下去，它们的后代也不可能比贪婪程度适中的动物更加兴旺。人类当然与其他动物不同，我们能够进行文化演变，但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最优贪婪程度当调试得与我们获取能量的能力相当。我在第四章指出，在化石燃料社会，适度的贪婪可以导致税后和转移后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25~0.35之间。当觅食者的贪婪程度合适时，基尼系数低于0.25；当农夫的贪婪程度合适时，这一分数高于（往往大大高于）0.35。哥顿·盖柯的问题是他的心胸太过狭窄，简直像格林奇^[7]一样。他的行事手段可能会把基尼系数推高到1.0，没有哪个社会能容忍这种行为。难怪他会锒铛入狱。

与贪婪程度适当的人展开竞争很少能够顺遂。比如我们想象一下，在某一条山谷或特定狩猎范围内的觅食者全体签署了一个宗教或文化规约，禁止他们吃得太多，或是给孩子们吃得太好。除非附近山谷或猎场的每一个人——以及相隔一个区域、两个区域，直至若干区域的人——都有同感，这条规约基本没有什么用处。但因为人们拥有自由意志，这样的结果永远不大可能发生。自我否定会有所回报，但只有当其带来的其他类型的收益超过其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比如在战时通过正面影响来提高群体的团结，或是在饥荒时通过正面影响来训练人们在口粮短缺的情况下继续生存）。因此，整体模式便是贪婪者在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全部）继承了地球主人的地位，推动人类走向理想水平的自私。

像哥顿·盖柯一样，过于贪婪的觅食者终将付出代价。他们从环境中提取的能量越多，人口数量增长得越多，收益递减的速度就越快，继续获得生活所需的能量也就越困难。贪婪的觅食者早晚会遭遇马尔萨斯式限制，虽然——鉴于本书第三章和第五章详细说明的原因——住在幸运纬度带的少数幸运者通过缓慢走向农耕而学会了从土地中榨取更多的能量，在变成农耕者之后，他们又采纳了等级制度，学会了从农业中榨取更多的能量。

重申一次，人们完全可以拒绝农耕和等级制度，并且因为我们讨论的是横跨若干世纪、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决定，我们大概可以假设很多人的确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我们大概还可以假设，当时的狩猎、采集和特权游说者再次学到了那个古老的教训：贪婪是难以抗衡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觅食社会，等级社会也比平等社会更容易组织战争和其他集体活动。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千年，但阿格拉里亚人迅速扩张，但凡地理环境允许，他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世上每一个角落。

我在此重申，在这个漫长、艰难的历史上，能量获取从来没有在哪一个时点上迫使任何人采纳等级制度。相反，在森严的等级制度运行无碍、产生了大量人口和高效组织的情况下（这是指在冰河期结束后12 00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社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看到的，回报的分配很不平均，在田间、矿井和磨坊里辛苦劳作的数百万农奴和奴隶可能不会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很大的慰藉。但在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社会，其间的人们所受到的惩罚要比等级群体中处于低级别的人更甚，常常会把他们推向灭亡。另一方面，在浅层次的等级制度运行无碍、产生了大量人口和高效组织的情况下（这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两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走向平等主义的社会获得了回报，而墨守阿格拉里亚之陈规旧俗的社会却饱受磨难。尽管先进的化石燃料社会的收入鸿沟不断加宽，但哪怕把处于欧盟底层的社会跟阿富汗的最上层相比，前者也享有很多优势。

宏观层面趋向或远离等级制度是微观层面大量决策的非预期后果。要考察理查德·西福德所说的露营假期，这也许是最好的方式。以法国路易十四时代那样崇尚绝对君权的方式组织旅行（“朕即假期”^[8]）可没法让如今在周末冲到林中享受安宁的现代人玩得尽兴。毫无疑问，世上肯定有人喜欢独裁式旅游（我记得自己还是一名童子军时，就经常在帐篷里被人呼来喝去的），但我确信，就算在等级相当森严的组织，去乡下进行团队建设时也往往会放松规矩。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平等的肖松尼人的狩猎之旅便是如此，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兔老大”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而一旦露营结束，无论是银行家还是美洲原住民，都回到了他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效的方式。露营中体现平等主义的原因并非规模，而是我们人类的灵活性，是这种灵活性让我们为了完成手头的工作而选择最适宜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

西福德认为是规模而非能量决定了等级制度，作为其论证的一部分，他指出在“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的古代村落，“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尽管他们“以顾客的形式与最近的城镇保持着垂直联系”。我认为这是把乡村生活浪漫化了。我们对于古代乡村生活所知甚少，有限的资料表明乡下的等级制度的确要比大型城市更加缓和一些，但埃及的凯尔克奥西里斯^[9]这个文献记录相对详尽的例子表明，该村落仍然是严格按照性别、年龄和财富来区分等级的。

在证据较新的近代阿格拉里亚社会，乡村的等级愈加明显。以俄国为例，因为我碰巧最近在读这段历史。19世纪60年代，自称平民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活动家往往会像西福德那样想象乡村生活。“他们的哲学的中心内容是，”历史学家奥兰多·菲格斯说，“农民公社的平等主义习俗可以作为社会主义者整顿社会的典范。”但当“深入民间”运动让平民主义者们真正面对农民时，他们发现“mir［村庄］是由一个农民长老组成的大会统治的，这个大会与土地公社一起，几乎监控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平民主义者大惊失色；年轻的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忆起，“［穷苦农民们］充满了像狗一样趋炎附势的渴望，让我一看就作呕”。菲格斯写道，平民主义者一般的结论是“村庄是培育诡计、复仇、贪婪、欺诈和卑贱的温床，有时，一个农民会对他的邻居采取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行为；那里可不是城里的知识分子们想象的和谐社会的避风港”。

我认为在农民村庄的组织问题上，我跟西福德的辩论实际上只是更大范围的辩论的一部分，后者涉及另一个主义——本质先于存在论。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我倒不急着自己认错，而是想指出西福德和科尔斯戈德在声称浅层次的等级制度是“默认”设定，或者说是人性的本质时，都犯了这个错误。

在学术圈内互称对方是本质主义者时，我们通常是在声讨辩论对手想当然地假设分析对象——可以是从分子到人类价值观，再到整个物种的任何东西——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反本质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中，这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就算我们的分类看来与外部现实丝丝入扣，它们也从来都不是真实社会建构的，因为一个类别中根本没有两个成员是完全一样的（的确，也没有一个成员会在同一个类别中长期不变）。

然而在现实中，至少在工作日，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质主义者，因为不带上一丁点儿本质先于存在论，我们就完全无法进行思考。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关于自然科学的说法可以延伸到每一个研究领域：“化学、生理学和遗传学成功的背后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论，时至今日，生物学家从事人类基因组计划^[10]的研究时（但每个人的基因组都不一样啊！）或是翻开《格雷氏解剖学》^[11]时（但每个人的身体是不同的啊！），仍欣然接受这种异端邪说。”这意味着所有有关本质先于存在论的指责实际上争论的都是它如何才算适度的问题。

我的论点，即所有现代人类共有同一个进化而来的本质，其中包括一套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论的主张。然而这实属有所限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部分原因是我认为随着人类生物进化的继续，我们的本质理所当然会发生变化，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坚信人类的部分生物本质就是文化灵活性，包括我们能够重新解读核心价值观，以便在周围的世界发生改变时，可以继续实现效用最大化。我认为，所谓适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最多也就到这个地步。人们从采集坚果发展到犁地时，虽然仍秉承着公平的信条，但他们开始认为，公平就意味着恺撒的归恺撒，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等份的利益；如果跟理查德·西福德一起去露营，他们的公平感就会走向反面。在我看来，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提出的浅层次的等级制度始终是我们默认的设置，以及农耕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一万年的论点，当属过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要证明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大约1 500万年前，那时还没有任何人拥有价值观。当时的世界不仅没有人类，其他大猿——黑猩猩、倭黑猩猩和大猩猩——也为数甚少，这些都是在基因上与我们最接近的亲族。当时只有这些现代物种最后的共同祖先在中非雨林的枝条间摇荡，那是一种早已灭绝了的生物，生物学家称之为原型灵长类。

至于原型灵长类为何会进化成像人类和我们的猿类表亲这样天差地别的动物，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生物学家最流行的解释主要关注在刚果盆地的两个部分，猿类为获取能量在这两块地方采集的野生食物数量有小小的差别。但是，关于不同的生物属从共有的基因物质进化出形式决然不同的等级观念和对待暴力的态度这一事实，争议就没有那么大。例如，大猩猩间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每一只雄性领袖占据着一小群雌性，而非领袖的雄性则通过激烈竞争来统领自己的后宫。一只成功的雄性领袖会垄断其后宫的交配权，并保护妻妾和后代免受攻击。黑猩猩同样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但形式有所不同。多只雄性（通常有亲缘关系）结群同居，时常争夺统治权。这些竞争可能非常激烈，但成功主要依靠与支持者结盟。雌性彼此之间的协作就要少得多，它们通常随意交配。占据优势的雄性的性行为多于处在被支配地位的雄性，但一个群里的雄性会集体保护雌性和幼仔，这或许是因为父子关系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的缘故。倭黑猩猩同样随意交配，但雌性之间的协作远胜于雄性，等级浅表，暴力情况也极少。性行为最多的雄性常常是那些与雌性相处融洽的（或是其母亲在雌性中地位很高的）。

我们或许可以说，大猩猩和黑猩猩在本质上都有等级制度并使用暴力（尽管方式不同）；倭黑猩猩在本质上是平等、和平的；但人类与这些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经过进化，我们已经能够根据现实情况选择使用何种程度的等级制度和暴力。等级制度运行无碍时，我们就等级森严；等级制度效率不佳时，我们就抛弃它。我们不停地做试验，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个人和群体就繁荣兴旺，而选择错误的就逐渐消失了。在觅食世界，非等级的集体行动通常效果最佳（不过肖松尼人猎兔手或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富裕觅食者并非如此），但这不是因为人类在本质上属于平等主义者。毕竟，觅食者的平等不是简单的没有等级制度的问题；总有逞能者企图抢到前头去，却总是被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所称的“逆向统治等级”（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ies）所抑制——或者说得更加直白一些，就是失败者联盟。

因此，我认为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断言平等主义与和平主义是人类的缺省设置，是有些过头的本质先于存在论。觅食带给人类的问题可以通过浅表的等级制度和大量暴力得到最佳的解决，权力因而落在了失败者联盟手中。农耕产生了一整套全新的问题，等级制度为其提供了制胜的方案，逐渐破坏了失败者联盟存在的根基。在大多数时间里，建立了等级组织，并将公正和公平解读为某些人（比如男人和神圣的君主）理应比其他人（比如女人和农民）获得更多利益的群体，战胜了那些没有这些制度和解读的群体。在例外情况下（多发生于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以及早期现代北大西洋沿岸）程度较轻——在这些地区，更浅层次的等级制度盛行一时。近两百年来，化石燃料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等级制度较弱的组织为其提供了制胜的方案，公平公正意味着多少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的观念在大体上（但并非完全）横扫了这个世界。这正是为什么我认为理查德·西福德说的“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是错误的。在露营地的觅食者中间，乃至在自由的化石燃料社会的大部分地区，占上风的不是我们天生的公正感，而是众多对我们天生的公正感进行的解读中碰巧最有效的一个。

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对我的第二个主张提出了更深层次的批评，但我认为这些也体现了过度的本质先于存在论。她指出我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实际上没有证明能量获取推动人们对人类价值观进行特定的解读。相反，她说：“他证明的，或者说他明确证明的，不过是相反的价值观并不是维持他讨论的社会形态所特别需要的。”她说这意味着“莫里斯指出，觅食社会不鼓励贫富不均，没有贫富不均就没有什么可继承的财产，因此孩童的合法性问题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她补充道，“这只能证明基于其能量获取方式，觅食社会没有特别的理由来强制婚姻忠诚，并没有证明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婚姻要采取松散的形式。”同样，在农耕者森严的性别等级的问题上，我强调“一个基于性别的严格的劳动分工……也没有解释男性霸权的起因。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以家庭为基地控制着男人，命令他们出去工作挣钱，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干好的事儿，男人一带钱回家，女人就立即把钱据为己有。”她认为，我关于暴力的思考也有可议之处，因为就算我是对的，“对于为农耕活动而组织的社会而言，暴力造成的问题大于为觅食而组织的社会，对于工业社会则是更大的问题。但那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觅食社会可以容忍暴力”。(www.zuozong.com)

科尔斯戈德的结论是，我们人类在本质上是平等和平的，并且只要我们正确地进行价值判断，就会按本性行事，而不是根据能量获取来重新解读我们经过生物进化的核心价值观。因而她的结论（我在前文引述过），即觅食者和化石燃料使用者比农耕者更加平等是因为“平等只是在等级制度非必需时的默认情况”，而她在其后将觅食者之所以“未能注意到人们不该四处杀人，在我们的社会，这不是昭然若揭的吗”的原因解释为“就是人们看待自我的方式”。她指出近代人类“似乎觉得自己的内在身份认同会因为人们如何看待他们而遭到破坏甚至摧毁”。因此，“为了捍卫荣誉而杀人，在过去看起来可能更像是许多人直到今天还视为完全可以容忍的一种暴力形式，也就是自卫”。

这些观点均论证严密有力，但我认为，与其说我本末倒置，不如说我的论述过于浓缩了。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科尔斯戈德教授把人类本质的问题设计为非此即彼的模式（我们是平等的还是有等级的？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因为答案永远是“两者都是”。要解释觅食者（化石燃料使用者也日益如此）对待女人性事的随便态度，以及农耕者对此事为什么苛刻得多，最好的办法是将比较男人和女人的进化结果（近5万年来一直相当稳定）与追求这一目标可使用的策略（与能量获取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较，并看到随之发生的平衡偏离。当然，这就需要再谈几句人类进化的题外话。

个体动物通过把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而获得进化意义上的成功：它们产生的复制品数量越多，其基因永恒存续的机会就越大。但在通过交配繁殖的物种中，雄性和雌性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对雄性来说，传递遗传物质既廉价又容易：在雌性体内射精即可。因此，与很多雌性交配的雄性就会比其他雄性在基因组上留下更大的印记，这样一来，雄性经过进化的结果就是希望与很多伴侣交配。而对雌性来说，传递遗传物质既昂贵又困难，因为她们要怀孕直至分娩。因而如果某个雌性谨慎选择伴侣，只接受有能力给予她强壮、聪明和健康后代的雄性的精液，她就会比其他雌性在基因组上留下更大的印记。因此，雌性经过进化，就变得比较挑剔。

在动物的王国，所有这些看来大致都是正确的，但不同物种的进化分歧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复杂性。第一个涉及抚育后代的问题。在某些物种里，后代一生下来就可以四处走动，很少需要甚至根本无须亲代抚育。然而对大多数物种而言，幼仔需要喂养、保护和教育，现代人类是后一种类型的极端例子。因为我们有如此庞大的人脑，就需要大型颅骨，但如果我们像其他大多数哺乳物种的幼仔一样，一直待在母亲子宫里，直到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再出世的话，我们的头就太大了，无法通过母体的产道。经过进化，人类母亲应付这种情况的实际做法是生产早产儿，代价是大大增加了父母抚育婴儿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育儿开辟了两性战争的一条新阵线。子女需要的照料越多，每个性别把这项任务全扔给对方的意愿就越强烈，懒惰父母的收益也就越大；但如果父母双方都遵循这个策略，孩子就会死掉，懒惰父母的基因也就随之消失了。因此，每个物种都进化成各自独特的性别劳动分工，能量获取的形式在结果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人类只有在一个事实上与其他动物不同，那就是他们可以经历文化和生物这两种进化，从而走向新的平衡。

大猩猩的进化走向了围绕一夫多妻制雄性领袖而组织的家庭，黑猩猩和倭黑猩猩走向了不同类型的混居群，而人类则走向了配偶关系。尽管缺乏清晰的细节，但匠人/直立人大概是在1 800万年前开始朝着这一方向进化，发展出独特的能量获取和社会生活的性别分工，男性狩猎，女性采集，并在做饭和育儿等事务上进行协作（但女人完成大部分工作）。

配偶关系的性别新战场需要同样新的战术。一方面，人类进化出我们独特版本的爱情，让我们彼此间建立起情感纽带，从而更容易合作和彼此信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找到了与这一体系博弈的新办法。女人可以与一个尽责的扶养者缔约，来实现最大的遗传成功，就算她怀疑他的遗传基因也不妨事，之后她可以为获取精液而摆脱这段关系，把基因优秀的闯入者带回爱巢。男人当然有相反的选择，在别人的爱巢里留下种子，让那些男人来付出养育自己后代的代价。丈夫和妻子都有强烈的动机阻止配偶以这类方式实现繁殖潜力最大化，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会减少自己的后代能够使用的资源，还会损害配偶间的信任。嫉妒是一种进化适应。

总而言之，这不仅解释了贯穿人类史的数以百万计的三角恋爱和因之而生的数十亿次痛哭流涕，也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大部分根源。虽然托尔斯泰直言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我看来，在这些战争中可以使用的武器不过只有三种。第一种是羞耻（或者说得更冷酷一些，声誉成本）：遭到背叛的伴侣对全世界宣布，我为他/她付出了那么多，看看这个畜生/贱货对我做了什么！第二种工具是暴力：丈夫的装备一般比妻子更精良一些，不过遭到藐视的女人也能叫来男性亲族把她的浑蛋丈夫打个半死，或是戴了绿帽的丈夫痛打奸夫。最后，我们还有经济工具：如果某个伴侣控制着与生计相关的资源，他/她在性事上就拥有强大的议价能力。

每一种武器都是有效的，但其威力取决于人们在面对诱惑时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成本/收益分析。天平的一端是偷情给配偶带来的痛苦（也就是将其繁殖潜力最大化的机会）或是遭到背叛（也就是允许伴侣将其繁殖潜力最大化）；天平的另一端则是他/她的伴侣要遭受被羞辱、殴打和/或净身出户的痛苦。实际情况所需的算计更加复杂，盖因人人个性不同，亲友的利益和建议也千差万别，邻居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思考。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是独一无二的——人各有所好——但既然心理学家认为，天平的一端在各个文化中的重量大致相等，所以我们要解释这些变量，必须仔细考察天平的另一端。

公式很简单。男人通过羞辱、暴力和经济施加给配偶的痛苦越大，妻子就越有可能忠诚，而丈夫就越有可能偷情；反之亦如是。觅食者（以及化石燃料使用者，只不过后者的程度较低）接受女性的婚前和婚外性行为，而农耕者拒不接受，原因并非农耕者扭曲了人性的平等本质。这是因为丈夫和妻子能施加给对方多少痛苦取决于社会的组织形式，而这又大致取决于社会规模，但最终还要仰仗能量获取。

与觅食相比，农耕在男性和女性劳动之间划出的分界线要明显得多，要求女人集中精力操持家务（食物储存和准备、织布、养育子女之类），要求男人专心一意在外获取能量（田间劳作、改善土壤、狩猎、贸易、战斗、辩论之类）。正如科尔斯戈德所说，如果我们在关于化石燃料的研究中停留在理论层面，就可以轻易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组织者占据上风，把无甚他用的人打发到田间去为他们劳作，但在现实中，农业社会的组织需求给予了男人向不忠的妻子施加极大经济惩罚的手段，同时也提高了男人未能阻止女人偷情的成本。在大多数时候，女人的不忠暴露之后，她能期待的最好结局也就是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了，而四处偷情的丈夫面对的最糟情况只是再婚（或是像托尔斯泰小说第一章里提到的奥布朗斯基公爵那样，在沙发上睡三个晚上，直到妻子的怒火平息）。我猜想，罪人们所遭受的羞辱及其对加诸其身的暴力的忍耐，都与不忠的可见经济代价，以及委屈的伴侣手中把握的经济武器的强度密切相关。不过仔细考察这一问题的历史和人种学证据，一定会很有意思。

科尔斯戈德和西福德专注讨论觅食到农耕的转变，而非农耕到化石燃料的转变，但一个完备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这两种情况。在我看来，关键的事实是自1800年以来（且特别是自1900年来）能量获取的爆发极大地增加了女人的就业机会以及女人相对于男人的经济力量。正因为如此，丈夫通过经济武器所能施加的痛苦急剧减轻，也正因为如此，加诸女性婚外情上的羞辱和对加诸参与者的暴力的容忍度也急剧下降。因此，化石燃料使用者越来越认为（或谴责），男女两性拥有的性自由大致相等。

还有一个细节：古代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12]和经济学家保罗·西布赖特^[13]阅读过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草稿，他们两位都向我指出，性价值观的理论一定能够解释如今在很多化石燃料社会中，总生育率为何下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这个问题击中了我的软肋。进化论科学家彼得·里彻森和罗伯特·博伊德说：“考虑一下全部人种学记录中的一个最奇怪的传统吧：竟然存在这样一种亚文化，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拉长他们简历上的出版物清单，而不去生育更多的子女，并且还更加为此自豪。”作为一个典型的“怪人”，主动选择不要孩子这种奇特亚文化的成员，我该如何自行解释呢？

里彻森和博伊德为这种显然是适应不良的特性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解释，但我怀疑——套用据说是周恩来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见证了生育率在20世纪下降的化石燃料社会，同时也见证了财富和权力的上升，但无人能够保证这种关联会在接下来的100年里保持下去。随着地球的人口重心转移到非洲，欧洲、东亚以及（程度较轻的）北美或许会为他们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同样，如果我在第五章中做出的任何一条大胆预测最终哪怕只是部分正确，21世纪的后人类大多会生活在网上，进行无性繁殖（如果他们还需要繁殖的话）。在那种情况下，生育率下降也就无足轻重了，而我们这些无子嗣的学者就会被历史记录为先锋人物，大胆走进了从未有人涉足的领域。

关于性，就谈到这里吧。科尔斯戈德还质疑了我关于暴力的论述。她说，我实际上未能解释觅食者为何如此能忍耐暴力，这是我整个论述里的“问题中最明显的”。然而，我认为我在此处的主要论证问题同样在于论述过于简要，忽略了其进化背景的深入讨论，而我认为科尔斯戈德教授的主要问题则是过多的本质先于存在论。

生物学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域，但几乎所有的人似乎都同意的少数几点共识之一，便是暴力和嫉妒一样，是一种进化适应。差不多每个动物物种都以某种方式利用暴力来解决争端。在每个物种内，没有哪两只动物会以完全一样的方式使用暴力——有的性情暴躁，有的是和平主义者，但整体而言，每个物种经过自然和性选择后都会进化到一个暴力使用数量和种类的平衡点。这一平衡取决于该物种的体质禀赋、环境、捕食对象、捕食者、竞争对手，以及一大堆其他因素。随着动物生活环境的改变，它们的暴力模式也发生改变，其结果是在近130万年来，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与它们最后的共同祖先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化，以至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很少会杀死对手，而在它们的共同祖先之中，大约有10%~15%死于种内暴力。这一数字与人类觅食者非常接近。

因此，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能够使用武力解决争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动物非常相似，但我们又和其他动物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但可以经历生物进化，在文化上也一样演变。随着我们能量获取的增加，社会的规模和劳动分工的复杂度都提高了。农业社会产生了大量最重要的专家，其中之一便是暴力专家，他们组成了第一批政府，在近5 000年间，这些专家逐步缩小了其他人为获利而使用武力的范围。我在第三章提到过，我的计算表明，公元1世纪的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政府已经把暴力致死率降到5%以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耕者慢慢地能够更好地行使其价值判断的能力了，而是因为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逐步提升，提高了个人利用法律为自己牟利的成本。公元200年后，当欧亚大陆的国家开始分崩离析时，那里的暴力致死率又激增回10%——这不是因为此时人们又忘记了该如何正确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因为政府力量大不如前，不再能将使用暴力的成本提高到一定水平，致使它毫无吸引力。公元1400年后，强大有力的政府再度出现，暴力致死率又开始下降。20世纪，这一比率的全球平均值低于2%，而在21世纪则低于1%。

最后我想回应的质疑是针对我关于能量获取推动了我们对人类核心价值观的解读这一主张的，这一质疑倒不是本书的回应者提出的。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诸位评论者主要关注的是我的论证逻辑，而其他几位读者提出的意见更偏重于我所谓的历史性异议，质疑了我假设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时间顺序关系。他们评论说，我将其与化石燃料联系起来的很多价值观在18世纪，乃至17世纪的西欧便已成型。但是，工业革命到18世纪70年代才开始，哪怕在英格兰也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站稳脚跟；如此说来，我怎么能把“化石燃料价值观”称为化石燃料的产物呢？

在本书前文中，我曾就这个问题有过一点儿评述，但因为我组织论证的方式，我的评述散布在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内容中，其中的一些显然是按顺序安排的。我认为，随着人们学会了获取更多能量，他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转变。能量和价值观均可无限细分下去，但为了理解大量让人云山雾罩的历史和人类学材料，我把能量获取和价值观都分成了三个理想模式。在第一章里，我引用了韦伯的话：“就其概念上的纯度而言，这一心智建构绝不可能出现在经验现实中。它是一个乌托邦。”但韦伯继续解释说，理想类型与现实自是有所偏差，但它所具备的明晰性完全可以弥补缺憾。在理想类型层面上叙述的历史似乎表明，随着人们从觅食阶段通过农耕阶段走向化石燃料，他们同样经历了若干种价值观体系，但从个体社会和个体生命的层面来描述的话，一切就要混乱得多。

我在第二章特别提到，像日本、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北美太平洋沿岸这类处在资源丰富的海边地区的觅食社会能够获取的能量比内陆觅食社会多得多。尽管这些“富裕觅食者”中无一转变为农耕者，但他们非比寻常的优渥环境允许他们获取与某些农业社会一样多的能量，正因为此，富裕觅食者的规模、财富、等级和价值观都开始偏离理想类型的觅食社会，而走向我们一般会在阿格拉里亚中看到的形态。他们在那个方向上的前进是受限的，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会把绳文时代文化遗址与阿兹特克帝国相混淆；实际上，允许一些人成为富裕觅食者，和允许其他人成为农耕者，其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全然不同，所以富裕觅食者社会独立发明农业的机会非常渺茫。因此，每一个富裕觅食者社会最终都会被其他地区的农耕者战胜并摧毁。

我在第三章指出，贸易城邦和原始工业国与富裕觅食者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入海通道看来是大多数独特社会的秘密，它们利用自己地处沿海的优势，把能量获取推高到远胜于理想类型农业社会的水平。就像是富裕觅食者的历史重现，它们的规模、整体财富和开放度都有所上升，价值观也偏离了阿格拉里亚的价值观，尽管——如我在本章前文中关于雅典的讨论一样——没有一个城邦真正脱离了它的农业根源。同样，也没有一个城邦曾经哪怕接近过工业革命，因为对城邦发展有利的条件并不利于实现化石燃料的突破。因此，农业帝国最终吞并了大多数城邦系统。

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却不同，因为它们其中的一个——英国——确实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我在前文中指出，这是因为英国能够利用其海上贸易网络产生数量真正无与伦比的有机能量，从而实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刺激英国企业家解决如何利用化石燃料驱动机器的问题。1600年后，随着大西洋经济的起飞，西北欧的能量获取暴涨，到1700年已经超过了罗马帝国时期曾达到的最高水平。

随着其社会规模和财富的增加，西北欧尝试了各种新型组织，并且像某些古代和中世纪城邦的居民一样，欲去还留又用力过猛地走向了更加开放的秩序。17世纪40年代，早在工业化开始之前，一些英国人奋不顾身地打破等级和神权，而当伯明翰之外的人还不知道博尔顿和瓦特是何许人也时，一些美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朝着这一方向走得更远了。如果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早500年，在能量获取增长极其缓慢的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它们就真的能证明我关于能量获取推动价值观转变的主张是错误的了。但因为它们发生在17和18世纪，恰逢欧洲的能量获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之时，我觉得启蒙运动就是能够证明我的论题的有力证据。

很难看出我该如何测试因果关系主张所暗含的反现实，但我的直觉是，如果西北欧的能量获取停滞在35 000千卡/人/天左右（大约是其1776年的水平），单凭启蒙运动不足以导致自由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相反，西北欧及其美洲殖民地很可能会经历保守的反对派针对其新思想的运动，18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的经历就是如此。真正重要的是1800年后的能量爆炸，这首先使得启蒙运动的理想在西方世界畅行无阻，继而又推动西方国家走上了激进的新方向。（其他的反现实也大量存在——如果美国革命失败了，能量获取的提高是否还会推动英属美洲走上与历史上的美国一致的路线？英属美洲最终是否会取代英伦三岛，像真实世界里1945年后的美国一样，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网络的核心？还有，如果英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美国是否会变得像拉丁美洲那样，在美洲大陆上缓慢推广奴隶制？又或者，美国是否会发生它自己的工业革命？）

求助于“过渡型”实例常常是学术无赖最后的托词，他们孤注一掷地使用一些历史阶段的理论来规避经验归谬。某些读者无疑会觉得我的论证也当归于此类，甚至是其中更令人遗憾的个例。但在我看来，富裕觅食者、古代和中世纪城邦，以及早期现代原始工业国的确都是恰恰证明了规则正确性的例外情况，因此我坚持我的第二个主张，即能量获取的变化决定了我们如何解读人类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