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广西儿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一）历史背景

1．杀人不见血的鸦片流毒广西

鸦片早在鸦片战争前已被贩运到广西，一般从东部的广东或南部的合浦流入。那时在桂东各府的城镇就有人私食鸦片。虽然朝廷有令严禁，但因许多官吏从鸦片贩运中得到好处，所以难以禁止且越禁越旺。据调查，19世纪40年代，郁林的长荣圩、贵县的大圩、桂平的江口圩等地已有数量不等的烟馆。鸦片战争后，鸦片更是无所禁忌地被贩入。

鸦片的泛滥，一是毒害了国民，危及了国民的生命；二是引起了银贵钱贱，影响了民生；三是百姓遭受更严重的盘剥，催逼旧税的同时又增新捐，激化社会矛盾。

2．列强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侵略

第一，先后强迫开设口岸。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北海等被辟为通商口岸，第二年正式开放，是广西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1887年，法国与清政府签订《续订中法商务专条》，指定开辟广西龙州为通商口岸。1897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专条》，梧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取得了广西内河航行权。1899年，各列强又强迫清政府开辟南宁为通商口岸。1907年正式开放。口岸的开辟，极大地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侵略活动。

第二，在口岸设立利于经济侵略的海关。在北海、龙州、梧州等口岸，各国侵略者设立海关，委任税务司，大幅度降低进出口关税，大肆掠夺广西人民的财富。

第三，倾销洋烟洋货，大肆掠夺土特产品及原料，不仅直接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而且使城乡民族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

第四，开设银行，发行外币。法国在龙州开设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纸币（法币）和银元（法光），香港英国银行发行纸币“港纸”和银元“港洋”。他们都以比我国货币高得多的票面价值，充斥广西全境。其目的是达到掠夺我农副土特产品及原料，进而从金融方面控制广西。

3．列强谋求更多的政治权益

第一，在口岸设领事馆。至今在龙州、梧州及北海等还有法英领事馆旧址，是列强侵略广西的罪证；第二，英法把广西划为其势力范围；第三，夺得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

4．干涉广西地方政务

一是干涉清政府任用官员。1901年4月，清政府任命湖北巡抚于荫霖为广西巡抚，英国却认为其对外国人“心有成见”，清政府只好改命他人；二是直接镇压民众的反抗；三是破坏政令的实行。

5．从事宗教侵略

一是建立教堂；二是发展教徒；三是干与传教布道无关的政治、经济、文教以及收买人心的所谓“慈善事业”等侵略活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法美在广西建天主教堂共138座，拥有教徒38 000人。英美在广西建基督教堂共169座，发展教徒7 000多名。

6．清广西地方官吏贪污腐败，弄得民不聊生，百姓只能铤而走险

据记载，广西“官吏恣意征求，以肥私囊”不是少数，而是“通省官吏莫不皆然”。这些官吏鱼肉百姓，使得“民生难安”。光绪末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承认，“广西乱源，咎在官吏”。黄槐森、王之春当广西巡抚，“用人惟凭贿赂”；各种捐税“盈千累万，尽入私囊”。

（二）反抗清政府的斗争

1．太平军在八桂的斗争（1851年1月—1852年6月）

（1）拜上帝会在广西与团营。

1843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教。次年5月，洪秀全和冯云山来到广西贵县、桂平一带，以传教作掩护开展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在桂平紫荆山区（紫荆山在桂平东北，北靠大瑶山，东接平南，东南与金田村隔山并立，西连武宣及象州。田少山多，林木繁茂，地势险要。居民有汉、壮、瑶三个民族。历史上是瑶民与明军交战的地域），他们深入贫苦人家，宣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男子皆兄弟，女子皆姐妹”，人人一律平等的主张，建立拜上帝会组织，发展拜上帝教的信徒，短短几年，便开辟了紫荆山拜上帝教基地。以桂平为中心，东到平南、藤县，西达贵县，北至武宣和象州，南到郁林、陆川、博白与广东的信宜、化州、廉江等地，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了拜上帝教的兄弟姐妹。

在拜上帝会组织不断扩展的过程中，拜上帝会的领导骨干初显端倪。除洪秀全、冯云山外，桂平人“机警多谋”的杨秀清入会后，伪托“天父下凡传言”，一度安定了会众。武宣人“勇敢刚强”的萧朝贵成为会中一员后，伪托“天兄耶稣下凡附身传言”，也有一批会众围着他转。桂平人韦昌辉以及贵县人石达开因受土著地主的嘲弄排挤，愤而举族携家加入拜上帝会。他们号召和带领着各地会众积极开展革命武装的组织和准备工作，起义条件逐渐成熟。

1850年7月，洪秀全召集各地拜上帝会首领，发布“团营”命令，要求各地会众一律依时到达桂平金田村集中，史称“金田团营”。一时间，各地会众变卖田产房屋，扶老携幼，冲破地主武装和清军的阻击，向金田村进发，人数达一万多。12月，极度惊恐的清政府赶紧在平南思旺圩布防，封闭路口，想困死到平南花洲活动的洪秀全等。洪秀全一面命固守，一面令金田出兵夹击。结果援兵直捣思旺圩，大败团练武装和清军，接洪秀全等回到金田，史称“迎主之战”。1851年元旦，又在桂平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团营会众的初试锋芒，长了自身志气，灭了敌方威风。

（2）金田起义与局部推进。

1851年1月11日，正是洪秀全38岁诞辰。桂平紫荆山前的田野上，两万多饱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洪秀全的亲自领导下，拿起武器，汇集到金田村西边的犀牛岭古营盘周围，庄严誓师起义，史称金田起义。在万众欢呼声中，洪秀全颁布简明军律五条，命令会众一律蓄发易服，冠名起义军称太平军。（金田起义旧址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接着，洪秀全指挥太平军东进，一举攻占了浔江北岸的重镇江口圩。在那里，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对地主富户进行清算斗争；一面接受天地会首领罗大纲、苏三娘（八桂又一女杰，广西灵山县壮族农民，先为天地会首领，后响应洪秀全号召，率众加入太平天国起义，遵照太平军“男女别营”制度，组成一支约一万人太平天国女军。她作战剽悍异常，革命坚决，常令清军闻风丧胆，后陷入湘军重围，身负重伤跳崖殉国，极为悲壮。）所率两千余名天地会成员加入太平军，壮大起义力量；一面依江择险，设防固守，英勇迎战广西提督向荣、钦差大臣李星源、广西巡抚周天爵等部署的清军围攻，把敌人杀得一败涂地，四处逃散。

3月上旬，太平军主动撤出江口圩，西进武宣，与尾追而来的向荣、周天爵所率清军激烈拼杀，连战皆捷。23日，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称天王，建号太平天国，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洪秀全称王建号，确立五军主将制，有利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5月中旬，太平军主动撤离武宣，北击象州，连占部分乡圩。后来，由于粮饷日见短缺，又有清将乌兰泰与向荣的阻击，洪秀全决定回师桂平，在紫荆、金田地区驻防。7月至9月，清军又从西、南方向太平军防域进攻。在洪秀全的指挥下，太平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突出重围。9月中旬，太平军于平南官村大败了乌兰泰军、向荣军。随后乘势向永安州挺进。

（3）永安建制与突围北上。

25日，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在永安，太平天国依靠当地群众，和围攻的敌人顽强战斗的同时，积极进行军政建设。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各王均受东王杨秀清节制。颁刻《太平条规》《太平军目》等，整顿军纪。定《太平礼制》，规定森严等级，官爵封号世袭。并颁行太平天历，以366天为一年，单月31天，双月30天。永安建制，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建国规模，为推动太平天国革命向前发展准备了条件。

1852年4月，面对清军的四面合围，太平军自身军需的匮乏，洪秀全命令太平军两万军民从永安突围北上。太平军过昭平，经荔浦、阳朔，进临桂，直逼桂林。不久，抵达桂林城下。乌兰泰追至桂林将军桥，太平军伏击成功，伤乌兰泰（不日死于阳朔），歼其大部。接着，太平军频频攻城。由于城墙坚固，缺乏器械，加之清军援兵将至，太平军只好趁夜主动撤出桂林北上，经灵川，克兴安，入全州。6月5日，太平军分水陆两路，顺湘江而下，向湖南进发。在全州蓑衣渡与清军的激烈战斗中，冯云山因伤势恶化，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7岁。7日，太平军进入湖南境。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随后，又攻长沙，占武汉，进军江南，攻占南京，定都为天京。

○2．19世纪中期天地会再举反清义旗

天地会，是一种原始形式的民间秘密团体，又称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约创立于17世纪后期，以反清复明为目标。18世纪初，在广西就有了活动。至19世纪中期，其组织已遍及全省，并不断进行反清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反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其中有的已打破非朱姓不为王的老规矩，据地立国称王，建立天地会政权（表4-1）。

表4-1　19世纪中期天地会反清斗争

附：吴凌云、吴亚终父子，今扶绥县壮人。朱烘英，湖南人；胡有绿，今武宣县人，当地著名的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今广东人，当地有名的天地会首领。

○3．跨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会党起义

会党是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又叫天地会。自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与天地会的首领联络后有此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西会党起义再起（表4-2），由于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起义成员复杂，有农民、流民、游勇等，会党组织松散，缺乏统一指挥。虽然会党起义最终落败，但其斗争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斗志，一些会党人员后来也加入了同盟会，又投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下，继续进行武装反清斗争。

表4-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会党起义

附：李立廷，今陆川县人，天地会首领。王和顺，今邕宁县人，壮族，会党著名领袖，后加入同盟会，得孙中山赏识器重。陆亚发，今邕宁县人，壮族，游勇首领。

○4．20世纪初广西境内同盟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表4-3）

表4-3　20世纪初广西境内同盟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

附：黄明堂，今钦州市人，壮族，早年为边关一带游勇、会党首领，入同盟会，后在广东任职，曾任广西边防督办。

5．广西独立

受辛亥革命影响，梧州的同盟会会员率队冲进府衙，于1911年10月30日首先宣布独立。随后广西巡抚沈秉坤等宣布省会桂林独立，广西提督陆荣廷也只得宣布南宁独立，柳州的同盟会也率众夺权，宣布独立。其他各州县也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宣布脱离清朝统治。清王朝在广西的统治宣告结束。

广西独立后，初由巡抚沈秉坤为省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为省副都督。为独揽广西军政权力，陆荣廷暗中指使亲信部属通电桂林，推举其为省都督。于是，沈秉坤、王芝祥只好借口率师“援鄂”离开广西。1912年，陆荣廷便取得了广西都督的职位，随后把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陆荣廷，1859—1928年，武鸣人，壮族。幼年已失父母，被迫远走边关，在龙州县水口落脚，被当地谭姓招为女婿。曾参加过三点会，为绿林好汉。在中越边界专抢法国侵略者枪支钱财。中法战争爆发时，投身清军抗法。战后，又与一些游勇结成绿林，干起老本行。后由苏元春招抚，做营管带，率兵镇压过会党起义。不久又受岑春煊举荐，任统领，统十营兵力。1907年，因镇压镇南关起义有功，升右江镇总兵官，不久改任左江总兵官。1911年6月为广西提督，节制全省旧军32营，驻南宁。今南宁人民公园有其建的镇宁炮台，武鸣县有明秀园。）

陆荣廷就任广西都督后，继续打出“桂人治桂”的招牌，网罗亲朋故旧，用人“非龙即马，不平则鸣”，逐渐组成了以他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控制了广西军政大权，开始了旧桂系军阀在广西的统治。

上台后，陆荣廷其阶级本性暴露无遗，他仇视革命，为袁世凯集权独裁帮凶，大肆镇压革命，1913年9月，在桂林杀害秘密潜入广西、继续策动反袁的“开国元勋”蒋翊武。（今在桂林立有孙中山亲题的“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碑和以蒋翊武名命名的“翊武路”。）10月，又从南宁跑到柳州，按袁世凯的电示杀害讨袁的同盟会员刘古香。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又接受袁世凯的恩惠，心安理得地做耀武上将军。为扩大自身的力量，又加紧勒索民众，致使广西省穷民贫。

（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

1．广西近代史上的两位民族英雄

（1）刘永福——黑旗军——抗法抗日。

刘永福，钦州人，先参加农民起义军，后创建黑旗军，活跃于越北山区。不久受越之请，率军援越抗法。1873年12月率军在河内西大败法军，毙其头目安邺。1882年5月再在河内西的纸桥，斩法将李威利，取得大胜。越王封他为三宣提督。后又与清军和越军配合，在临洮大败法军，令敌闻风丧胆。正如民间传颂“刘二打番鬼，越打越好睇”。回国后，又率黑旗军渡海到台湾抗日，尽心尽力，最后因无援被迫内渡。他不愧为民族英雄。（钦州市的刘永福故居即三宣堂已被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冯子材——萃军——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李鸿章的指使，在越北部的清军消极对敌，节节败退。法军攻陷与炸毁我边防要塞镇南关，还留下傲慢狂妄的文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危急时刻，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受命率所募萃军赶到抗法前线，并被推为前线主帅。他团结各路友军，重视边关各族人民与越南人民的力量，积极备战布防，并选择在关前隘（今凭祥市卡凤村境内）用土石构筑长墙。1885年3月23日，法军头目尼格里纠合兵力3 000人，配备大炮，进入镇南关，直逼关前隘长墙。冯子材宣誓：“誓与长墙共存亡。”第二天，战斗更激烈。法军有的已越上长墙，冯子材当机立断，下令出击，并身先士卒跃出长墙，将士们“誓与长墙俱死”，杀入敌阵，肉搏冲击，迫使法军争相逃命。26日又指挥各军出关乘胜追击，不日据文渊，克谅山，占长庆，歼灭法军1 000多人，其统帅被击成重伤，取得了驰名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实现了“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的誓言，更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垮台。（钦州市冯子材故居已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抗法战争中，英勇抗敌的还有为刘永福出谋划策的唐景崧（灌阳县人），抗法桂军主将苏元春（蒙山县人）、马盛治（蒙山县人），抗法桂军将领陈嘉（荔浦县人，今龙州县仍有陈勇烈祠），刘永福属下将领杨恩著（钦州市人）、黄守忠（宁明县人）、吴凤典（上思县人），时任云贵总督的抗法滇军统帅岑毓英（西林县人）。

中法战争后，时任广西提督兼任督办边防的苏元春，组织军民大力进行边防建设，增关隘固边城，筑炮台置火炮，造兵营修军路，移民实边，为巩固国防作出了贡献。今存凭祥市区北的大连城和龙州县城西的小连城就是当年用石料砌成的御敌长墙。

2．广西教案

教案指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教会、教堂和传教士的种种罪行而引起的诉讼案件或外交事件的简称。它是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从1856年开始，到1919年，广西境内共发生各种教案共49起，广西东南西北中地域都有发生。其中比较典型的有1856年西林教案、1883年贵港三板桥教案、1884年上思教案、1897年田林乐里教案、1898年永安教案等。广西教案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宗教侵略势力，也充分反映了广西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广西军民全力抗击日军入侵

1．六·一事变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告急。大敌当前，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军事实力派新桂系与粤军主张停止内战，共同对付外敌。而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却要借抗日必须先统一全国为名，铲除两广地方实力派。这就引起了新桂系头目与陈济棠的不满，于是决定逼蒋抗日。

1936年6月1日，李宗仁、陈济棠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第一和第四集团军北上抗日。第二天，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对日抗战，并领导全国抗日。随后两广的军队整编待命出发，往湖南开进。同时，积极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等能唤起民众的口号。这就是六一事变，又称两广事变。

但是蒋介石仍是一意孤行，并用收买的办法分化两广内部，迫使陈济棠离粤入港，并对新桂系下手：一是用明升暗降的手法夺新桂系头目的兵权；二是派大军进攻广西，以彻底解决广西。而新桂系则不甘示弱，一面扩军，一面部署，一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蒋桂之战一触即发。

此时，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广西来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一面谴责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一面赞赏新桂系的抗日行动，又诚恳希望新桂系逼蒋抗日不打内战。救国会派来的杨东纯也向新桂系头目陈述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不要轻率开内战，要想法使蒋接受抗日主张，共同对外。最后李宗仁、白崇禧同意与蒋谋和，达成妥协。蒋撤兵解围，重用李、白、黄。新桂系表示，接受任命，服从中央。这就避免了内战，为全面抗战爆发后双方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2．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桂林抗日文化城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是中国共产党在广西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果，是根据周恩来与桂系首领白崇禧达成的口头协定于1938年11月中旬成立的。地址设在桂林市中山北路，是一幢浅灰色的两层楼房。该处由李克农任处长，工作人员有100多人。对外它是八路军的公开机构，对内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秘密派出机构，故在灵川县租民房设电台和仓库、招待所、物资转运站。

办事处成立后，在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关怀帮助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一，积极宣传中共抗日主张，进行统一战线活动，促进了广西当局与共产党的合作。

第二，领导桂林抗日文化运动，把中共各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到各抗日团体中。

第三，领导广西地下党工作，联络华南、南洋各地党组织。

第四，筹运抗日军需物资，输送过往人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桂林形势恶化，办事处被迫撤销，部分人员到了延安，部分人员去了重庆。

桂林抗日文化城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造出的良好政治氛围领导建成的抗日救亡前哨、堡垒，抗战文化的根据地。那时，全国各地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纷纷到桂林，再加上各阶层的群众也积极参加，桂林抗日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真是“文人荟萃，书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戏连台”，“繁花竞放，盛极一时”。

一是文人云集，人才济济。当时在桂林的文人有1 000多人，著名的有二百多人。如文学（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艾青、夏衍、叶圣陶等）、戏剧（田汉、欧阳予倩等）、美术（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恺等）、学者（陶行知、梁漱溟、马君武、雷沛鸿、李四光等）及音乐（张曙）、新闻（胡愈之、范长江）等人才。二是文化团体众多，宣传活动效果明显。如巴金等发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范长江为首的国际新闻社、田汉等为首的新中国剧社。漫画家余所亚的《前线马瘦 后方猪肥》表现了国民党达官贵人逍遥于战外、养尊处优、坐等胜利的羞态，收到较好效果，深受人们的喜爱。三是报纸杂志多，出版事业繁荣。在桂林出版的报纸由一家增到五家十一种，如《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大公报》等。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四是教育事业兴盛，科学学术活跃。桂林的大中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积极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著名学者前来从事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

总之，桂林抗日文化城是大西南抗战文化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的中心地之一，是生产抗战精神产品的主要基地。她大大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

3．能文能武的广西学生军与南方抗大

广西学生军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在思想上政治上由共产党员起主导作用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抗战期间，广西先后组建了三届学生军。

1936年，新桂系头目白崇禧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谢和庚的建议，于6月27日，由广西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广西师专学生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广西抗日救国学生军”，共有300人。他们分别分派到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或在各县农村宣传“抗日反蒋”。同年，“两广事变”结束后，学生军即行复员。

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广西学生大队，即第二届广西学生军，参加学生约300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0人。学生军在桂林集训两个月后，于12月中旬开赴鄂豫皖抗日前线，担任战地宣传、救护、慰劳等工作。1938年建立了学生军中共支部。1940年3月由于国民党反共形势所迫，学生军党支部率领一批进步青年退到淮南、淮北的新四军根据地，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先后占领武汉和广州后，广西面临日军入侵的严重威胁。国民党广西当局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决定组建广西学生军，即第三届学生军。当年11月底共招大中学生4 200多人，其中有近百名中共党员，且大多为军中骨干，掌握了基层领导权。学生军在桂林集训期间，叶剑英、郭沫若、夏衍、范长江等应邀到各团作演讲。1939年2月中旬，学生军三个团分别开赴平乐、桂平、宾阳继续集训。4月，学生军分别开赴桂东、桂东南、桂南等日军可能入侵的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以各种形式向群众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宣传全国军民抗战的英勇事迹，推动广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9年桂南战事发生后，学生军先后两次整编，投入支前、参战和敌后工作，配合部队、游击队或单独直接进行阻击、偷袭、伏击、突围等战斗，共计130多次，成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1940年日军撤离广西。第二年6月新桂系当局宣布解散学生军。

总之，广西学生军深入基层，进入前线，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进行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各种宣传、组训、支前活动以及直接对敌奸作战，从而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抗日斗敌爱国情怀。在宣传抗日工作中，在与日军战斗中，学生军自身也受到了切身的教育，许多青年志士也因此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最终选择跟着中国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

1939年春，新桂系当局为培养基层干部，举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共产党员杨东纯担任该校的教育长，并派一些党员和进步人士到该校任职和学习，从而掌握了该校的领导权。该校参照中国共产党延安抗大的方法进行教学，被誉为“南方抗大”。参加学习的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毕业后，多分派到基层县区乡政权中工作。他们在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www.zuozong.com)

4．日军两次入侵广西（1939年和1944年）

（1）桂南会战和昆仑关战役。

1939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者为配合其战略的转移，切断经南宁通往越南的交通线，断绝国际的援助，迫蒋投降，于是出动约40 000兵力，在钦州湾强行登陆，对广西发动第一次军事侵略。24日日军攻占南宁。12月4日，占领战略要地昆仑关。（昆仑关地处邕宁、宾阳两县交界，是内地经南宁到越南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国民政府为收复南宁，调集了9个军共25个师15.4万的兵力（桂系有2个军6个师3万人），与日军展开桂南会战。广西“小诸葛”白崇禧任总指挥，陈诚任监军。18日，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发起主攻，苏联空军也给予大力支援。经过激烈争夺，历时13天，至30日，各军共歼灭日军官兵4 000多人，俘虏一百多人，缴获大量的军用物资，取得攻克昆仑关战役的伟大胜利。为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攻下天险，我军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伤亡一万人。因此，后人为纪念抗日阵亡的将士，在昆仑关附近山上建了“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园”，内有抗日纪念塔、纪念亭、纪念碑、牌坊，供后人凭吊。（其中的两副对联：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关寒敌胆；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战绩令人怀壮烈，国殇为鬼亦雄奇。它颂扬了中华民族将士抗日救国，浴血捐躯，勇战外敌的民族气概。）

后来日军虽一度又占领了昆仑关，但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1940年10月底日军被迫撤出广西。侵桂期间，日军犯下了无数的罪行。

（2）国民党军的溃退和日军的暴行。

1944年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逐渐失利，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又被美军切断，迫切需要打通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于是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6月兵临广西，11月桂林开始进行防守战。数千官兵为守城，壮烈殉国。桂林沦陷，接着柳州沦陷。24日，南宁失守。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却一退再退，广西省府从桂林一迁再迁，但仍是“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不得不“北上凌云，安居乐业”。广西大片河山沦陷。

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所到之处，天上用飞机轰炸，地上实行疯狂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给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广西杀害无辜百姓22万多人，杀伤43万多人，失踪近6万人。仅邕宁县、武鸣县，第一次日军入侵，死亡达11 148人，重伤2 161人；第二次日军入侵死亡15 733人，重伤2 190人。永福县罗锦镇林村岩洞内，当年被日军用火熏死的老人、儿童、妇女近80人。南宁市沙井乡乐贤村有一座“千人坟”，是当年附近村庄与逃难到此处的同胞被日军杀害其遗骸的埋葬地。

面对日军的暴行，沦陷区的人民进行坚决斗争。如邕宁县那连乡群众，在日军第一次入侵时，组织了一支4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与日军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的战斗，打死打伤日军200多人。该乡的蒋村、四美、新丁、乌兰四个村，更是联合起来，自发组织武装壮丁，并自费购买重武器，打死不少日军，因此被誉为广西抗日模范村。日军第二次入侵时，河池市六甲镇足直村菜峒壮族韦老太太目睹日寇的暴行，就带领儿子与同胞自发组织了菜峒自卫队。她机智设伏，有一次就毙伤日寇18人。敌人派汉奸威胁她归顺，她怒斥走狗汉奸的贪生怕死、甘当奴才，并说：“老奶心中只有一个仇敌——日本强盗。老奶活着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国民党军驻六甲后，她又给部队充当向导，拦截日军，并提供急需的军用品。1945年3月23日出版的《中央日报》称她为“军队之母”；12月8日的《广西日报》誉她为“女英雄韦老太太”；政府嘉奖她“韦老太太慈母和儿子韦健生，协助国军抗战有功”。

5．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在日军两次入侵广西期间，广西各族同胞与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一起，在“一切为了救亡”的共同口号下，奋起抵抗野蛮日军的侵略。同时，广西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共建立了30多支抗日游击队，队员共7 000多人。其中桂北人民抗日武装有：临阳联队，活跃在临桂、阳朔两县，300多人。潞江自卫队，灵川政工队，活跃于灵川县，280多人。全灌自卫武装，活跃于全州、灌阳，260人。柳北人民抗日武装有：融县人民抗日挺进队，活跃于融县，800多人。镇国政工队，活跃于罗城、融县、柳城，50多人。《柳州日报》警卫队，活跃于柳城、融县、罗城，数十人。融县人民抗日挺秀队活跃于融县，300多人。桂东南抗日武装有：贵县抗日自卫军、横县自卫队、陆川抗日自卫军、博白县民主抗日自卫军、兴业县人民抗日自卫军，等等，共有3 000多人。钦廉四属抗日武装有：合浦抗日游击队、抗日游击队灵山大队、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此外，省内其他沦陷区，也纷纷组织了规模或大或小的抗日武装。

这些抗日武装队伍，在敌后广泛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游击战争，消灭来犯日军。据统计，仅从1944年秋至1945年夏的作战中，广西各地游击武装就歼灭日伪军1 000多人。1944年12月，得知日军用木船运送日官兵与军用物资从贵县溯郁江开往南宁。贵县立即出动抗日自卫队与横县自卫队近400人，从两岸对日寇船队夹攻，击毙日军80多人，并缴获木船18条以及各种武器弹药一大批，取得了党领导的广西游击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活跃于漓江之畔的临阳纵队共300多人，在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就先后对日军作战十多次，毙敌18人，俘敌45人，全歼日军两个挺进大队，击溃日军三个大队共550多人的“围剿”，击沉日军运粮船四艘，击溃日军运粮队三支，缴获一批军用物资。

（五）反对旧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反对旧军阀的斗争

（1）陆荣廷控制两广。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革命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形势所迫，利益所系，1916年3月，陆荣廷在柳州通电全国，宣布广西独立，任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并发表讨袁檄文。袁世凯死后，陆荣廷命桂军进入广东。段祺瑞组阁后，陆荣廷任广东督军，其亲信陈炳焜为广西督军。1917年春，北洋政府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其亲信谭浩明改任广西督军，陈炳焜为广东督军。这样，陆荣廷就控制了两广军政的全部权力，称霸一方，时称“北冯南陆”和“北张南陆”，在政治上与冯国璋同为副总统候选人；在军事上与张作霖南北称霸。当年秋季，旧桂系的势力又扩大到湖南。

（2）孙中山策划讨伐陆荣廷。

旧桂系在广东骄横跋扈，不可一世：重征各种税收，大肆举借内外各债；文化专政，无所不用；民众声援“五四”运动，声讨卖国贼，竟遭拘捕。孙中山发表宣言，声讨陆荣廷。他积极扶持粤军陈炯明部，号召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联合讨陆。1920年夏，陆荣廷先发制人，进攻驻闽南、漳州的粤军，孙中山下令陈炯明奋起迎战。由于粤籍官兵倒戈，桂军将帅不和，陆荣廷败退广西，粤军占领广州。第二年孙中山又命令陈炯明直奔广西梧州，许崇智直指桂林。湘军、黔军、滇军、赣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配合粤军共击桂军。桂军刘震寰梧州倒戈，沈鸿英宣布“独立”，陆荣廷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遁入越南。陈炯明粤军控制广西后，8月，孙中山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省会设在南宁。马君武上任后，提出了禁烟、禁赌、整顿金融、兴办教育、发展实业、开采矿山、建立新军、发展交通等计划，力图实现新政，以改造广西的愿望。但随着孙中山所率北伐军因故返粤，旧桂系残余势力卷土重来，马君武无法主政。第二年5月便辞去省长职。广西又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中。

2．两广统一和桂军北伐

（1）广西三方势力。

粤军离桂后，处于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广西逐步形成了三支较大的势力：一是从旧桂系分裂出来的野心勃勃的沈鸿英部，有部众近2万人，在政治上依附北京政府，主要活动在桂东北和湘粤边地区，随时觊觎着八桂“霸主”的位置；二是重返广西图谋东山再起的陆荣廷及其旧部，收容旧部2万余人，在政治上继续投靠北京政府，占据南宁龙州一带以及桂中、桂西地区，企图凭借昔日的声威，做着“广西王”的美梦；三是新崛起的原旧桂系下级军官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部，有兵力1万多人，他们接受过近代军事政治正规教育，以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为后盾，其势力由弱趋强，有“经营八桂”的抱负，控制了广西最富庶的离粤又近的桂东与桂东南地区。

（2）李宗仁等统一广西。

为了实现统一广西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利用陆、沈矛盾激化之机，决定采取“联沈倒陆，先陆后沈，各个击破”的策略。1924年4月，沈鸿英在桂林包围了前来抢占地盘的陆荣廷，陆部南宁、柳州等地守军驰援桂林。随后，李宗仁、黄绍竑则抓住战机，乘南宁防守空虚，攻占了南宁。接着，又与沈军联合，占领柳州。陆率残部突围入湘，后通电下野，转赴到上海、苏州，被迫退出政治舞台。其左、右江一带的余部见大事不妙，或逃跑或归顺。桂中、桂南、桂西成了李、白、黄的地盘。

1925年初，自以为有恃无恐的沈鸿英偷袭李、白、黄后方基地桂平。李部在广东革命政府粤军李济深部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多次激战，歼灭沈部大部分主力，沈通电下野，逃窜广东，出逃香港。与此同时，和沈早有密约的云南军阀唐继尧，则派滇兵从桂西右江和桂北两个方向分别直指南宁和柳州，企图取道入粤，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针对唐继尧滇军的进逼，在民众的支持下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下，李、白、黄部又联合入桂的李济深等部粤军和驻粤滇军范石生部共同出击滇军。入夏，收复被滇军占据的柳州，迫使滇军弃邕退回云南。至此，广西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统一。接着，于南宁成立广西省民政公署，广州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督办；黄绍竑为民政长，主持全省政务；白崇禧为参谋长。广西民政公署的建立，标志着新桂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和新桂系统治的建立。从此，广西进入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为核心的新桂系统治时期。

（3）两广统一。

广西统一后的次年，在新桂系的支援下，广东也实现了统一。广州国民政府为争取两广统一的尽快完成，“使两省联合起来，团结在一起，一致地应会中国大局”，于1926年1月底，派出汪精卫等到广西慰问援粤桂军将士，并与李宗仁、黄绍竑就两广统一问题进行商谈，李、黄同意“毫无保留地统一”，并派白崇禧到广州，进一步协商两广统一具体事项。3月19日，国民政府通过了“两广统一方案”，即广西省政府受国民政府之命，处理全省政务；广西现有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之指导监督。不久，李、黄、白的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参谋长为白崇禧，党代表为黄绍竑。全军设九个旅，共有37 000多人。改组成立广西省政府，黄绍竑任省主席，两广实现了统一。两广统一，增强了国民革命阵营的力量，为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北伐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4）八桂将士出师北伐。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积极推动下，以推翻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北伐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1926年4月，倾向于广州革命政府的湘军唐生智部遭吴佩孚军进攻而陷入困境之际，桂军第七军一个旅迅速北上，与援湘的广东方面的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取得援湘之战的胜利，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军长李宗仁率领的第七军即桂军与北伐友军第四军、第八军一起，在两湖英勇作战，重创吴佩孚军，占长沙，入武汉，捷报频传，战功卓著。后又奉命支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所率中路军，征讨江西孙传芳部，战绩颇多。接着，向安徽挺进，占有利地盘，拖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友军在京沪一带作战。黄绍竑则留守南宁，防止滇军东进，破坏北伐后方。

此外，投身北伐战争的广西将士还有：李济深，北伐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北伐第四军军长，广西苍梧县人（今苍梧县有李济深故居）；白崇禧，北伐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广西临桂人；陈铭枢，率北伐第四军第十师（广西合浦人，爱国名将。早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参与指挥过北伐战争和“一·二八”淞沪抗战，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十九路军总指挥、京沪卫戍司令官、广东省政府主席、行政院代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中国人民政协和建国的筹备工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等要职。今合浦县有陈铭枢故居。）；李品仙（广西容县人）、廖磊（广西陆川人），在北伐第八军任职；程思远（广西宾阳人）也参加了北伐战争。

3．中国共产党反蒋独裁的斗争

（1）八桂先进知识分子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时代潮流。一批在省外求学或工作的广西籍先进青年，他们自身认真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他们还自觉地担当起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黄日葵、谭寿林、宁培英等是他们当中的典范。

黄日葵，广西桂平县桂平镇人。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罢学归国，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后转学英文系本科。五四爱国运动时，是一名闯将和组织者。1920年，与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开始将如《社会主义浅说》等进步书籍邮回家乡，给乡亲们传阅。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西籍最早的共产党员。后来，又与在京的广西籍学生谭寿林等联络，从事向家乡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谭寿林，广西贵县三塘乡谭岭村人。五四运动期间，读中学的谭寿林就是县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英文班，后入国文系。受北大同乡进步青年的影响，积极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曾利用假期回乡之机，在县中和街坊公开宣传共产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1923年，又与黄日葵等人联络北大的广西籍学生，成立新广西期成会，并创办《桂光》半月刊，公开介绍马克思主义，寄回广西发行。

宁培英，广西陆川县人。五四爱国运动时，是县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广东高等师范法科求学时，一面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不断把进步书刊寄回家乡中小学。他负责编辑的《群言》，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运回广西发行。此刊拥有众多的读者，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八桂大地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在省内工作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学校和民众中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如高孤雁（龙州县人，壮族，在县下冻乡赤光小学任教。）、朱锡昂（博白县人，在省立九中即今玉林高中任校长。）、韦拔群、雷经天、陈勉恕（贵港市人）、陈培仁（贵港市人）等等。

（2）广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梧州支部。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和广西工人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梧州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然后向广西各地发展。7月，中共广东区委调派中共党员龙启炎到梧州担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开展党的工作。8月，又派共青团员周济到梧州任《梧州民国日报》编辑和广西省立二中教师，协助龙启炎工作。9月初，以龙启炎任书记，在梧州建立了广西共青团支部，通过报纸和开办劳工夜校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及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宣传国民革命运动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梧州的工农革命运动由此蓬勃发展。

经过精心的部署和准备，1925年10月，中共梧州支部在梧州马王街义路码头《梧州民国日报》社内正式成立，代号“梧竹枝”，龙启炎担任书记，还有党员周济、钟山、李血泪、李省群、李天和等。这是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12月，又成立了中共梧州地委，代号“梧祝迪”，谭寿林任书记，负责领导梧州、桂林、桂平等地支部的工作。1926年夏，为适应广西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南宁地委，书记为陈勉恕，下辖南宁和左、右江的党组织。此外，在柳州、桂林、桂平、容县、玉林、平南、贵县、苍梧、武宣、宾阳、东兰和左、右江以及原属广东的北海、防城等地也陆续建立了党的支部。

（3）韦拔群与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发展。

韦拔群，广西东兰武篆人，壮族。青年时代，求学于宜山庆远和桂林，并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考察，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坚定了救国救民的信念；回乡后又率家乡有志青年前往贵州参加“护国军”讨袁战争。1920年，在广州参加了受孙中山支持的广西籍人建立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积极参加讨伐旧桂系陆荣廷的革命活动。1921年，27岁的韦拔群回到东兰，开始从事农民革命运动。次年，曾三次带领农民攻打县城。1925年，他与战友陈伯民进入广州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受到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农讲所结业后，受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委任为农运特派员回到家乡武篆，指导农民运动，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在武篆举办了三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斗争实践的结合，为右江地区培训近6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推动右江地区农运的蓬勃开展。至1926年年底，右江各县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有农会会员10万人；农民武装2 000多人。国民党右派制造的“东兰惨案”发生后，他又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揭露惨案真相，迫使广西省当局承认东兰农运的合法地位，进一步促进了东兰农运的发展。到1926年12月，东兰县农民协会有会员78 000余人，农民自卫武装500多人。韦拔群不愧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东兰是名副其实的广西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中共中央对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韦同志在东兰已成了海陆丰之彭湃，极得农民信仰”。

○（4）革命低潮时广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斗争。

北伐战争前后，蒋介石为达到其专权独断的目的，不择手段，打击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革命力量。新桂系在广西也应声而起，对共产党人的打击进一步升级。拘捕了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架空第七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黄日葵职位，把广西省党部的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几乎全部“清洗”掉。接着，在上海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在广西又开始实行全省范围的“清党”反共行动。大肆通缉逮捕中共党员，刑判中共党员，屠杀革命志士。中共党员高孤雁、廖梦樵、黄士韬、钟山等被杀害；谭寿林、周济、龙启炎、李省群等遭通缉被捕；莫文骅、吴西、陈漫远等被判刑。各地农会干部及群众被惨杀的也不少。广西各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运动也受到严重摧残。革命暂时转入低潮。

面对新桂系反动派的野蛮屠杀，广西各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的方式，进行英勇无畏的反击。1927年5月，在中共广西地委负责人邓拔奇、宁培英等人的领导下，苏其礼、古天民及邓誉声等党员，在桂平成立了“广西武平桂三县农民协会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武宣、平南、桂平三县农军对敌行动。中旬，他们率领三县农军3 000多人，分路围攻桂平三江大平土豪刘瑾堂家，与敌交火五昼夜才主动转移。不久，苏其礼等又指挥三县的瑶、壮、汉农军数千人在平南、大同等地出击反动团局，前来助剿的新桂系军也被击溃多次。7月，在右江一带，地方党特支书记余少杰和严敏与农运负责人韦拔群、陈洪涛（壮族）、黄治峰（壮族）、黄书祥（壮族）等建立广西临时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左右江、南宁一带农军革命斗争，并组建右江农民自卫军，下设第一路农军、第二路农军、第三路农军，由韦拔群、黄治峰、余少杰与黄书祥分别统领。8月初，余少杰和黄治峰指挥第二路农军在奉议县仑圩（今属田阳）暴动，生擒当地团总黄锦升等人，消灭部分团局武装。下旬，黄书祥率第三路农军攻打果德县城（今属平果），守军只好弃城而逃，农军缴获大批武器。8月至9月间，韦拔群指挥第一路农军两千多人，包围已入凤山县城的黄明远营，战斗持续了十多天。11月，在桂南一带，邕宁县吴圩等成立邕宁农民自卫大队，并与左县（今属崇左）、养利（今属大新）等地的农民武装一起作战，攻占了左县县城。12月，在宁培英的指挥下，平南容县交界的劳五区农军分队，突然暴动，毙五人，伤二人，并高喊“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广西”的革命口号，令反动当局十分震惊。

广西地方党组织先后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新桂系的屠杀政策，粉碎了反动派武力剿灭革命力量的企图。虽然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这些起义大多受挫或失败，但相当一部分革命骨干和武装力量或分散活动，或转移山区坚持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通过这些武装起义，广西的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了锻炼，逐步积累了斗争经验，为后来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广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5）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四大派系（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争夺权力和地盘，正在酝酿新的军阀混战。1929年夏，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逃往香港，广西政局由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主持。俞作柏、李明瑞掌握广西政权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请求中共派干部到其军政部门协助工作。中共中央便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出邓小平（化名邓斌）、张云逸、陈豪人等一批党员干部进入广西，与原先被派回的朱锡昂、雷经天、俞作豫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工作，由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他们被分别安排在省政府、公安局、警备总队等要害部门担任要职，一面积极做好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一面恢复、建立和健全中共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整顿政法机关，清除、逮捕反动分子；镇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首恶分子；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下令实行民主，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拨给东兰、凤山农民一个营的武器装备。）

1929年7月，邓小平到达南宁后，对俞作柏、李明瑞采取了团结、争取、教育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组建广西教导总队，并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向其兄俞作柏、表哥李明瑞推荐，由张云逸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并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俞作豫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他们到任后，派大批中共党员和骨干改造驻守南宁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撤换反动军官，并在部队中发展中共党员，从而使这三支拥有几千人的武装队伍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中。

随着统战工作和兵运工作的顺利开展，广西工农运动也迅速恢复和发展。1929年8月，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以雷经天为主任委员、韦拔群为副主任委员的广西省农民协会。9月，在南宁津头村又召开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雷经天、何誓达、严敏、聂根等同志组成中共广西特委，并决定派人分赴左、右江筹备武装起义。

10月初，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之时，广西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受汪精卫之徒的游说，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的真诚劝告，仓促决定与广东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结果俞、李出兵不到十天，便败退南宁。亲蒋的粤军军阀陈济棠趁势率三个师兵力入桂逼近南宁，引起极大骚动。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张云逸当机立断，决定把三支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经过精心安排，由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地区的龙州，并护送俞作柏、李明瑞同往龙州。（不久，俞作柏取道去香港，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参加革命，领导起义。）随后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和机关干部，指挥满载军械物资的船队，溯右江上驶百色。张云逸等则率领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共两千多人，从陆路护送前进。这就是南宁兵变。

10月下旬，经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的周密部署，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在雷经天、黄治峰指挥的田东、田阳等县农军的配合下，一举智歼熊镐控制的、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共1 000多人，缴枪700余支。与此同时，韦拔群等指挥的东兰、凤山农军，重创当地的土豪武装，先后解放了东兰、凤山县城，从而为举行百色起义扫除了障碍。

1929年10月30日，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后改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宣告成立，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部队和地方党组织。11月初，得知中共中央关于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七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时，邓小平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举行武装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下，革命武装人员和数千群众，在百色城举行大会，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任政委，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军部直属队，李谦、胡斌、韦拔群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纵队队长，全军共4 000多人，其中右江地区壮族子弟约占半数以上。（广西东兰县壮家子弟时年15岁的韦国清也参加了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因功勋卓著，被授予上将军衔。）

1929年12月中旬，邓小平等一批干部前往龙州。邓小平在龙州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举行起义。当天上午，在龙州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邓小平任政委，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红八军下辖两个纵队，何家荣、宛旦平分任一、二纵队队长，全军约2 000人。同时大会宣布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

在百色起义的同一天，右江各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今田东）平马镇召开，工会代表、农民代表、士兵代表80多人出席。大会决定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雷经天、韦拔群、陈洪涛等13人为右江苏维埃政府第一届执行委员，雷经天任主席。此后，右江东兰、凤山、百色、恩隆、思林（今田东县）、奉议（今田阳县）、果德（今属平果县）、隆安、向都（今属天等县）、凌云、那马（今属马山县）、都安、那地（今属天峨县和南丹县）、河池、恩阳（今田阳县）、镇结（今天等县）等县相继建立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天保（今属德保县）、隆山（今属马山县）等县部分地区也建立了革命政权，从而形成了16个县连成一片、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在龙州起义的同一天，左江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王逸任主席。随后，左江地区龙州、上金（今属龙州县）、凭祥、崇善（今属宁明县）、龙茗（今属天等县）等县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成了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左江革命根据地。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在革命低潮时，我党与执掌广西政权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建立较好的合作关系的有利条件下组织和发动的。它吸取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没有在中心城市先举行起义，而是直接把正规军开赴农村，与农民武装会合，才宣布起义的，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经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胜利给左、右江各族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艰苦斗争中发展。

1929年冬，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重新执掌广西政权，随即对革命民众进行反扑。1930年3月，新桂系调梁朝玑率兵4 000多人进犯龙州。留守龙州城的红八军二纵队等1 000多人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而被迫撤出。二纵队队长宛旦平、广西特委委员严敏等壮烈牺牲；军长俞作豫、军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分别在广州和南宁被敌人杀害。一纵队在队长何家荣等人的带领下，按邓小平的指示，转移到右江地区与红七军会合。他们沿中越边境、滇桂边境北上，经数月艰苦转战，于同年10月在今乐业县上岗村与前来迎接的红七军会师，余下的三百多人编入红七军，成为红七军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新桂系军阀又派重兵进攻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主力转移到黔桂边活动，1930年5月攻占黔东南军事重镇榕江，歼敌两个营，缴枪400余支，大炮、迫击炮数门。随即回师右江，于6月初消灭桂军警卫第四团，一举收复百色、恩阳、奉议、恩隆等县城，红七军声威大震。在此前后，邓小平、雷经天、韦拔群等组织右江各族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并采取有力措施，使右江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红军人数大增。至10月，红七军发展到7 00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壮族青年，农民赤卫军近万人。

1930年10月，受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令红七军东进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地。次月，红七军进抵河池，召开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并对部队进行整编。全军改编为三个师，总指挥为李明瑞，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参谋长为龚鹤村，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三个师：19师，师长为龚鹤村（兼），政委为邓小平（兼）；20师，师长为李谦，政委为陈豪人（兼）；21师，师长为韦拔群，政委为陈洪涛。接着，红七军主力约7 000人从河池出发北上。他们过宜山，到罗城，打融县，入三江，转向黔桂湘边，入湘境，1931年1月又转广西全县，此间红七军强打强攻，兵力损失严重。于是军前委决定放弃打城市的危险做法，拟将队伍开到粤、湘、赣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同时缩编队伍为三个团。接着，过灌阳，入湘南，进粤西北，遭敌围攻，伤亡极大，于是决定北上与朱、毛红军会合。3月，到达江西永新县，红七军召开第二次党代会，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冒险主义的做法。随后与兄弟友军在江西打了好几个胜仗，并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7月22日，到达江西于都县桥头圩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并编入红三军团系列，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红七军历时九个月，行程达7 000多里，历经桂、湘、粤、赣四省，大小战斗一百余次，英勇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从原来的7 000多人减至2 000多人。但他们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打下了基础。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即与陈洪涛、黄松坚（副师长）等返回东兰和凤山等地组建21师。1931年1月，21师在恩隆县宣布成立，下辖四个团。1931年3月开始，新桂系先后派廖磊部与黔军王海平部、粤军陈济棠部等勾结，对右江东兰、凤山根据地进行三次疯狂的“围剿”。在中共右江特委的领导下，在韦拔群、陈洪涛等直接指挥下，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仅第一次反“围剿”用地雷炸死、炸伤的敌官兵不下一千余人。在第二次反“围剿”中，针对敌人的严密封锁，红军弹尽粮绝之时，为保存革命力量，又灵活化整为零，分头到右江下游地区，或黔桂边区，积蓄力量，俟机歼敌。在敌人第三次“围剿”中，南丹的红军战士又和地方的赤卫队联防抗敌，激战数昼夜，终因敌众我寡，退守山中。有的战士抱住敌人跳崖壮烈牺牲。1932年10月，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正准备分头转移的时候，广西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韦拔群于19日凌晨被叛徒杀害于东兰西山赏茶洞，终年39岁。不久，陈洪涛也不幸被捕，牺牲于百色，年仅28岁。右江革命根据地受到血洗而丧失，但是余下的红军游击队仍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

百色、龙州起义以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广西白区的工作，1930年10月，重建了以吴茂祥为书记受南方局领导的广西特委，委员有黄德普、张第杰、麦锦汉。1931年6月，根据实际情况，广西特委改为郁江特委，机关设在贵县，由詹恒祥负责，成员有麦锦汉、陈嘉良、谢锐、陈岸、张第杰、杨建南，主要领导南宁、玉林、贵县的工作。不久，因叛徒招供，特委又迁到邕宁。后来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影响，郁江特委遭破坏，特委委员只剩下陈岸一人在玉林一带坚持革命斗争，特委所属各地组织也几乎均被破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广西各地的地方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1936年11月在贵县召开了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广西工委，陈岸任书记。广西党组织又继续领导民众投入到抗日救亡大潮中。

（7）红军长征过广西，浴血奋战渡湘江。

1934年9月2日，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等率领下，经湖南，突破桂军防堵，从全县东南的清水关进入广西。他们英勇善战，经灌阳文市过灌江，经全县石塘、麻市，在凤凰渡过湘江。在资源县石溪村，击落国民党飞机一架。10日，按中央军委电令，为配合红一方面军行动，迅速进入湖南城步县。让尾追而来的桂军望红军留下的“此处是湘桂交界处，不劳桂军远送”木牌而叹。

1934年11月26日，中央红军八万余人，经湘南过灌阳县东北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向湘江挺进。蒋介石调集了30万兵力，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设置第四道封锁线，妄图从三面夹迫我军，依仗其数量和装备优势，歼灭我军于湘江东岸。中央红军决定多路强渡湘江。红军左翼的红四师从兴安县界首涉渡湘江，占据光华铺，与那里的桂军独立团对峙，以控制背后的界首渡河点。红四师与桂军血战三天三夜，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红三军团红五师在师长李天佑的率领下，奉命赶到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三个师对我军的侧击，激战三昼夜，粉碎了桂军妄图拦腰截断我军左翼、吃掉我军一部的美梦，保证我军迅速抵达界首，抢渡湘江。

红军右翼的红二师，快速从全县大坪过湘江，并北上控制脚山铺，并与从湖南远道而来的红一师协同阻击南下的湘军，随后又有红一军团部及所属二师经大坪过湘江，执行掩护红军大部队抢渡湘江的任务。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全县凤凰附近渡口渡过湘江。

红军强渡湘江时，彭德怀设指挥部于界首，指挥红军渡湘江。红军在界首镇搭起两道浮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率领中央纵队从这里渡过湘江。至2日晚，经过七天七夜血战，红军主力胜利渡过湘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场恶战，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惨痛的教训下，一些曾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逐渐改变态度。

红军渡过湘江后，花了两天时间，越过兴安县、资源县交界的险峻高山老山界，到达资源县塘洞等地。12月6日到达龙胜江底，毛泽东当晚就住在江底乡。10日，红军住在龙胜平等乡龙坪。国民党特务为破坏军民关系，在这里纵火烧民房。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组织红军奋力抢救，保护了一百多间民房。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纵火犯，发款救济灾民。至今仍保存有当年保护的红军楼。13日，红军最后一支收容部队离开广西，进入湖南通道县，改向敌人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红军长征在广西历时约一个月，与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同胞结下深厚的情谊。红军到达龙胜江底乡，遇到曾参加过1933年桂北瑶民起义的小头领冯书林等人，红军表示坚决支持瑶民起义，送给他们一些武器，并在吞龙岩（今叫红军岩）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瑶民”和“继续斗争，再寻光明”的大字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鼓励瑶民坚持斗争。瑶民群众为教育后代，永记红军的教导，怀念红军，在山崖壁上刻上诗文：“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孟冬甲戌月，瑶胞把家还。”

（8）广西战役。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广西省工委于1947年在横县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决定在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经过艰辛的斗争，至人民解放军入桂前夕，全省已拥有十多个支（总）队四万多人的游击武装，并先后建立了桂北、柳北、桂东、都宜忻、桂中、桂东南、桂中南、左江、右江、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十多块游击根据地，一些县、区、乡建立了革命政权。

同时，各地党组织继续发动游击武装活动，抢夺敌人占据的军事据点和交通要道，攻占部分县城。动员各族人民筹集粮草，成立支前委员会或各种后援会、运输队、粮食供应站、茶水站、向导站、洗衣队等，做好各项支前准备工作。为加强领导，经中央批准，1949年9月底，成立广西省委，张云逸任书记，陈漫远、莫文骅、何伟、李楚离为副书记。这些都为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在人民解放军的追逼下，败退回广西的白崇禧集团拥有5个兵团共12个军30个师约15万人的兵力，加上逃窜到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4万多人，总兵力近20万人。白崇禧企图依靠其经营已久的广西老巢，勾结云南、贵州国民党残部，组织所谓“西南联防”，负隅顽抗，等待美援，同时又做撤退海南岛和南逃越南的准备。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斗争形势以及白崇禧的企图，制定明确的战略方针：“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不给白崇禧桂系军阀立稳脚步或逃跑的机会，将其彻底歼灭在广西境内。”为此，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作出兵分三路挺进广西，围歼白崇禧集团、解放广西的战役部署。即以四野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三十九两个军共8个师约10万人为西路，由湘西奔袭黔、桂边，占领思恩（今环江县）、河池，关闭白部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以二野第四兵团第十三、十四、十五军及四野第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共4个军共12个师约18万人为南路，由粤西远距迂回粤、桂边的信宜、化州、廉江、博白一带，切断敌经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的道路，与西路军构成对白部的钳形包围；以四野第十二兵团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军3个军共10个师约14万人为中路，集结于湘、桂边待机，“示弱”于敌，以抑留白崇禧于桂北，待西、南两路形成钳形合击态势后，适时沿湘桂铁路及其以东地区突进，将白崇禧集团歼灭于广西境内。

11月6日，西路军在湘西南发起进攻，揭开广西战役的序幕。接着，由黔东入广西环江、河池、南丹、三江一带。白崇禧见西逃无望，以为南线兵力薄弱，急令其主力第三、十一兵团火速南下，控制粤桂滨海地区，掩护全军从雷州半岛逃往海南岛或流窜越南。11月底12月初，解放军南路大军在广东廉江、信宜及桂东南陆川、北流、容县、玉林、博白一带发起了第一次围歼战，将桂军敌第三、十一兵团及粤敌十三兵团残部基本歼灭，俘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粤桂边指挥部中将司令喻英奇，毙敌第十一兵团司令胡若愚，使敌精锐丧失，逃海美梦破灭，部署打乱，陷入总崩溃的境地。与此同时，西路军一部继续西进，直插南宁以西地区，一部直向柳州宾阳，11月25日进占柳州，并解放河池、百色、忻城、宾阳等，12月4日南宁解放；中路军沿湘桂线南下，11月22日解放桂林，并抵荔浦、武宣，占富川，入贺县，25日解放梧州。

在解放军各路大军的围歼和追击下，白崇禧见败局已定，急令各路残部向钦县、龙州一带撤退，企图从海上窜琼，或逃入越南。解放军各路大军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顽强作风，日夜兼程，以每天150至200里的速度追击。12月2日至7日，解放军先后于钦县及其北面的小董圩发起第二次围歼战，歼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直属队及第十一兵团大部等4万余人。接着，又在中越边境的宁明、思乐、龙州、上思一带歼敌第一、十兵团等各部残敌2万余人，并解放桂南边境各县。12月11日，解放军又冒雨勇追，攻占祖国南大门镇南关（今友谊关），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中越边境要塞镇南关的城楼上，广西战役结束，广西全境解放。

在广西战役中，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各地游击队除大力做好各种支前工作外，还积极配合南下解放军拦截、围歼、追歼敌军，共歼敌1万多人，解放城市28座，为解放广西作出了重要贡献。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市等地下党广泛活动，搜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情报及档案资料；组织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路斗争；利用各种关系，争取一批国民党高中级军政人员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加速我军胜利进程；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城市，使四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广西战役是我人民解放军军史上一次战果大、代价小的成功战役。历时35天，运用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战术，共俘敌15万余人，歼敌17.3万余人，除敌第一、第十七兵团残部及其他零散残敌2万余人逃入越境外，白崇禧集团全部被歼灭。此役解放城市80座，缴获大批各种枪炮和军用物资。广西战役的结束，标志着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彻底崩溃，广西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广西取得胜利。

1949年12月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漫远、李任仁、雷经天为副主席。1950年2月8日，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南宁。3月，建立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建立90多个县人民政府。随后，各县逐步建立乡村基层人民政权。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翻身解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广西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向社会主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