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联总处的初建要追溯到蒋介石“中中交”之联合机关的设想。
随着1935年5月中交改组和央行增资，后来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汉口迁往上海，标志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政府银行体系正式形成。在蒋介石看来，国民政府实行金融垄断的程度远远不够，金融统制尚待加强。早在1935年4月3日，蒋介石给孔祥熙发电报，提出成立中中交之联合机关。电文称：“弟意中中交之总裁与理事长之上，应由一联合机关总揽三行业务，即以中国与交通两行之理事长及中央之总裁组织之，而以财政部长兼任该机关之主席，对政府监督三行负其全责，未知兄意如何？至于中央银行增加常务董事等事不关紧要，待三行组织就绪再行讨论亦可。如何，盼复。”[1]蒋介石在这里提到“总揽三行业务”的“联合机关”，是可查到的蒋介石首次对外传达其“联合”政府金融机构的想法，是后来设立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最初构想。鉴于金融界人士对此见解各不同，遂未成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金融市场受到了较大影响。当时主管金融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正在欧洲访问。蒋介石就嘱咐财政次长徐堪必须考虑“中日局势，已届最后关头，上海市场，务须妥为应付”[2]，指示徐堪组织临时性金融管理机构，与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商讨如何稳定金融市场。据徐堪回忆，“迄‘七七’事变后数日，委座（指蒋介石——引者注）以战时金融措施关系重要，不容稍有疏忽错误，面饬本席（指徐堪——引者注）迅组金融委员会，负执行国策之责。当由委座亲定委员名单，并由本席请以宋董事长为委员长”[3]，催促宋子文召集中中交农四行人员会商应变办法。无奈国民党内派系倾轧，利害相争，“殊明令发表后而阻碍重重”[4]。该金融委员会最终未能建立。
此时为谋求全国金融资金畅通并协助农矿工商业内迁，1937年7月29日财政部授权中中交农四行各派代表2人在上海组织联合贴现委员会，嗣以贴现与放款应予并重，改称为贴放委员会。[5]8月2日，徐堪向蒋介石报告已经由中中交农四行商定合组贴放委员会，“如各行有紧急情形，系属正当需要，而能提供相当押品者，由委员会予以贴现或放款，以资维持”。[6]同时，宋子文和徐堪多次在上海商讨稳定货币和市场的举措。[7]
1937年8月6日《申报》发布预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银行为调剂盈虚、活泼金融市场起见，成立贴现放款委员会，于最近期内开始营业云。[8]8月9日，“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9]，核办对上海同业的贴现与放款事宜。“当时每日由四行代表商定贴现率和放款利率后，再由中央银行挂牌公布；凡经审定通过的贴放款额，由中中交农四行大体按照35%、35%、20%和10%的比例承担，放款的利息则就放款期间的平均利率计算。中央银行逐日把贴放款项收付报告表分别送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以资接洽”。[10]申请和审核手续须中中交农四银行理董事会备案后施行。[11]之后在南京、汉口、重庆、芜湖、杭州、宁波、南昌、广州、无锡、郑州、长沙、济南等12个重要城市成立联合贴放委员会。[12]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从1937年8月至1937年底，贴放资金共8900万元[13]，帮助金融市场平稳渡过难关，意义重大。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立刻引起上海、汉口、重庆等城市的金融动荡。所有华商银行在财政部的紧急命令下停顿休整，外商银行照常对外工作。[14]停顿休整从8月13日（周五）开始，直至8月17日（次周周二）重新开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中央信托局为调剂上海市金融起见，共同觅定法租界亚尔培路四三九号为临时办事处，决定17日上午9时迁入开业，营业办法决定按照财政部公布安定金融七条办法办理。[15]此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尚在英国，委托徐堪、邹琳财政次长代理财政事务，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从旁协助，中国银行总助理贝祖治和中央银行业务部经理席德懋提出建议和负责实施，罗杰斯、杨格和林枢是顾问对象。[16]当时宋子文与孔祥熙关系不融洽。宋子文顾虑到“惟金融主管属财部，弟（指宋子文——引者注）只可从旁协助，实觉不便指挥，此责更无从负起”[17]，宋子文出面在各政府银行之间进行协调，选择从旁协助拟定并于1937年8月15日以财政部名义公布的《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应对危机。[18]该办法的实施是国民政府的金融管理由平时转向战时状态的重要标志。8月19日财政部为维持国内各都市市面资金流通，通电上海市政府、各商会、各银钱业公会，“兹为安定整个金融并维持各地市面流通起见，业经由部函请中中交农四行先就设有分支行之重要都市，各设联合办事处，即日成立，责成体察当地情形，妥拟适当办法，报请核定施行”。[19]这是笔者所见“四行联合办事处”的最早记载。而第一次出现了“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在“自安定金融办法公布后，财政部以内地农工商矿各业资金，仍应维持流通，经函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于设有分支行之重要都市，成立联合办事处”。[20]此时在上海成立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最初由宋子文负责主持，“每日开会一次或数次不等”，“凡财政部决定之措施，如安定金融办法等等，均由本总处赞襄及执行”。[21]仅由四行各派一人代表参加，其业务范围很小，局限于督促四行贴现、放款和审核支款等普通业务，“每次集会，先冀遇事取得联络”[22]，纯粹是联络与协调的办事机构，上海与其他都市的四行联合办事处并不存在总处与分处的关系。但它是后来战时金融最高决策机构——中中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前身。
1937年8月30日，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总动员计划大纲》。蒋介石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曾对徐堪提议“组金融委员会，以安定金融，组劝募公债委员会，发行救国公债，以筹措战费。其后并拟定经济人力物力动员办法，设置农业、工矿、贸易三委员会，分别主持农业改良增产，加强粮食运输，安定粮价，工厂迁建及维持对外贸易等”[23]，这都在总动员计划大纲中得到体现，在后来的四联总处职权中得到实践。1937年10月底，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回国，由其主持四行联合办事处事务。
1937年11月，因上海和整个华东战局失利，中中交农四行纷纷内迁。四行联合办事处工作一度停顿。11月25日，四行代表在汉口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总处，上海改设分处，“除对贴放等项加以管理外，对于财政方面之紧急措施，亦开始协同推进”[24]。此时汉口时期的四联总处职能与早期的四行联合办事处已有所不同。它对外宣称为“总处”，其他各地则称为分处。但在职权范围和性质上，汉口时期的四联总处仍与1939年9月第一次改组成立的四联总处存在着根本差异。后来随着时局变迁、战线转移，1938年四联总处自汉口迁至重庆，1938年3月四联渝分处亦告成立。此时四联总处的业务渐趋扩大，“添设政策业务考核事务四组，分掌四行之计划，贴放发行之调拨，及收兑金银之考核，以及运输工程各项事宜”。[25]
国民政府设立四行联合办事处，旨在避免四行各自为政，以集聚金融力量，实行统筹管理和指挥。但四行之间协调一致并不顺利。中央银行对中国银行表示过不满。中国银行总裁宋子文与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矛盾并非空穴来风。1938年1月16日，孔祥熙长子孔令侃致电孔祥熙称，“杜月笙对宋部长颇表不满……反之目下中国银行在宋手中，对人毫无帮助之处，是以对宋无好感……副总裁初来港时，颇拟向宋进言，以妥协方式劝其赴汉。但宋对人称：彼有何资格与我商谈及此，于是副总裁日来亦知无挽回之余地矣”。[26]但孔祥熙表面上与宋子文保持和畅关系。1938年2月14日孔祥熙从香港致电蒋介石，报告抵港后与宋子文商谈，认为“以中国银行竭力拥护党国，弟等见解尚无隔阂”。[27]后来外汇平准基金事情爆发，孔宋纠葛加剧。[28]所以蒋介石尽管在金融方面倚重孔宋二人，但若依靠孔宋的其中一人或双方来实践其“联合机关”加强金融统制的想法，恐怕都不能轻易地圆满完成。这也导致蒋介石拟定1939年9月四联总处改组成立后的第一任秘书长人选时，颇多顾虑到孔宋二人的特殊关系。(www.zuozong.com)
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作为战时最高决策机关，由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规定“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29]由于金融经济决策并不是党政军所能决定，加上四行业务经营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于是蒋介石加紧策划金融管制方案，以达到全盘掌控目的。更何况抗战以来至1939年6月，孔祥熙上报蒋介石《最近财政实况》报告，称国库收支亏短已达30万万元，“均恃债款已资挹注”。发行公债共达33万万元，其中21万万元由中中交农四行押借的。并感慨“财政情形及国民负担能力，实已竭蹶万分”。[30]依照目前国民政府财政依赖四行的情况，一旦失去对四行的掌控，那国民政府的财政和军事将处于无木之本、无水之源的状态。
1939年7月20日，中中交农四行共派20多人经济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一战后各国经济推进情形。[31]此时蒋介石一心研究四行联合机构的建制。他在7月26日日记中记载“研究四银行联合总部之组织，取部长制，并有最后决定与用舍之权。经济委员会以财经二部与四行联合组成，为执行机关，而财经二部之行政系统仍属于行政院”[32]，决定赋予四行联合机关独立于行政院之外的职权。7月29日他又认为“金融机构，如不能由中央统制，则无异养瘫致患，应即设立四行联合库”。[33]同一天的日记则写道“金融机关如不能由中央统制，则无疑养瘫致患，岂子文一人而已也”。[34]《困勉记》和《蒋介石日记》中的一句之差，把蒋对宋子文的矛盾心理表露出来。1939年7月30日，蒋介石审核健全中央金融机构，设立四行联合库的步骤[35]，并把八月大事预定表为“四行联合库组织开始，巩固法币基金案实施”。[36]8月2日，蒋介石记载道：“研究组织联合库理事会实施职权”，“联合库实施职权之准备”。[37]此时，蒋介石对于四联总处的名称尚未定夺，称呼为“联合库”。1939年8月，财政次长徐堪由香港到重庆后，“草拟巩固金融办法草案，加强本总处（指四联总处）组织”[38]，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和《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呈蒋介石亲自核正。
8月3日，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通过决议设立四行联合总处。蒋介石认为“此事欲实施职权，健全金融，非余亲任主席不可！”[39]，并感慨“财政金融问题渐能如计集中。此亦转败为胜因祸得福之机”。[40]8月26日，蒋介石仍心系研究金融与财政机构。[41]蒋介石对于孔宋的金融意见相当看重，但又觉得孔祥熙的名声舆论不好，宋子文还没到重庆，心中感到十分焦灼。[42]1939年9月5日孔祥熙呈文致蒋介石称，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已与宋子文商讨过，“已于本月四日约集在渝四行重要人员会商”，并请示蒋介石可以亲临开会的时间及地点。[43]此时宋子文让中国银行贝淞荪转告孔祥熙“欧局情势未见松弛，弟拟请缓成行，部方所拟金融方案弟无成见，关于技术问题弟于淞荪兄行前已经接洽请与面谈一切，不必俟弟来渝再行集议以免延误”。[44]同时在蒋介石的多次亲自催促下，宋子文31日发电报致蒋，称打算下星期秘密到重庆，“惟请对任何人勿告”。[45]
这一阶段的蒋介石一直对于构建四行联合机构抱有极大热心。“联合总部”“联合库”等类似词语在日记中密集出现。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徐堪等多次商讨意见，主导和推进四联总处特组成立的前期准备和法令制定。四行联合办事处初创时，是一个松散的协调性联络机构，对中中交农各行都不能下达强制性命令。遇到情势急迫，无暇顾及正常程序时，蒋介石往往以个人名义指令四行配合。《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的颁布为四联总处1939年9月改组成立确立法理依据。
1939年9月8日，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宣布“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合组联合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46]四联总处设理事会，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实行主席负责制。由中央银行总裁、副总裁，中国、交通两行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总经理以及财政部代表共同组成。“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之职权”。[47]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身份，担任四联总处理事，并由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8日特派为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48]，总揽一切事务。9月24日，张群呈蒋中正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与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规程业务大纲等。[49]此后26日[50]、28日[51]、30日[52]蒋介石都在设计四联总处组织事宜，直至预定10月份大事为成立四行总处。[53]
10月，四联总处完成第一次改组。虽然名称上还是四联总处，但性质已发生重大变化。时人评价此乃“我中央金融机构，至此乃奠定真正集权管制之基础”。[54]10月1日夜间11时半至10月2日凌晨四时半，日军袭击成都，炸宜宾机场，重庆警报响了一夜。[55]10月2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四联总处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特组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承担金融经济方面的14条职权。决议四联总处经费由四行分摊拨付；四联总处职员尽先于中中交农四行职员中调用。[56]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最高负责人孔祥熙、宋子文、钱永铭为理事会常务理事。翁文灏、张嘉璈、徐堪、陈行、周佩箴、叶琢堂、贝祖诒等为理事。理事会集中了当时财政金融重要人物，主要讨论通过重大的放款案件。蒋介石任四联总处主席期间主要在甄选人事成员、主持四联总处理事会议，用手令指示政策方针、批核秘书长的签呈、召集四行人员以口头或会谈方式研究金融经济方针等方面有所作为。据钱大章回忆，蒋介石经常出席主持会议，凡他来主持会议，他总要在放款案件之外，对各行局业务或有关的金融措施有所指示。[57]再如1939年12月7日约了四联总处理事谈设计经济与金融组织。[58]徐柏园曾担任四联总处副秘书长，后升任秘书长。徐柏园回忆蒋介石“常有手令给总处，指示方针或交核案件”。[59]蒋介石还让孔祥熙等就四联总处工作定期报告，“每月定期举行会报……两星期（或一个月）来最重要兴办事务及其进展之报告，请示中或待请示决定之报告、最近手令特交办理事件之报告”。[60]
蒋介石在日记1939年大事表中记载“四大银行联处成立，金融事权集中，此亦为一大进步也”[61]，认为“此实抗战胜负攸关之事也”。[62]通过特组成立四联总处，蒋介石以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一职实现了对四行力量的集中掌控，在法理依据上对四行体制、机构、职能、人事等以手令加以指挥，形成了“蒋介石——手令——财政部——四行及各局库”和“蒋介石——手令——四联总处——四行及各局库”的双管渠道，实践其金融统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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