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司法官的重要角色和责任

由于史料的不足以及记载的各异，法史学界在阐述春秋时期司法和诉讼问题时，多有以战国、秦汉以后史料的记载作为补充，这并无不可，但需要保持一定的审慎态度。未经考辨之前，就径直将后世的史料用来说明春秋时期的事实，则似有偏差。所谓李离、石奢为“理”就是典型的例子。《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这样的两个事例：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141]

学界多以上述例子，作为论证“理”为春秋时期司法官。^[142]其实，此皆为未加考辨之论。从史料的来源看，《史记》的记载直接源于《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的说法又为刘向的《新序·节士篇》所沿袭。关于石奢的故事，据《韩诗外传》载：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正而好直。王使为理。于是道有杀人者，石奢追之，则其父也。还返于廷曰：“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锧，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义也。”遂不去鈇锧，刎颈而死于廷。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谓也。^[143]

而《吕氏春秋·高义》则曰：

荆昭王之时，有士焉，曰石渚。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廷。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返，立于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于是乎伏斧锧，请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锧，殁头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也，可谓忠且孝矣。^[144]

上述文献的记载内容基本上一致，文字上则略有小异。相同之处可存而不论，之所以将其罗列出来，就是要比较其表达方式之异。第一，关于人名，《史记》与《韩诗外传》同，皆为“石奢”，但《吕氏春秋》则作“石渚”；第二，关于石奢（石渚）的职务，《史记》记载为“楚昭王相”，《韩诗外传》记载为“理”，而《吕氏春秋》则为“士”、“政廷”。

关于李离之事，《韩诗外传》的记载是：

晋文公使李离为理，过听杀人，自拘于廷，请死于君。君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离对曰：“臣居官为长，不与下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吏分利。今过听杀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闻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为有罪，则寡人亦有罪矣。”李离曰：“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君以臣能听狱决疑，故使臣为理。今过听杀人，臣之罪当死。”君曰：“弃位委官，伏法亡国，非所望也。趣出！无忧寡人之心。”李离对曰：“政乱国危，君之忧也。军败卒乱，将之忧也。夫无能以侍君，闇行以临官，是无功以养禄也。臣不能以虚自诬。”遂伏剑而死。君子闻之曰：“忠矣乎！《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谓也。”^[145]

《史记》与《韩诗外传》绝大多数记载相同，如皆书李离为晋文公之“理”，但后者较前者所载为详，盖《史记》为节文。

通过对比，本书认为：《史记·循吏列传》记载的楚昭王“相”石奢、晋文公之“理”李离之事，是司马迁取战国晚期、汉初所载并编辑而成，从文字和内容上体现的都是汉代的叙事风格，不能用来作为说明春秋时期司法官为“理”的证据。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从记载春秋时期比较可信的文献来看，《左传》、《国语》都没有提到石奢和李离，如果其职位如此之高（相当于战国秦汉的相国），史官似无可能缺载。其二，从其人所任职看，不符合春秋时期职官制度的实际情况。春秋时的“相”非战国秦汉时之相国的含义，而是在诸侯朝聘会盟时为国君相礼之人，且春秋时期晋行六卿制，以中军将为执政、楚则以令尹为执政，只有齐国有左右相。其三，从《循吏列传》的史料来源看，《吕氏春秋》为杂家，且明确说石奢为楚昭王之“士”，而不是“理”，到《韩诗外传》改为“理”，应该反映的是韩婴时代对于司法官的说法。《史记·循吏列传》关于石奢、李离的事迹，基本上抄袭《韩诗外传》、《吕氏春秋·高义篇》的记载。其四，从法律术语来看，也非春秋时期所当有，而是战国秦汉时期的用法。如“李离案”中出现了“失刑则刑”的说法，此为秦制。《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此“失刑”的规定，《法律答问》凡3见（简33、35、115），为秦代常见法律用语。^[146]汉承秦制，汉代当沿用之。^[147]

但是，以上文献所载，其文字内容基本相同，其叙述实为一脉相承，且应有所本，惜文献缺略，具体来源难以详考。本书认为，未经详细考证就径直将石奢、李离作为春秋时期司法官是有失偏颇的。盖此类记载，颇似《孟子》所载桃应所说的“皋陶为士，舜父瞽叟杀人”之事，^[148]非为历史之真实，而是战国诸子欲论证其观点之假设之辞，此为战国时代之通常做法，其所举其人其事，往往于史无证。从《史记·循吏列传》所述诸人来看，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等，其时代至晚为战国初期之人，但其事迹亦与《左传》、《国语》所述有异；而《史记·酷吏列传》所述则皆为当朝之人，故学者多以司马迁以前代“奉法循理”之循吏反衬汉代酷吏之残暴，其意彰明矣。此也可推测李离、石奢为理之事或也为“层累造成之历史”也。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汉代司法官沿革变迁云：

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监，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王莽改曰作士。

应劭曰：“听狱必质诸朝廷，与共众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师古曰：“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149]可知汉承秦制，中央司法官名称以廷尉居多，但也有几次更名，其中在汉景帝中元六年至汉武帝建元四年这段时期称为大理。而《韩诗外传》的写作年代正好就在这时候，所以书中所述李离为理，非春秋时期的实际，而是汉代景帝时代的反映。另，《新序》的作者刘向生活的时代为汉哀帝年间，恰好哀帝元寿二年司法官改为大理，故其书无廷尉、士而有大理之名，乃其时代现实之反映。汉人写作时，有以当时语言文字解释古代典籍之习惯，司马迁的《史记》即为其显例。这从《尚书》、《左传》与《史记》文字的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所以，汉代人用大理、理的概念来描绘春秋时期的司法官，是汉代司法词汇的反映，而不是春秋时期历史的事实。

综上，《左传》中，“理”为司法官之例仅见于《昭公十四年》“叔鱼摄理”，而《国语》、《晏子春秋》、《孟子》、《吕氏春秋》等多载“理”为司法官之称，说明战国时期“理”成为司法官的名称已经大量出现，到汉代普遍流行。故而，理作为司法官的称谓，大概萌芽于春秋时期，定型于战国，到汉代成为与士、廷尉一样的流行名称。

【注释】

[1]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第1卷“夏商周法制史”。

[2]见范忠信序言部分，书评可参见咸鸿昌：“革故鼎新　精益求精——评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国法制史》”，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8年第4期；王沛：“新视野下的传统中华法制文明——读范忠信、陈景良《中国法制史》”，载《中西法律传统》2009年专刊。

[3]徐祥民：“春秋时期的司寇是法官吗？”，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4]（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历代刑官考》，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64～1966页。

[5]董康：《春秋刑制考》，载董康著：《董康法学文集》，何勤华、魏琼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董康此文，原为其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赴日讲学期间的讲演稿，笔者曾撰“求新知于故籍之中——董康《春秋刑制考》读后”（未刊稿）对其成文的过程进行过考证。

[6]徐朝阳：《中国古代诉讼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49页。

[7]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影印版，第35页及第52～54页。

[8]中国法制史教科书数量众多，有学者统计，从1906年浅井虎夫的《中国历代法制史》问世算起，到本世纪初的百年之中，总数估计超过百种，参见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故而，本文不可能也不必一一罗列（如果作为法制史学术史的研究材料，则不失为很有兴味之事），仅择要者，就有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蒲坚主编：《中国法制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张晋藩总主编、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范忠信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另外，中国台湾学者戴炎辉的《中国法制史》在体例和内容上皆极具创新之处，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其中专门设有“诉讼法史”一编，第二章为司法机构，但对西周春秋时期的司法机构不置一词，而是从秦汉时期开始论述，这也许与作者所持法律实证主义观念有关，故不认为法典之前的历史具有法律的涵义，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法源”部分就是从《法经》开始论述的。参见戴炎辉：《中国法制史》，三民书局出版社1966年版，尤其是第1页及第140页以后。

[9]在其合著的《夏商西周法制史》一书中，第二编为“西周法律制度”，其中第八章即为“司法机构”，分中央和地方进行论述，但皆为司寇系统。参见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王贻梁：“周官‘司寇’考辨”，载《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11]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页。

[12]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页。

[13]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14]李力：“《九刑》、‘司寇’考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5]徐祥民：“春秋时期的司寇是法官吗？”，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6]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153页。

[17]（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14页。

[18]《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收入《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35页。

[19]郭沫若：“周官质疑”，载氏著《金文丛考》，学林出版社1980年版。

[20]王贻梁：“周官‘司寇’考辨”，载《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4期。

[21]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2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75页。

[23]《左传·定公四年》。杜注以为“五叔”指管、蔡、成、霍、毛，竹添光鸿驳之，以为有曹叔而无毛叔，从《传》文内容看，甚是。参见[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中国台湾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定公四年”。

[24]铭文为：“司寇良父作卫姬壶。子子孙孙永宝用。”

[25]杨宽认为，“司”从字形上看，释读为“司寇”不准确，应当为一种军职。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26]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63～1684页。

[27]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辑。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63页。

[28]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80页。

[29]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80～1682页。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特别是其第三编第一章“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部分。

[30]（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官制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

[31]在《左传》中提到司寇的似尚有郯国，如昭公十七年，郯子访鲁，在回答鲁国大夫昭子关于其国何以以鸟为官名时，说到：“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鴡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但从具体语境来判断，郯子是将司寇用来比附其国的官制，故不能得出郯国有司寇一职，反而从侧面证明鲁国设有司寇一职，且为周边国家所知。

[32]《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收入《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229页。

[33]（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1页。

[34]《周礼》，钱玄等译注，岳麓书院2001年版，第323页。

[35]战国说以顾颉刚、钱穆、郭沫若、杨向奎为代表，参见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11期，1933年6月；郭沫若：“《周官》质疑”，载氏著《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改编本；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辑。此外，有学者认为《周礼》虽可能成书于后世，但其中的制度多有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类似者，参见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汉初说以彭林、郝铁川为代表，参见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郝铁川：《经国治民之典——〈周礼〉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春秋说以刘起釪、金景芳、沈长云为代表，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及“《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载氏著《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53页；金景芳：《经学浅谈·周礼》，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刘歆、王莽伪造说以徐复观为代表，参见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载氏著：《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36]（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1页。

[37]董康：“春秋刑制考”，载董康著：《董康法学文集》，何勤华、魏琼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301页。

[38]徐祥民：“春秋时期的司寇是法官吗？”，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3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08页。

[40][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71页，“成公十八年”。

[41][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44页，“昭公三十一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12页。

[42]参见《文公七年》、《文公十六年》、《成公十五年》、《昭公二十二年》、《哀公二十六年》。宋“六卿”的详细分析，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宋执政表》，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

[43]《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到鲁观乐，叹为观止。《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44]《文公六年》：“夏，季孙行父如陈。”杨注：“《谷梁》本年《疏》引《世本》云：‘季友生仲无佚，佚生行父。’韦昭《国语》注亦云：‘季文子，季友之孙，齐仲无佚之子。’……《世族谱》亦云：‘文子行父者，桓公子成季之孙也。’”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42～543页。

[45]《文公六年》载：“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

[46][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版，第59页，“宣公十八年”。

[4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8页。

[48][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38页，“襄公二十一年”。

[4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56页。

[50]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86页、第311页；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邹水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3页。

[51][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定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27页。

[52]（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5～1917页。

[53]钱穆：“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辨”，载氏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

[54]（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二，载氏著：《崔东壁遗书》，顾颉刚编订，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79页。

[55]（汉）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5页。

[56]详细的论证参见[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10～12页，“定公元年”。

[57]钱穆：“孔子传”，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卷，中国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58]（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8页。

[59]（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4页。

[60]（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官制表·叙》，吴树平、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031～1032页。

[61]这也是清代古文经学家的共同之处，其原因不难理解。但在康有为发表《新学伪经考》之前，虽然也有经学家（何休、刘逢禄为其有力者）怀疑《周礼》非周公之作，但古文学家多坚持《周礼》为成周一代制度，即使是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精于考据之学，学者称之为乾嘉学派殿军，为《周礼》注释之集大成者，他在其序言中就强调《周礼》为周公手作，参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页。

[62]有学者将《周礼》与《左传》中的官制进行比较，得出《周礼》很有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结论，参见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应该说，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虽然不能说《周礼》中所有官制都是取材于春秋时期，但至少就司寇来说，其与春秋时期司寇的关系最密切。

[63]就是主张《周礼》成书春秋说的学者也存在这个问题，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及“《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载氏著：《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9～653页；金景芳：《经学浅谈·周礼》，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页。

[64]张全民：《〈周礼〉所见法制研究（刑法篇）》，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5]（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09页。

[66]《诗·郑风·羔裘》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传：“司，主也。”参见（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金生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5页。

[67]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546、553页。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6页。(www.zuozong.com)

[68]《汉旧仪》：“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汉书·刑法志》载：“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

[69]李力：“《九刑》、‘司寇’考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45页。

[7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6页。

[71]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24页。

[72]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注（39）；陈伟：《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73]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司败即司寇，但很少解释其原因。笔者见到较早对此进行解释的是一篇名为“‘司败’解”的短文，仅500字篇幅。其中云：“司败之败以双声借为法。司败犹言司法。”其立意颇有启迪之处。但作者所引的证据仅为《汉书》的两段话，其一为《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广开献书之路。”其二为《汉书·礼乐志》：“至文帝时，贾谊以为汉承秦之败俗。”《汉书》作者班固距春秋已较远，且仅从字面进行训诂，证据尚不足。参见厐光华：“司败解”，载《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期。

[74]胡霞、刘志军：“‘司败’释义并推因”，载《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75]参见张伯元：“释‘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30.访问日期：2012年2月3日及“‘阩门（又）有败’之我见”，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637.访问日期：2012年2月15日。上述两文后收入氏著：《出土法律文献丛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6]于省吾先生在考证《诗经·正月》“彼求我则如不我得”句中的“则”字时，曾指出：“则、败古通。”佐证有四：①“余钲‘勿丧勿’与《说文》籀文败同。”②“《庄子·庚桑楚》‘天钧败之’，释文：‘败，元嘉本作则。’”③“《说文》：‘，败也。’从则声。”④“魏三体石经《春秋》古文败字屡见，并作，即则字。”于省吾：《双剑群经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又见氏著：《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页。

[77]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7页。

[78]（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页。

[79]刘师培：“左盦外集·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载《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1429页。

[80]徐祥民：“春秋时期的司寇是法官吗？”，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罗新慧：“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81]余英时认为，“知识人”的称呼相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更为适切。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新版序”。

[82]徐永康：“士人精神于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83]《诗·郑风·褰裳》：“子不我思，岂无他士。”《邺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待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易·归妹》：“士刲羊无血。”《大过》：“老妇得其士夫。”

[84]《左传·文公十二年》：“两君之士，皆未慭也。”《宣公十二年》：“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国语·吴语》：“令秣马食士。”

[85]《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孔颖达疏：“士，朝廷之臣也。”《左传·襄公十年》：“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三士”即指郑国执政子驷、子国、子耳。

[86]《尚书·尧典》：“汝作士，五刑有服。”《吕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马融注：“士，狱官之长。《左传·僖公十二年》：“士荣为大士。”杜预注：“士，治狱之官。”《孟子·尽心上》：“皋陶为士。”《告子下》：“管夷吾举于士。”赵歧注：“士，狱官也。”《周礼·地官·大司徒》：“其附于刑者归于士。”

[87]《尚书·多士》：“尔殷遗多士。”《尚书·多方》：“殷多士。”《诗·大雅·文王》“殷士肤敏，裸将于京。”

[88]《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里仁》：“士志于道。”

[89]吕文郁：“春秋时期的士”，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8期。

[90]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册，1934年版，第44～46页；刘节：《辨儒墨》，收入《古史考存》，香港太平书局1963年版，第220～221页；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1册“士”字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00～310页。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注[7]。

[91]《说文解字注》，（汉）许慎，（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版，第20页。

[92]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士》，中国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72页。杨尚奎从之，见杨尚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8页。

[93]陈梦家：“西周人中的殷人身份”，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94]《尚书·多士》：“尔殷遗多士。”《尚书·多方》：“殷多士。”《诗·周颂·清庙》：“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95]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96]顾颉刚：“古代兵刑无别”、“武士与文士之蜕化”，载氏著：《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97]（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35页。

[98]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93页；类似的观点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355页。

[99]钱钟书：《管锥篇》（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5页。

[100]梁治平：“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载《读书》1987年3月号，后收入氏著：《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10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7页。

[102][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5页，“宣公十二年”。

[10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3页。

[10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68页。

[105]如《文公六年》：“春，晋搜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宣子（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阳处父身为太傅，权力且能改变中军帅（执政），赵盾制定法令后，且要交太傅和太师方能颁行。

[10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6页。

[107]同样的例子可见《昭公二年》：“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公还。”

[10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51页。

[109][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僖公二十八年”。

[1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72页。

[111][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70页，“成公十八年”。

[1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07页。

[113]（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1～2712页。

[11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上海书店1999年版，第76页。[日]白静川：《西周史略》，袁林译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0页。

[115]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页。

[116][日]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凤凰出版社1978年版，第73页，“成公十八年”。

[117]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0～551页。

[118]（清）孙诒让撰：《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96～2798页。

[119]（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5页。

[120]杨伯峻注：“展禽名获，字禽，或云食邑于柳下，或云居于柳下；据《列女传》，其妻私谥以惠，故亦称柳下惠；《庄子·盗跖篇》及《战国策》称曰柳下季，季则其排行，五十以伯仲者也。”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9页。

[121]如《劝学录》、《论语稽》等以为展禽分别受到鲁僖公、臧文仲、弗忌何父三次罢黜，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55页。

[122]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云：“东门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师。”臧文仲仅次于公子遂。《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陈、卫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季文子虽为季友之孙，但当时年纪尚轻，故其位秩反而在已为政治元老的臧文仲之下。

[123]（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47～748页。

[124]罗新慧：“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25]参见本章第一节相关内容。

[126]如《孟子·梁惠王》：“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孟子·公孙丑》：“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孟子·公孙丑》：“为士师，则可以杀之。”此外，《管子·立政》、《管子五行》、《晏子春秋》皆有“士师”的记载。

[127]罗新慧：“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2页。

[129]关于“理”字的演变过程，详参金观涛、刘青峰：“‘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载氏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0页。

[13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67页。

[131]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3页。

[132]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5页。

[13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7页。

[13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2页。

[135]《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收入《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5页。

[136]（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

[13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138]罗新慧：“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39]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43页。

[140]如齐景公任用子牛、子几主管刑狱，《晏子春秋》记为“泰士”，而《韩诗外传》却记为“大理”。《吕氏春秋·任数》记载管仲曰：“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管子·小匡》记载“鲍叔牙为大谏，王子城父为将，弦子旗为理，宁戚为田，隰朋为行”。《管子·大匡》也有“国子为李，隰朋为东国”的记载。参见罗新慧：“士与理——先秦时期刑狱之官的起源与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41]（汉）司马迁：《史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02～3103页。

[142]如《中国法制通史》的“春秋司法制度”部分，作者就以李离当作自诉和法官责任的例子。见蒲坚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474页。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56页。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143]（汉）韩婴：《韩诗外传校释》，许维遹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49页。

[144]（战国）吕不韦：《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6页。

[145]（汉）韩婴：《韩诗外传校释》，许维遹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56页。

[14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47]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48]《孟子·尽心上》。

[149]（汉）班固：《汉书》，（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