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方式在春秋时期解决争端的复杂性

（一）战争

用战争解决纠纷在人类社会有着十分古老的历史。在春秋时期，这种解决方式主要用于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左传》中常用的语词是“征”、“讨”、“伐”等。春秋时期，战争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战争次数之多、之频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孟子曾说过：“春秋无义战”。^[92]又有人称《左传》为“相斫书”。^[93]春秋时期，不仅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诸侯国内部也时常爆发战争。据学者统计，仅《春秋》、《左传》记载的战争数，就达到531次，平均每年两次以上。^[94]春秋时期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将其分为掠夺性、兼并性、报复性、干涉性和争霸性五类^[95]，其中有些战争就是因为纠纷所引起的。比如，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而以战争解决的。据《隐公十一年》载：

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所谓“有违言”，即双方产生纠纷的意思，表现为“君子”所评论的“五不韪”。^[96]春秋时期，因纠纷而引起战争比较著名的事例有：

1.郑国与宋国、卫国之间的战争。春秋初年，郑国的共叔段与郑庄公争夺君位失败，其子公孙滑出奔卫国，卫国为其伐郑。（《隐公元年》）两年后，宋穆公将君位传与侄儿宋殇公（穆公兄宣公之子），反令其子公子冯（即后来的宋庄公）出居郑，（《隐公三年》）故宋、卫联合与郑战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齐桓公为霸主才停止。

2.秦国与晋国之间的战争。秦晋之间因纠纷而引起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春秋中期，秦穆公有恩于晋惠公、晋文公，故秦、晋结好，互为婚姻。但两国在联合伐郑的过程中，秦国私自与郑和解，还灭了晋国的同姓之国滑国，因此两国发生崤之战（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卒，秦康公欲使公子雍继承晋国君位，但执政赵盾已立晋灵公，故秦晋发生令狐之战（文公七年，公元前624年）。此后，秦晋之间较大的战争还有多次，断断续续持续到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4年）才告一段落，两国相互征伐前后长达70多年。^[97]

从前面论述的五种纠纷类型来看，诸侯国之间的许多纠纷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的。上面所列举的郑国与宋国、卫国之间，晋国与秦国之间因君位继承引发的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又如，周王子朝与周敬王之争，卫惠公与公子黔牟的君位之争，郑昭公与郑厉公、公子仪、子亹之间的君位纠纷，齐桓公诸子君位之争，卫献公子孙之间的君位之争，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解决的，而且双方还皆有对立的诸侯国的参与，使得春秋时期君位之争更为复杂。

即便婚姻纠纷中，亦有通过战争解决者，如齐国伐蔡之例。齐桓公将蔡姬逐回娘家，蔡国将其改嫁，齐桓公就发兵攻讨伐。（《僖公三年》）莒国伐向国之例。《隐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之间发生纠纷，亦有互相征伐者。这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特别是本族的大宗（宗子）较强的独立性，包括拥有私人武装有关。故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亦有通过征伐解决者。如楚庄王伐若敖氏（子越椒）而灭其族（《宣公四年》），这是君主对大夫的讨伐；孙林父与国君卫献公发生纠纷，据戚叛而伐卫献公（《襄公二十六年》），这是卿大夫对国君的征伐；郑国的伯有与公孙黑发生纠纷，公孙黑伐伯有；^[98]晋国大夫赵鞅伐邯郸午、与范氏、中行氏互相征伐（《定公十三年》），这是卿大夫之间的征伐的例子；晋国的郤克受到齐顷公之辱，欲以其私属伐齐（《宣公十七年》），这是卿大夫伐他国之例。

（二）报复

“报”是中国古代很有特色的概念和观念，其中的内涵极其丰富。“报”的中心意义为“反映”或“还报”，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杨联陞认为，“报”之所以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观念，是因为“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映”或“还报”。^[99]比如，《诗经·卫风·木瓜》云：“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论语·宪问》云：“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报”注重的是行为的交互性和对等性，这在中国传统就是“礼”的体现。故《礼记·曲礼上》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报施。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杨联陞是从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角度观察“报”的观念的。其实，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报”的观念还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互关系上。在《左传》中，“报”也有多种含义。^[100]比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会盟朝聘，是春秋时期经常发生的事，称为“报聘”。见下表：

表5　春秋时期“报聘”事例表

续表

春秋时期，与纠纷解决有关者，有“报恩”与“报复”正反两种情况。报恩在《左传》中通常与“施”相联系。如“结草报恩”即为其显例。据《宣公十五年》载：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魏武子（魏犨）妾之父为报魏颗活女之恩，在秦晋辅氏之战中帮助魏颗打败秦军。

晋文公的例子可以较好地用来说明报恩与报复之间的对等性特征。晋文公在登上国君之位前，曾长期出奔在外，既有对之礼遇之国和人，也碰到过无礼的待遇。据《僖公二十八年》载：

（晋文公）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浴，薄而观之。……（曹大夫僖负羁）乃馈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弗听。及楚，楚子飧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

之后，晋文公在秦国的护送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晋国用不同的行为加以回报。首先是对施恩的回报。对于宋襄公的厚待，当楚国侵宋时，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统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僖公二十七年》）明确援救宋国的理由之一为报答宋襄公当年的恩惠。对于齐桓公的礼遇，晋国平定齐国君位继承之争。对楚成王的礼遇，虽为敌国，亦退避三舍。对秦穆公的恩惠，当秦国侵犯晋国时，晋相让以报，对秦国伐丧的无礼行为，晋才加以反击。对郑文公、曹共公的无礼行为，晋国伐之以报，但伐曹时，为了报答曹国大夫僖负羁的恩惠，晋文公“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并对违反规定的将领加以严惩。（《襄公二十八年》）

相对于晋文公报恩的“有礼”行为，晋惠公有恩不报的“无礼”行为导致的是被俘虏的后果。据《僖公十三年》载：

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秦穆公在晋国大灾之时，给予晋国粮食的援助，于晋可谓有大恩，但第二年秦国大灾，晋惠公却背恩弃义，没有给予援助，晋大夫庆郑认为晋惠公这样做会失去民心，“背施幸灾，民所弃也”。果然，秦国伐晋，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如果不是穆姬（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女，晋惠公姊）及晋国大夫的请求，晋惠公恐怕不可能还能回到晋国。有恩不报，甚至会因此而遭到灭顶之灾。据《庄公十六年》载：

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蔿国请而免之。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

夷诡诸与蔿国皆为周王室的大夫。之前晋武公伐夷，并将夷诡诸关押。蔿国为其求情，晋武公释放了夷诡诸，但夷诡诸没有按照礼的要求表示相应的报答酬谢，故而蔿国转而建议晋武公出兵杀掉夷诡诸，并瓜分了他的采邑。

“反报”和“报复”皆为近代国际法上的专业用语。现代国际法理论是将“反报”与“报复”进行区分的，如王铁崖认为，“所谓反报，就是一国以同样或类似的行为回答另一国的不礼貌、不友好、不公平的行为。”“所谓报复，是一国针对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采取的相应强制措施，以迫使对方同意接受由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国际争端的解决。”^[101]但民国学者亦对两者不严格区分者，“报复”亦可称为“反报”。报复的特点是双方采取的措施针锋相对，就有一定的对等性，多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外交行为。^[102]我们在研究春秋时期的纠纷解决方式时亦不作严格区分。《左传》中关于“报复”的例子甚多，通常是以“报”作为常见的表达方式。先列表如下：

表6　春秋时期诸侯国“报复”事例表

续表(www.zuozong.com)

续表

上表所列，皆为国与国之间之战争报复行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就文献中出现“报”字统计，尚不包括那些虽没有说明“报”但实际上的报复行为，如越王勾践的报吴行为。但上表基本上反映春秋时期的基本情形，也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演变之脉络相吻合。现以春秋初年郑国、宋国、卫国的纠纷为例进行说明。据《隐公四年》载：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宋殇公为宋宣公之子，公子冯（即后来的宋庄公）为宋穆公之子，两人为从兄弟关系。隐公三年，宋穆公临终前决定让侄子宋殇公继承国君之位（宋穆公就是从其兄宋宣公那继承君位的），而让其子公子冯出居到郑国避嫌，郑国打算支持公子冯与宋殇公争夺君位。恰好卫国与郑国有旧仇，故宋、卫联合陈、蔡等国伐郑，围攻其东门达5日之久。第二年，郑国侵犯卫国的郊外，并以王师（郑庄公为周王室卿士）联合被宋国占领田土的邾国伐宋，进入宋国的外城。《隐公五年》：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103]

但接着，“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隐公五年》）五年后，郑国又伐宋。“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隐公十年》）又过了十五年，宋国再次报复郑国，焚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进入郑国都城中大街上，并占领了牛首，将郑国太庙的椽子拿回去作为宋国的卢门的椽子。^[104]郑国与卫国、宋国互相报复的军事行动持续几十年，真可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三）报仇

报仇又称“复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也是传统中国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学者中也多有讨论。^[105]春秋时期，报仇也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提到的各种报复事例针对的是国家行为，而报仇则主要是个人之间的行为（具体到国君的报仇，则家国为一体，又另当别论^[106]）。比如，齐懿公夺大夫阎职之妻，阎职弑君（《文公十八年》）。又如，宋国乐师曹被卫献公鞭打三百，便利用演奏乐曲的机会挑拨大夫孙林父与国君的关系，致使卫献公被孙林父逐出卫国流亡十几年之久。（《襄公十四年》）

通常情况下，个人的报仇举动经常会伴随着国家的征伐行为。如楚平王为太子建聘妻于秦而夺为己有，并废除太子之君位继承权。（《昭公十九年》）四年后，吴国伐楚，“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昭公二十三年》）楚国的申公巫臣劝说楚王和令尹子反放弃娶夏姬，而自己却私下聘之，且不惜放弃在楚国的政治地位，带着夏姬出奔晋国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在楚王的制止下作罢。（《成公二年》）子重请楚王赏赐申、吕之田，亦为巫臣所阻，故巫臣奔晋国后，“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申公巫臣发誓报仇，遂请使于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成公七年》）申公巫臣与子重、子反的互相报复行为，不仅使双方皆遭到重大伤害，而且由于吴国的崛起，还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有时，个人之间的恩怨会引起诸侯之间的一场大战。据《宣公十七年》载：

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郤克（又称为郤献子）为晋国卿大夫。晋景公欲伐附于楚的宋、郑、陈、蔡等国，命郤克到齐国聘问，要求齐国参加会盟伐楚（即引文中所指的“征会”）。据文献记载，当时到齐国聘问的除了郤克外，还有鲁、卫、曹等国的使者。诸国使者中，郤克是跛子，而鲁、卫、曹等国的使者中，或秃、或眇、或驼，齐顷公为了取悦于母亲萧同叔子，在举行聘问礼时派出接待的使者也是或跛、或秃、或眇、或驼，并让她在帷幕之后观看。萧同叔子看到各国使者的表情，忍不住大笑起来。郤克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对着河发誓报仇。回国后，郤克请求晋景公伐齐，没有得到同意。又想以郤氏家族的武装（“私属”）攻打齐国，但晋景公仍然不允许。三年后，郤克作为晋国中军帅，率领鲁、卫、曹等国诸侯在鞌之战中打败齐国，齐顷公差点被俘。齐国被迫求和，郤克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将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送到晋国作为人质，在鲁、卫等国的劝说下，才作罢。次年，齐顷公到晋国朝见，郤克仍对当年受辱之事念念不忘，当着面对齐顷公数落一番：“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成公三年》）

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是倾向复仇还是反对复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以纪国亡国之事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春秋·庄公四年》载：“纪侯大去其国。”但《左传》与《公羊传》对此事的解释却大相径庭。《左传》的解释是：“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在春秋初年，齐国就不断地伐纪国。上年，纪侯之弟纪季以酅入于齐，为附庸，纪国开始分为两半（“始判”）。（《庄公三年》）但纪侯不愿意屈服于齐，又无力保国，故离开纪国避难。但是，到了《公羊传》那里，就变成了齐襄公“九世复仇”的经典版本：

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易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

原来，齐襄公九世祖齐哀公在周夷王时受到纪侯祖先的谗言而被烹杀。《公羊传》认为齐襄公灭纪是在为祖先复仇，故《春秋》讳之而书“纪侯大去其国”，虽然齐襄公有私通文姜之行为，但《春秋》仍对其为先祖报仇的举动予以褒扬。从上述观点的差异看，《公羊传》是主张复仇论的（但区分家仇与国仇）。《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多处与《左传》相异，^[107]加上其成书时代较晚，^[108]且以“义”胜，而非如《左传》以史实见长，^[109]故不能据此认定春秋时期的复仇观念。

从《左传》的事例来看，对于复仇似乎有强调理由的正当性与否及区分公、私之目的。我们试以楚国伍子胥与郧公辛之事作为对比分析。伍子胥复仇之事是春秋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后世耳熟能详的著名掌故。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太子建师傅伍奢，其子伍尚对弟弟伍员（伍子胥）说了这样的话：

“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昭公二十年》）

这是认为报仇是孝道的体现。后伍员借助吴国之力攻打楚国，替父兄报了仇。此例中，伍奢无罪被杀，故伍员报父仇具有某种正当性。但是，吴攻入楚郢都，楚昭王出奔至郧，却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郧公辛之弟怀将弒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

陨公辛及其弟怀为楚平王令尹子旗（斗成然）之子。据《昭公十四年》载：“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郧，以无忘旧勋。”则令尹子旗乃是有罪被杀，且楚平王念及斗氏旧勋（斗榖於菟，即令尹子文），还让其子斗辛为陨公。故斗辛禁止其弟报父仇。可见，《左传》认为个人的复仇行为要具有正当性，否则是不赞成复仇的。郑国在处理大夫游眅被杀之事的态度上颇可说明问题。据《襄公二十二年》载：

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茍。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游眅为郑国公孙虿之子，^[110]在去到晋国的路上，未出郑国边境，遇到亲迎之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夺他人新妇，其夫攻打并杀死游眅后带着妻子逃走。郑国执政大夫子展得知此事后，剥夺了游眅之子的宗子继承权，改立游眅弟大叔（游吉）为游氏宗主。另外，派人寻找攻杀游眅之人，令其回到原来居所，并下令禁止游氏之族对其复仇。这个例子说明，因为游眅的被杀是由于其自己的恶行导致，故复仇就失去了正当新理由。^[111]同时也宣告用武力阻止（甚至是杀死）侵犯自己利益之人，在春秋时期被认为是一种“正当防卫”^[112]的行为。同时，超出尺度的过分报仇亦被认为没有正当性。据《桓公十七年》载：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高渠弥因在郑昭公位太子时与其有仇，昭公复位后，高渠弥因害怕郑昭公杀己而先下手弑君。所谓“复恶已甚”，就是报仇之心太过分，^[113]超出了当时的通常观念，故大夫公子达认为高渠弥以后将会被杀。果然，第二年高渠弥被齐襄公处以车裂之刑。（《桓公十八年》）

《左传》对于复仇的核心观念，是反对公报私仇的行为。据《文公六年》载：

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捍之，送致诸竟。

贾季即狐射姑，原为晋执政中军帅，太傅阳处父将其中军帅之职更换为赵盾（宣子），狐射姑派续鞫居（续简伯）杀阳处父。此时赵盾又杀续简伯，故贾季出奔狄。赵盾念及与狐射姑的同僚之谊，派其属大夫臾骈^[114]护送其妻、子及财产到狄。臾骈之前受到过贾季的凌辱（或处刑）^[115]，因此臾骈的从臣希望乘此机会将贾季之家人杀光，以报臾骈以前受到的耻辱。臾骈没有答应，其理由主要就是不能利用公权力来报私仇。这个例子除了说明春秋时期公与私已经有所区分之外，也说明了私人复仇具有了限制性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