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对流感病毒的挑战

一个引人注目并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出现了因清洁过度而引发的新疾病，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日渐流行，尤其是在格外注重卫生细节的阶层当中。在传统社会，人们大多经婴儿期轻微感染，获得了对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免疫力，却不会出现非常显著的症状；然而，那些讲究卫生、谨防接触病毒的人，等到长大后遭遇该病，则往往会发生严重的下肢瘫痪甚至死亡。［89］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对年年暴发急性脊髓灰质炎的恐惧升至巅峰，而为开展研究其病理和治疗方法的筹资宣传，又使公众的恐惧成倍放大。不过，就像以往许多类似的情形一样，当有效的疫苗于1954年被研制出来的时候，该病又很快滑落到公共关注的边缘，只会感染那些错过或拒绝疫苗注射的个别人。

1918—1919年的大流感，向世人展示了另一种将会威胁人类未来，起码是存在潜在威胁的流行病。流行性感冒曾长期存在，［90］其特点是传播快速、产生的免疫期效短暂以及病毒的不稳定性。1918—1919年美国与欧洲、非洲军队在法国北部的会合，为产生规模上史无前例的流行病创造了条件，这同时标志着对人类宿主具有非凡破坏力的新的病毒种类出现了。该病蔓延全球，几乎使全球人口都受到感染，并导致了2000万乃至更多的人死于非命。流感暴发时，医务人员和应急设施的超负荷运转，很快使卫生服务体系普遍崩溃；而正是这种病毒的飞速传染，使危机很快就过去了。随后几周内，人类的正常生活开始恢复，流感疫情迅速消退。［91］

1918年后，经过一代人的研究，证明流感存在三类不同的病毒，因此似乎有可能为所有种类的流感研制疫苗。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流感病毒自身极不稳定，其遗传细节频繁改变。因此，所有新的大流行肯定来自另一种病毒，它可以绕开人们上次注射的疫苗抗体。

所以说，流感病毒的变化和其他感染病原体的突变，仍然难以避免。比如在1957年，一种新的“亚洲”型流感出现在香港地区；但在它在美国流行开来之前，针对新的变体的疫苗已经被大量研制出来，足以遏制该病的烈度和发病率。这样一来，就给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够迅速确认新的流感并立即大规模地研制疫苗。［92］(www.zuozong.com)

即使没有变体，那些迄今隐匿的寄生物，也总归会有逸出自己惯常的生态龛的可能，让地球上日益稠密的人口遭遇新的疫病，甚或是毁灭性的死亡。［93］比如，最近在印度和东南亚暴发的霍乱，就源于西里伯斯岛（Celebes，现苏拉威西岛之旧称）特有的一种新型弧菌，在孟加拉及其周边所有“古典型”霍乱弧菌的传统栖息地，这种新型霍乱弧菌都成功取代了原有的“古典型”弧菌。［94］有关这种不可预见的生物变异，最近的类似例子，是出现在尼日利亚的拉沙热（lassa fever），以及出现在乌干达的奥尼昂热的神秘经历，我们上文已然谈及。［95］

还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隐患，那就是为置敌人于死地，有意在敌方有效传播致命病原体的生物学研究，有可能在部分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酿成疫病灾难。

除了这种可以想象的灾难以外，人类还将长期囿于自己在食物链中所固有的局限。在过去150年间，公共卫生措施所导致的人口跳跃式增长造成的压力，不仅表现在食物供应上，还可能在更多方面展示出来，既有疫病的，也有社会的、心理的乃至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