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陆的新疫病: 欧洲的梅毒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一如既往，我们了解较多的还是欧洲的疫病事件。在海洋探险时代——1450年至1550年，有三种新疾病作为战争的副产品引起了欧洲人的广泛关注。一种是所谓的“英国汗热症”（English sweats），只是昙花一现，另外两种梅毒和斑疹伤寒则一直延续至今。

梅毒和斑疹伤寒都是在长期的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中现身欧洲的。梅毒是在1494年法军进攻那不勒斯时，以流行病的方式暴发于查理八世统率的军队中。法军撤出后，国王查理解散了军队，士兵们于是把疾病广泛传播到了邻近国家。梅毒不只在欧洲被视为新病，当它随达·伽马的水手出现于1498年的印度，并在1505年——第一批葡萄牙人到达广州15年之前，在中国和日本现身时，也都被看作新病。［34］梅毒的症状通常相当可怕，以至于每当它出现时总会引起极大的关注。

当代史料充分证明，梅毒至少就其经性交而感染的传播方式及其症状的前所未见来说，它在旧大陆是一种新疾病。但是，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这或许不能归因于与美洲的接触，只要有某种引发雅司疹的螺旋体，在皮肤对皮肤的感染越来越无效的情况下，转而通过性器官的黏膜在宿主间传播，这种情形即是梅毒。

然而医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有些专家依然相信梅毒是美洲的舶来品，由此也佐证了当时人们的说法——这是一种欧洲人尚未形成免疫力的新疾病。梅毒第一次在欧洲暴发的时间和确切地点恰好又符合这一假说：梅毒的确是由哥伦布的水手从美洲带回欧洲的。这个理论在1539年一经公开，即在欧洲学术界赢得了普遍的赞同。很久以后，直到导致雅司疹和梅毒的螺旋体被证明在实验室里根本无法区分时，一派医学史专家才彻底摒弃了上述理论。要确认导致古人骨头病变的生物体，无论何种形式的证据，都还有待发展出精确而可靠的方法来验证。但如果这将是生物化学技术永远无法企及的话，便不可能取得充分证据，在这两种有关梅毒起源的对立理论中做出选择。［35］

不管梅毒对患者而言是如何可怕和令人压抑，它对人口的影响似乎并不特别显著。梅毒经常光顾欧洲皇室，法国瓦卢瓦王朝（Valois，1559—1589年）和奥斯曼土耳其（1566年后）的政治沦落，似乎就与两国统治家族中的梅毒流行有关。许多贵族同样也未能幸免。不过，皇室和贵族家庭没有健康的下一代，所加速的只是社会流动性，并在上流社会腾出更多的位置。梅毒对于社会中低层的破坏似乎不大。事实上在梅毒处于兴盛期的整个16世纪，欧洲总人口仍在持续增长。直到那个世纪末，梅毒的影响力才开始衰退。随着宿主与寄生体之间正常调适的出现，急性的感染形式正在消失。一是，较温和的螺旋体正在取代那些急切杀死宿主的那种螺旋体；二是，欧洲人口的抵抗力也在逐渐提高。即便面对资料缺乏的现实，我们仍愿意相信，在快速调适中没有发生有重大人口伤亡的情形，可能也出现在旧大陆的其他地方。

斑疹伤寒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很容易辨识的独特疾病，斑疹伤寒首次出现在欧洲是在1490年，是由那些一直在塞浦路斯作战的士兵带回西班牙的。接着，在西班牙与法国争夺意大利半岛统治权的战争中又传到了意大利，并于1526年以新的强度迫使围攻那不勒斯的法国军队仓皇撤离。此后，斑疹伤寒继续周期性地暴发，并造成严重后果：摧残军队，清空监狱、救济院及其他“爬满虱子的机构”——用文学语言描述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战”，当时有200万或300万人死于斑疹伤寒。［36］

就能够表明人口增长趋势的零散史料来源来看，斑疹伤寒偶尔在军事和政治上显露出的重要性，对于欧洲或其他地方的人民而言，是其在人口的影响上所无法比拟的。斑疹伤寒毕竟是因拥挤和贫困而产生的疾病，统计概率使我们确信，仅就那些死于斑疹伤寒的穷人来说，如果传染疫病的虱子还没有把他们送往地狱，别的疾病也会很快把他们带走。特别是在城市贫民窟，或是其他营养不良的人们悲惨地拥挤在一起的所有地方，结核病、痢疾和肺炎等其他疾病都在争夺牺牲品。因此，若不是斑疹伤寒置人于死地的速度超乎寻常，或许就不会对人口造成特别大的影响，至少不像人们所感觉的那样有如此之多的人死于斑疹伤寒。(www.zuozong.com)

“英国汗热症”是第三种新的（或看起来是新的）传染病，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它偏爱攻击上层阶级，正如近代脊髓灰质炎那样，表现出与斑疹伤寒相反的社会后果；第二，它在1551年以后神秘地消失了，一如在1485年神秘地出现。正如“英国汗热症”的名字所指，这种传染病首先暴发于英国，时值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Bosworth）战场赢得王冠之后不久；然后扩展到大陆，并且因在上层阶级中产生高死亡率而引起恐慌。“汗热症”的临床症状类似猩红热，但这种认识在医学史家中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它被视为新病的事实，并不说明它不曾作为某种温和的儿童病存在于其他地方，比如法国，亨利正是从那里招募了为他赢得王冠的部分士兵。［37］虽说“汗热症”的情况比梅毒和斑疹伤寒更清晰，但并没有影响那么多的人，以致造成明显而全面性的人口后果。

1529年那次可怕的“汗热症”的暴发，直接导致了路德和茨温利（Zwingli）在马尔堡（Marburg）的会谈破裂，他们没有达成关于圣餐仪式的共识。［38］我们无法预料，更长的会谈是否会保证这两位宗教改革死硬派人物达成共识。但正是他们提前从传染病危险中的逃离，标志了路德教派和瑞士教派（不久成为加尔文教派）的改革路线自此分道扬镳，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之后的历史乃至现实。

这些事件牵扯到不同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类是理性的有意识的行为；另一类与传染病有关，且独立于人类意图之外。在试图处理这类“意外”时，历史学家总感觉不自在，部分原因是疾病史没有受到前辈学者的足够重视。事实上，1529年马尔堡出现的传染病和人们对传染病的恐惧，在今天看来，也仿佛是不可预见且不可理解的神意，这似乎与我们祖先对传染病的理解别无二致。只因我们是启蒙时代的子裔，而那个时代的特征就是竭力摒弃不可解释的东西，如果可能甚至可以无视它的存在。于是，20世纪的历史学家通常宁愿忽略这类难以解释的事件。唯其如此，才不致毁掉他们能让人类经历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

尽管本书旨在矫正这类疏漏，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重新给以更为合理的安排，可是，像上述偶然事件，无论后果的影响多么广泛，仍显得太过琐碎而难以赋予重大意义。我们无法断定，欧洲的这两大派新教徒运动是否可能以别的什么形式出现，换言之，当路德与茨温利为躲避“汗热症”于1529年匆匆告别时，这个历史事件是否的确引发了决定性的重大转折。

吊诡的是，当缺少可信服的材料、只能靠臆想去填补空白时，历史学家更愿意去谈论统计结果和更长时段的人口现象。借此，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宣称，在欧洲或者在欧洲那些可以做出合理估计的地区，从15世纪中期（当时人口开始从鼠疫损失中恢复）直到大约1600年，人口一直在快速地增长。［39］然而，正是在这几十年间出现的环球航行，让欧洲水手们有机会将新的疫病从世界各个港口带回老家。研究表明，虽然交通方式的革命带来了新的疫病威胁，但对欧洲人来说并非那么恐怖。个中原因可能在于：作为旧大陆内古老的传染病循环的结果，繁衍生息在旧大陆气候下并流行于欧洲城乡的大多数传染病，都曾渗透到欧洲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