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史料还是清楚地表明古代中东曾出现过疫灾。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提及的大洪水之前的一连串灾难中，就提到“神的天谴”，即瘟疫；大约出自同时代（公元前2000年）的一篇埃及文献把法老对瘟疫的恐惧等同于对神的恐惧。［1］还有，在中国，可追溯到公元前13世纪的最古老的可解读文献[1]也表明了时人对瘟疫的熟悉。安阳某王卜问道：“今年有瘟疫吗？它会致死吗？”［2］于是专业的占卜者在牛的肩胛骨上以古老的文字形式——这些文字已被现代学者解读——写下了这个问题，以便在祭仪时寻求来自神明的答案。
《圣经》文献出现得晚些，但也可能保留着可追溯到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因此，《出埃及记》中所描述的发生于埃及的瘟疫可能确有其事。书中说，在摩西降于埃及的瘟疫当中，就有“人畜伤口化为脓疱”的症状。［3］而且，某次专门针对埃及头生子女（first born）的致命天谴，一夜之间造成“无一家无死者”［4］的惨剧。瘟疫的频频造访，有的可以附会为上帝对腓力斯丁人扣押约柜的惩罚，［5］有的可以理解为上帝对大卫按人头统计民众的罪孽的惩罚，因后者引发的那场瘟疫杀死了以色列和犹太王国130万青壮年中的7万——如果《圣经》可信的话；［6］还有那场一夜之间“在亚述军营中杀死18500人”的致命天谴，［7］直接导致亚述国王西拿立即丢下耶路撒冷，从犹太王国撤走。
这些记载表明，当《圣经·旧约》的作者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间完成今天所见的文本形式时，他们对致命疾病的突然暴发已习以为常，并把它的暴发解释成上帝的行为。现代翻译者通常把这类疾病统称为“鼠疫”，因为直到18世纪在欧洲继续以这样的灾难方式出现的主要就是淋巴腺鼠疫（即黑死病）。［8］然而，并无充足的理由认定这些古代传染病都是腺鼠疫，任何常见的文明病，无论是通过呼吸道感染的麻疹、天花［9］、流感一类，还是通过胃肠道感染的伤寒、痢疾一类，都可能导致《圣经》所记载的那种突然死亡。
因此，审慎的结论只能是：这类疾病在公元前500年之前，早已为古代中东人所了解，并且在降低人口密度和改变军事进程上，不时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类疾病的肆虐显然又不足以经常性地瓦解军力，或使人口降低到建立帝国所必需的规模底线之下，否则亚述和波斯帝国就不会在公元前9—前5世纪间盛极一时。可见，为《圣经》所关注的那类传染病既不足够严重，又不足够频繁，尚不会给文明社会造成崩溃瓦解的威胁。换言之，从病原体的角度看，它们还处在与人类宿主相互调适的过程当中。动物宿主所构成的储藏库（reservoirs，比如像鼠疫这种情形）可以保证传染病在发作的间歇期不致消失，古代中东的人口规模也确乎可以维持现代儿童病的古代形态，尽管其发作也时起时伏。
在人—人传染链有可能永久性确立的人口中心或交通中心，上述疾病中的某一些可能按照今天熟悉的方式演变为常见的儿童病。此后，传染病的激烈形式便主要集中于周边地区，这里的人口密度当然不足以支持长期的传染，但这里特殊的情形（经常与军事活动有关）可能引发突然的传染。这些传染事件往往引发戏剧性的灾难后果，以至引起写作《圣经》的博学教士和犹太教法律学者的兴趣，这些事件才有幸被记录了下来。(www.zuozong.com)
如果上述推理正确的话，那么，在古代中东，文明的传染病与人类宿主达到平衡的时间，只比出现在灌溉农业区的传染病稍晚。作为在公元前500年即已成熟的地球上最古老的文明区和最大的人口集聚区，中东给予了微型和巨型寄生平衡所需的充足时间和机遇，让它们最终在农村和城市生活中稳定下来。事实上，留存至今的关于传染病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意味着，到公元前500年，疫病模式已有充足的时间在中东文明这片历史悠久、战乱频仍而又人口众多的地区稳定下来。［10］
外围地区则不尽然。在那里，三类不同的自然环境（黄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恒河流域的季风地区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在中东之后很久才支撑起文明的社会结构，以致到公元前500年，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仍不够稳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疾病方式远不如中东的稳定。
生态的不稳定，首先可以从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些地区出现的较快的人口增长这一事实中得到证实。尽管证据是间接性的，却并不因此而降低其可信度：离开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这些文明的地域扩张绝无可能；而且，人口增长既关系着农业耕作方式的重大技术革新，又关系着巨型寄生层面的政治与文化结构的相应进化，正是这种进化构成了这些文明后来历史发展的持久特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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