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与松江画派：明末清初绘画创作的帷幕

董其昌画像

2018年12月25日，筹备长达三年之久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终于在松江区醉白池公园内举办了开馆仪式。松江书画文脉绵延千年，源远流长，曾出过陆机、陆云、张翰、赵孟頫、管道升、任仁发、曹知白、柯九思、杨维桢、莫是龙、陈继儒、沈荃等多位在中国古代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书画名家。其中，作为承前启后、影响巨大的一代书画大师，董其昌影响了明清以来四百多年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方向，也成为近代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董其昌的故乡，松江区以其书画艺术为主线，建立专门性艺术博物馆对其进行纪念与作品展览，不仅是对松江地区优良人文传统与深沉历史基因的一种保护传承，更是松江区厘清“上海之根”历史地位、充分挖掘自身江南文化元素，对标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目标要求，实现“人文松江”建设计划的坚实一步。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别号香光居士，出生于松江府华亭县（今属闵行区马桥镇），其祖上虽为松江望族，但幼时家寒，17岁时方靠他人资助考取秀才。据说，松江府试发榜时，董其昌自感文章得意，必能一举夺魁，但不曾想竟屈居其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乃松江知府衷贞吉嫌其答卷字迹不佳，故有意降格为之。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便发愤学习书法，他以唐代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历经十多年刻苦努力，终于在书法丹青上突飞猛进，取得巨大进步。

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35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并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充皇长子朱常洛讲官。但一年后，他就奉旨以编修养病，“家食二十余年”。其时，正值明朝历史上长达十余年的“国本之争”，其间还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楚太子狱”，朝廷内部为册立太子一事党争不休，风云诡谲。董其昌此举乃以退为进，明哲保身。直到明光宗（即原皇长子朱常洛）继位，董其昌才以帝师身份重新回到朝廷，授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修《神宗实录》。但明光宗执政一个月就驾崩了，继任的明熹宗无德无能，由魏忠贤等权奸把持朝政。

董其昌临颜真卿《多宝塔帖》

《栖霞寺诗意图》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在任一年后即退隐，“家居八载”。明思宗即位后，魏忠贤被捕自缢，由于董其昌在朝廷中颇具清誉，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被起用。但仅过了一年，朝廷内部就在魏忠贤余孽鼓动下掀起了党争，排斥东林党人，与东林党交往密切的董其昌在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又一次请求退归乡里。从35岁走上仕途到80岁告老还乡，董其昌只为官18年，归隐却长达27年，他将明哲保身的政治智慧运用得出神入化。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他在松江府城内寓所逝世，享年82岁。由于他历仕四朝、声誉极佳，死后仍然得到追谥，南明福王政权在倒台前，还特地因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頫相类，乃授予其与赵孟頫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世因此尊称“董文敏”。(www.zuozong.com)

董其昌一生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他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董其昌曾以佛家禅宗喻画，提倡所谓“南北宗”论，是“松江画派”的杰出代表之一，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他的书法作品也能够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兼有“颜骨赵姿”之美，因而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他在用笔上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此外，他对用墨也十分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据说，清代康熙帝和乾隆帝也都以董其昌书法为宗，倍加推崇、偏爱，甚至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致使董书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其存世作品有《岩居图》《秋兴八景图》《昼锦堂图》《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等。

《烟江叠嶂图》（局部）

《秋兴八景图》之三

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

以董其昌为实际领袖的“松江画派”，也由此拉开了明末清初绘画创作走向鼎盛的帷幕。“松江画派”又称“云间画派”或“华亭画派”，乃晚明时期顾正谊、孙克弘、董其昌、沈士充、陈继儒、赵左、莫是龙、蒋蔼等人分别创立之“华亭派”“云间派”“苏松派”的总称，其中，董其昌为执画派牛耳者。“松江画派”在我国山水画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继后的绘画流派，它针对“浙派”末期出现的“板、硬、秃、拙”，以及“吴门画派”末期出现的“细弱、烦琐、甜腻、纤媚”的画风，适时推出了自己的绘画创作理念和方法，创构出明确的绘画史观，匡正日益衰颓的绘画习气，并开始了具有变革性的新绘画创作。以董其昌为主要代表，“松江画派”在笔墨和意境方创造出了深具地域性、主观表现性的绘画风格，从而催生了明末清初画坛新风尚的出现。

不仅如此，“松江画派”关于笔墨运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亦可以看作是中国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分水岭。“松江画派”将哲学、宗教、文学、书法等各种相关领域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吸纳进来，为中国绘画创作提供了极为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精神能量，并将中国绘画推进到了新的境地和范畴，使文人画的精神层次获得了巨大提升。“松江画派”开辟出来的主观性、抽象性、表现性，以及高度注重笔墨质量的绘画创作方向的选择，强化了中国绘画的固有特色和文化优势。时至今日，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画派”画家所总结和开创出来的中国绘画基本范畴与原则，依然得到世人的认可与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