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频繁侵华战争

1.鸦片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政府为实现商业扩张和保护鸦片贸易，出兵侵华，发动了鸦片战争。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方向转折。

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已有长久的贸易关系。由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对外来工业品的排斥抵抗，加以清政府对中外贸易的严格限制，英国的棉毛织物及金属制品大都难于找到销路。因而，在正常商品的交易中，英国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以英国工业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嘉庆末年至道光初期，中国输英货物，仅茶叶一项，每年即约值1000万银元。同期英国输华工业品，各项价值总和，年均不过200万左右，只及茶价的五分之一。工业品的输出有限和贸易上的巨大逆差，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逐利本性所不容。

于是，英国一方面借助于毒品走私，用贩卖鸦片扭转对华贸易的不利状态；同时采取其它方式，争取中国商品市场的对英开放。

乾隆、嘉庆时，英国政府就两次遣使来华，企图通过谈判使清政府放弃闭关政策，未能如愿。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取消其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实行对华“自由贸易”，从而，对打开中国门户有了愈加迫切的需要。

为此，英国政府派律劳卑做驻华商务监督，令其就便寻找机会，再作外交试探。律劳卑于当年赴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举违反清朝对外通商成规，遭到拒绝。这次交涉失败，英国资产阶级便纷纷鼓噪战争，在华英商并向当局提交了武装侵华的具体计划。英国政府也决计诉诸武力，只是认为尚无适当借口，不得不有所等待。就在此后不久，中国兴起了禁烟运动。

鸦片作为毒品被西方侵略者输入中国已非一日，但起初数量不大。自从英国加入这种贸易，特别是乾隆中期以后，英属印度政府制定了大量种植以对华倾销的鸦片政策，鸦片便潮涌而入。嘉庆时，每年平均已高达5000箱，到鸦片战争前夕，更增至4万多箱。其结果，不但严重毒害了中国人的身心，而且导致数以亿计的白银外流，并由此引起银价腾贵、商业停滞、物价上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清朝统治也受到极大威胁：官吏兵丁纵私受贿、吸毒成风，造成官僚机构全面腐化、军队战斗力丧失；白银的流出，致使财政陷入危机。鸦片祸患到了如此地步，清朝当局不能不考虑制止。经过内部弛禁与严禁两派的争论，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起，清政府厉行禁烟，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领导禁烟斗争。

林则徐（1785—1850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当时清朝大吏中少有的为官廉正、又有远见、主张对现实政治有所改革的进步官员，也是禁烟派的主要代表。此前在湖广总督任上，上书痛陈鸦片之害，力主禁烟，为道光皇帝所接受。及英军入侵，又组织抗战，成为抵抗派的首领。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抵达广州，整顿水师，缉查烟贩，以严正果断的措施，粉碎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的阻挠破坏，迫使英美商人交出鸦片2万余箱共237万多斤。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月3日至25日），将所缴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正义壮举，引起全世界注目，是禁烟运动的重大胜利。

中国政府的严厉禁烟，对英国的打击是至为沉重的。因为，在英国输华物品的总值中，鸦片占到50%以上。英国靠鸦片贸易掠夺的中国白银，除弥补逆差之外，每年还有数百万两的余额。所以，尽管内部有人担心，用禁烟问题作出兵口实，会过分暴露政府的不道德，英国当局还是迫不及待，借此发动了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自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正式爆发，时断时续，绵延了两年多。其间，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爱国将领率官兵奋勇御敌，致以身殉。广州三元里及江浙等地沿海群众也自发抵抗，积极开展反侵略斗争。然而，清廷腐败已久，充斥于政府的，是琦善、奕山等一大批妥协投降势力，抗战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组织与支持。相反，战事初起，清廷为求罢兵议和，即将抵抗派的中坚林则徐革职处分，这就注定了战争的失败。因此，人数不足2万的英军，得以攻掠沿海、进犯长江。而当英军兵舰逼近南京时，清政府便彻底屈服，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外国资本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有：中国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货税须与英方共同议定；废除“公行”制度，许英商同任何中国商人贸易。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所加条款，影响至巨的有：英人在华犯法，须交英国领事按英国法律办理，中国无权判决，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如给予其它国家特权利益，应准英人均沾，这就是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

清政府签约求和的先例一开，欧美国家争相而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美、法两国仅以恫吓之劳，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除未获割地赔款，得到了同英国一样的侵略权益，并且各有扩大。诸如美国兵船可任意往来中国通商港口、许法国天主教公开传教等规定，均为前此条约所未有。这以后，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也借“利益均沾”名义，取得了各种对华特权。

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敞开了门户。从此，西方势力不断深入，把原来独立自主的古老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2.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满以为从此可以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战后十余年，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出，除开头二三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随后即呈迟滞状态。其原因，主要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抵抗力顽强坚韧，非一记重炮所能轰毁。此外，英国及其它外商的鸦片走私日甚一日，中国白银被源源掠走，这也削弱了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但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对华贸易的不景气，是前订条约限制太多所至，因而希望全面修改，以进一步攫夺侵华特权。

咸丰四年和咸丰六年（1854、1856年），英、法、美三国一致行动，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都被拒绝。侵略者自然不甘就此罢休。就在咸丰六年九月，英国借广东水师在本属中国人所有、为行不法而挂英国国旗的“亚罗”号船上拘捕海盗一事，蓄意干涉和挑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法国也借口此前天主教神甫马赖私入广西被杀，与英国联合出兵。

英法联军于咸丰七年（1857年）秋末组成，随即攻占广州，将两广总督叶名琛俘送印度，而留巡抚柏贵等人作傀儡，实行殖民统治。之后沿海北上，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攻陷大沽口，迫使清政府分别同英、法及参与侵略的美、俄专使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二年，英、法代表来华换约时，因拒走清方指定的进京路线，并以所携舰队袭击大沽炮台，为清朝守军所重创。于是，英法重组联军，再启战端。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打进北京，肆行抢劫破坏，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一炬化为废墟。清政府屈辱投降，与英、法、俄三国又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以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借战争迫签上述条约，获得了一大批新的侵华权利。其中，《天津条约》及其补充条款规定有：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传教；修改税则，实行世界少有的低税率；由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北京条约》除承认以上条约的全部内容，要点还有：开放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给英国；赔偿英、法兵费各800万两。沙俄获利最多，于享受他国权益之外，还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这包括：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逼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的中国领土60多万平方公里；通过《北京条约》，把中国乌苏里江以东、连同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统统吞并；四年后，又据强加于《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逼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霸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西部河山。中国主权沦丧，莫此为甚。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不止于中国的丧权失地。由于英法联军的进入北京，还促使清廷政权发生了利于外国侵略的变动。当时，咸丰皇帝逃到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谈判。外国侵略者以咸丰皇帝及其身边的亲信重臣心存疑忌、不够顺从，对曲意求和的奕訢刻意笼络和培植，希望清朝大权能归这类人掌握。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遣诏以六岁的载淳继位，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作摄理朝政的“顾命大臣”。

奕訢被排除在外。载淳生母慈禧太后有极强的权力欲望，想夺取最高统治权，于是同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奕訢合谋，于当年九月（1861年11月）回到北京时发动政变，免除八大臣职务，并处死为首的肃顺等三人。所列八人罪状，是“不能尽心和议”，一开始就表明了慈禧之流向外国侵略者的投靠。政变后，改原用祺祥年号为同治。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兼掌军机处和新设立的总理衙门。慈禧与名分尊于自己的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但实权尽操于慈禧之手。从此，清政府在慈禧掌管下，对外国侵略者予取予求，卖尽国家而不计。外国侵略者则登堂入室，再无障碍。中国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第二次鸦片战争可谓一大关键。

3.中法战争

从同治末年起，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列强为分割领土和建立独占性的海外市场，对中国沿边蚕食鲸吞，展开了激烈争夺。光绪九年到十一年（1883至1885年）由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所引起的中法战争，就是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危机中最为重大的事件。(www.zuozong.com)

法国久蓄并吞越南以入中国西南边疆，进而伸张势力于中国腹地的侵略野心。同治初期，法国占领了越南南部诸省，之后探明越南北圻的红河可通航至云南境内，便加紧向北部推进，以实现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同治末年以后，法军侵入到红河三角洲一带。但由于刘永福所率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旧部与越南军民并肩抵抗，侵略者屡受挫折，难于进展。光绪九年，越南王室内讧，法军于是乘机攻其首都，胁迫越南统治者投降。通过逼签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随即把矛头指向中国，要挟清政府撤退在越军队及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开放云南边界。至此，中法间的直接冲突已经无法避免。

当越南北部危急时，越南政府曾多次向清廷求助。中国面临着法国入侵的现实威胁，同越南又是友好邻邦，有着长期形成的密切藩属关系，论情论势，都不容中国坐视旁观。这样，清政府派出了部分军队，进驻于越南北圻，并嘉奖原为政府敌人的刘永福，赏以官衔。但实际上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抗法的勇气，无论派兵前还是出兵后，一直未断谋求妥协，致使临敌军将全无斗志。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军发起进攻，除刘永福的黑旗军以抗战无援致败，驻越清军大都不战而逃。短短二三个月的时间，侵略者就已逼近中国疆界。

前方清军的溃败，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慈禧太后归罪于奕訢，撤换了以他为首的所有军机大臣。随后，将朝堂上不谙军旅、却向喜言战的张佩伦等所谓清流派人物派赴海防前线。慈禧的举措并非意在抗法，前者出于政争的需要，后者则为减少求和的阻力。所以，人事变动后的清政府照旧妥协，于光绪十年四月（1884年5月）由李鸿章作代表，订立《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统治，中国退兵。

条约达成，清政府以为从此事了。但仅过月余，法军即攻击驻在北越谅山，因未得命令而一时没有撤离的清军，再度挑起战争。这一次，战争扩展到了中国本土。清政府起初仍无战意，直到这年七月（1884年8月），泊于马尾港的福建水师遭法舰偷袭而全军覆没，才被迫对法宣战。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定海受挫，退据澎湖。在越南北部，战事分东西两路进行。开始，东路清军节节败退，至次年二月（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任各军统帅，自镇南关奋力反攻，一举收复谅山等地。西路黑旗军也大败法军于临洮，夺回十数州县。法军全线崩溃，震动之大，致令法国内阁倒台。

但军事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谅山大捷之前，清政府已在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操纵下，派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潜赴巴黎谈判。及前方奏捷，清政府竟视为求和的绝好机会，就在清军获胜的当月（1885年4月），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订立停战协定，接着下令撤兵。同年四月（1885年6月），又由李鸿章签订中法《越南条款》，主要内容有：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所订一切条约；中法双方勘定中越边界；法国在滇、桂两省得有开埠通商特权。法国不胜而胜，达到了发动战争的全部目的。

清政府用辉煌的胜利换取屈辱的和约，后果不只是法国势力得以侵入中国西南，更为严重的，是刺激了所有列强的侵华胃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4.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后十年，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又大举侵略朝鲜和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以吞灭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确立了武力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在为此而炮制的“大陆政策”中，日本定有具体方案，计划分五期依次征服中国台湾、朝鲜、中国满蒙、全中国、全世界。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犯台湾，实施“大陆政策”的第一步，虽未得逞，却利用清政府的颟顸与妥协，吞并了琉球。此后，日本即集中力量侵略朝鲜，通过光绪二年（1876年）和光绪八年（1882年）两次逼订不平等条约，初步实现了对朝鲜的控制。

朝鲜同越南一样，与中国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友好藩属关系，中国本应保护。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搞所谓“以夷制夷”，把欧、美国家一一引介到朝鲜来。这种引狼拒虎的办法，除为西方势力提供掠夺之便，根本挡不住日本侵略的深入。光绪十年（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政变未遂，便转而要挟清政府，于次年（1885年）订立条约，规定以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如此约文，无异于肯定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为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预伏了借口。而在此前后，日本已接连制定扩军计划，全力准备对中国一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国王求援于清政府。日本决定乘机发动战争，于是设置圈套，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诡称日本“必无他意”。及少量清军开抵朝鲜牙山，大批日军随即进占汉城、仁川一带。因起义军很快被朝鲜当局招抚，清政府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意在激化中日矛盾，制造决裂。日本的战争意图已很明显，清廷内部就此出现帝后两党分歧。

光绪皇帝及帝党官僚主张备战抗敌，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则寄望于列强的干涉。主持对日交涉的李鸿章听命于操有实权的后党，一次又一次地乞求欧美各国调停，直到最后落空，才被迫向朝鲜增调军队，但为时已晚。六月二十三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方式，于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并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战争实际上已经爆发。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

甲午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其间清政府不失一切机会求和，对抗战始终抱着消极态度，因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失败的结果。战争开始后，入朝鲜的清军被置于平壤，不筹战守，及日军来攻，将领左宝贵以身殉国，而主帅却下令撤退，一气逃过鸭绿江。八月十八日的黄海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因经费被清朝统治者挪用于享受挥霍，成军后再无改进，炮位、航速不及日舰，战斗中蒙受严重损失，只是由于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士的舍身杀敌，才给敌舰以重创。但北洋舰队此后即奉令移驻威海卫港内，再不准出海，制海权于是尽归日本。九月末，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连、旅顺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及辽南诸多要地。次年正月（1895年2月），坐困威海卫的北洋舰队遭日军围歼，全军覆没。至二月中旬，清军在山海关外溃败，清政府便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以求降。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条款是：

（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三）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四）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此外还有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及给日本最惠国待遇等规定。

《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空前严重的恶果。其中割地一项，直接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由于沙俄对中国东北久怀野心，中日刚一签约，它便拉拢法国与德国，用中国加赔3000万两作条件，逼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随后，俄、法、德三国即为“干涉还辽”勒索“报酬”，分别“租借”了中国的旅大、广州湾和胶州湾。英国不甘他国争先，同时强租了威海卫和九龙两地。战后不数年，中国沿海港湾就被列强抢占殆尽，沿边乃至内地大部分领土也被它们分割为势力范围，中国已到名存实亡的地步。其它约款同样影响至巨。准许外国人在华设厂，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外国资本从此汹汹而入，使中国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受到更为致命的摧残和打击。而数额巨大的赔款，既底定了日本后来再次侵华的基础，又迫使清政府大借外债，从而造成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全面依附。

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后急剧加深的亡国危机，激起中国人民普遍的反侵略斗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把斗争推向高潮，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矛头主要指向在中国横行不法的外国教会势力，但也连及帝国主义其它形式的侵略。义和团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首起山东，后来遍及北方广大省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本质上是仇视的，但因统治集团内部分歧，所以时“剿”时“抚”，对策摇摆不定。而义和团则得以乘间发展，到光绪二十六年春夏时，仅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就多达十余万人。

清政府不能实力镇压义和团，帝国主义便合伙进行武装干涉。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及部分清军的沉重打击。八国集结重兵，进一步扩大侵略规模。侵略者打进了国门，清廷内部就和战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慈禧太后采纳端王载漪等人的意见，颁诏对各国“宣战”，并下令招集义和团、“借御外侮”。慈禧太后出此举措，动机别有所在。原来，两年前她通过“戊戌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几次谋废光绪皇帝，都以列强反对而未果。半年前选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也不为列强所承认。慈禧太后对此已深为不满，及八国侵华开始，又接到各国要其归政于光绪皇帝的谎报，对列强就更加怨恨，因而发出上述谕旨，想利用义和团同列强的相抗一抒怨气。如此用心，预示了真诚反抗外来侵略的义和团最终会被出卖。事实很快证明了这一点。“宣战”上谕刚下，慈禧就派人向外国使馆求和，作出要相机自行剿办义和团的表示。对当时南方各省督抚拒不执行“宣战”令，伙同帝国主义搞所谓“东南互保”，清廷则非但不加斥责，反而给予肯定。清政府不是假抗战就是真妥协，义和团徒以血肉之躯，自然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侵略势头。先是天津陷入敌手，到七月二十日，北京也被占领。接着，八国联军分路攻掠，相继侵占山海关、保定、张家口等地。这期间，沙俄还单独出动军队，抢占了东北三省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当北京陷落时，慈禧仓皇逃往西安。此前她已向侵略者乞降，亡命途中又发布严剿义和团的上谕。于是，清军掉转枪口，追随侵略者，将义和团运动彻底扑灭。但议和谈判并没有就此开始，原因是侵略者之间在要不要爪分中国等问题上互有矛盾，一时未能解决。直到最后才达成一致，公认以美国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原则，即形式上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并决定继续维持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这样，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同侵华八国及使馆受到攻击的比、西、荷共十一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条款是：

（一）中国赔款银4.5亿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合计9.82亿两，以关税、盐税及各地厘金偿付；（二）在北京东交民巷专设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大沽炮台完全拆毁；（三）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

《辛丑条约》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主权一次全面性的大剥夺，而慈禧太后仅仅因为列强还容许清政府名义上的存在，竟无耻地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明，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