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与吴三桂合作平定三藩之乱

康熙三年（1664年），虽然农民军的“联明抗清”运动遭到了最后的失败，清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但当时南方有“三藩”势力割据数省；东南沿海有郑成功的势力，并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则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分裂活动。显然，不清除这些分裂割据势力，清朝的统治就不会巩固，国家也不会实现真正的统一。

“三藩”是指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明清之际，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趁明朝土崩瓦解之机，先后率所部降清，均被封为王。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1662年），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至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更得到了迅速发展。政治上，他们名义上隶属清廷，实则独霸一方，自行其事，并广泛收罗党羽，独揽人事、财政大权。其中，吴三桂最为跋扈。他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干预。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使“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军事上，三藩各拥重兵。据推测，他们的兵额总数约10万人，相当于八旗兵的一半。吴三桂在云南边陲不断寻衅，竭力扩张势力，如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之后，随即占领了水西地区。经济上，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吴三桂在云南的田庄星罗棋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尚可喜在广东海州、花山一带有数处“王庄”。他们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赋。吴三桂在他霸占的田庄里所征收的赋税，一般超过民赋的十数倍。耿精忠统治下的福建农民，其处境也相当凄惨：“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尚可喜和他的儿子尚之信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白银数十万两。

对于三藩的种种罪恶行径，康熙帝感到极为忧虑。他把三藩和河务、漕运作为急待解决的三件大事，并将其写成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之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严禁各藩王属下商人在各省贸易，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廷身上的毒瘤列入了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上书清廷，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帝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皆被允准。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尚之信、耿精忠和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孤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等人，纷纷举兵响应。郑经甚至致书吴三桂说：“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抗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总之，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面对三藩的变乱，康熙帝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圣祖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吴应熊，以斩断吴三桂和朝廷大臣的联系；停撤尚、耿二藩，对耿精忠在京居住的兄弟予以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帝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无知被惑”，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皇帝，始终不渝地信任和依靠他们，决不会食言。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又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衮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www.zuozong.com)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了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并派人联络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数月之间控制了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因此在攻下醴陵之后，即不思进取，命令军队不得渡过长江，企图压迫清廷和谈。但是，康熙帝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在多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加封忠于清廷的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和西宁将军王进宝为靖逆将军、左都督和都督同知，令他们率军先后攻克安定（今安西）、河州（今临夏）、巩昌（今陇西）、兰州、延安等地。王辅臣在平凉集结兵力，负隅顽抗。康熙帝再派大学士图海为抚远大将军，赴陕西征讨。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图海在平凉大败王辅臣军，王穷蹙乞降，康熙帝下诏赦其罪。在此之前，康熙帝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既割断了多尔济与吴三桂的联系，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回归故地，维持了青海地区的安定。这就使吴三桂煽动蒙古叛乱，威胁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了产。

耿精忠变乱后，曾进攻浙西，但因浙督李之芳全力抵御，未能得逞。后又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攻占了广东十个郡中的四个郡。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而互相攻杀之时，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在清军接连打击之下，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福建为清军收复。

广西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讧，为吴三桂擒杀。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次年五年，广东尚之信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走投无路，也投降了清军。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和广东的援助后，其势也只剩云、贵、川、湘4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更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至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八月，清军压境，吴三桂气绝而亡。次年初，清军先后攻克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擒，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三藩均以复明为号召，因而这场变乱具有民族矛盾的性质。但实际上，吴三桂等人却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就无多大的反应；江南、西南、西北的响应者多为汉族官僚地主；在广大的人民和下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此时也察觉出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痛斥说：“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这就充分说明，三藩之乱是为维护他们的割据分裂局面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三藩之乱后，清廷的统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集中和加强：参加变乱的各藩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如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东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则被分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兰旗汉军旗下，王辅臣的部队全被裁掉，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了整肃。三藩变乱后，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被废止，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另外康熙帝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减轻广大下层群众的负担，从而使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尽快从战争所造成的衰敝状态中得到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