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东厂厂卫制度效率有关防一颗

鉴于历代宦官专权，危害朝政的教训，明初严禁宦官干政，规定宦官不得兼任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宦官任内职不得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朱元璋曾对侍臣讲：“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驶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铸铁牌立于宫门，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又敕诸司均不得与宦官机构进行文移往来，定制宦官“不许读书识字”。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另一方面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官僚集团的监督，朱元璋却又有意识地加强了宦官机构的设立，并赋予了其广泛的权力。从1367年始置内使监，到洪武三十年增设都知监和银作局，历时31年，建成了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即所谓二十四衙门的庞大宦官机构。十二监指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官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指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则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中帽局、针士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与此同时，他又经常赋予宦官种种超越其职权以外的权力。如洪武八年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武洪十一年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之丧。洪武十二年三月，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令其守法正身，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之人。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三月，派宦官王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㭎：“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碎砍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交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

建文帝在位期间，对宦官的约束很严。即位之初，他就曾晓谕各处地方官吏对外出内侍严加监督，有不法之处即可将其械送治罪。在宫中，他对内监的管束也极严厉，稍有违忤，立即严惩不贷。这种严厉政策，引起很多宦官的不安，因而，“靖难之役”期间，不少宦官都投奔了燕王或者给朱棣提供军事情况。

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而他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立过大功。所以，朱棣即位后，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永乐元年，“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永乐八年，内宫王安被派往都督谭青营，又命马靖镇守甘肃。永乐十八年，置东厂，宦官先后拥有了市舶、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私等大权，宦官的权势因而大为扩张。至于宦官出使外国、安抚军民、查勘仓库、检免税收等，都比洪武时期更为广泛和频繁。宦官手中权力既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圣旨，伪作勘合……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往交趾采办金银珠香。这些违法事件最后虽遭到查处，但已充分显示了宦官集团咄咄逼人的势力。

明初的特务机构有两个系统，一是锦衣卫，一是东厂，合称“厂卫”。锦衣卫设置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初属亲军上十二卫，约五六万人，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不久，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即特令其兼管刑狱。《明史·职官志五》载锦衣卫职责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领之，恩寄禄无常员。凡朝令、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1570员）等侍以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猎、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涂沟血，密辑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同兵部视”。

锦衣卫下设经历司和南、北镇抚司。经历司掌公文出入；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则专理诏狱。所谓诏狱，就是受皇帝亲自指挥的特种监狱。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于是下令焚其刑具，出所囚至刑部审录，并下诏罢诏狱。但朱棣继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又恢复了诏狱。诏狱不仅关押政治犯，还负责缉访京城内外的奸宄、盗贼，刑部和大理寺都无权改变镇抚的决定。镇抚之下，有十七所，分设官校，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他们除了充当皇帝侍卫和仪仗队外，专司侦察，时称“缇绮”。名义上锦衣卫“凡辑事，必行贿受贿有卜，现获有脏，获脏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但实际上，完全是任意所为，无法无天。史称“辑事员役，其势易逞，……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今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脏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其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

具体管理归司礼监。东厂提督一般均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东厂关防特称钦差太监，以示威重。下属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均为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专门负责伺察者称役长，也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有一百多名。役长手下番子一千余人为干事。(www.zuozong.com)

东厂与锦衣卫虽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密切。东厂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猥巧者乃拨充之”，而锦衣卫官则往往由掌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因而他们常相勾结，“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缉之，北司拷问这，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鞠，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

东厂侦缉范围极广，皇帝以外，上至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均为侦察对象。“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城门得某好，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日打事件。至中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

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他们作为打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千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即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榨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而且蓄意让事情牵连富户，追踪勒索，如目的达到，即无事，如目的未达到，立即上报东厂，将其送进北镇抚司诏狱。

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厂卫的横行，不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人人自危、人人侧足的恐怖气氛，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所谓“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风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