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视域下的人格理想模式研究

功利主义视域下的人格理想模式研究——浅谈中国当代伦理领导的基本特征

■冯　洁

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论（道义论）为其主流，肯定个体的价值首先表现在个体道德义务的优先性。个体首先是一个道德个体，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权利个体。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看到了西方社会的富强，于是“求利”不再被人所鄙视，人们慢慢开始接受“利益”的重要性。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他使得传统文化中的人格理想模式发生转变，形成了对传统道德内涵的修正，正与当代伦理领导的精神十分相契。

一、传统人格理想模式

所谓“人格”，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内在同一性，能够在不断变化着的复杂环境中、在处理各种关系和实践中，表现出某种始终如一的立场和原则。人格是“真、善、美”的统一体，但如果从人格的成就而言，德性，道德品质是根本的。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理想人格的要求，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理想人格的要求，而圣人人格理想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而成为主流的只能是一种儒家的“圣人”人格。

（一）儒家人格理想

儒家的“圣人”理想人格，自孔子始。虽然后来的儒家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诠释，但却都未跳出孔子“内圣外王”的框架。“圣人”是尽善尽美的，德性上是没有缺陷的。“圣人”并不多见，在孔子那里，也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算得上是“圣人”，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把“圣人”的德性作为德性修养的终极目标。《大学》中提到了要完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所需的修养模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据此，我们可以看到“外王”是以“内圣”为根本的，德性修养是最根本的。德性修养需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但更需要的是个体一定的功夫，依靠个体的自觉，“为仁由己”的功夫。这种德性修养表现在“义利之辨”中，就成为了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的问题。“义”，道义、正义、德性，上承于天的道德准则；利，功利，利益。孔子并不否定“利”，但当涉及到理想人格培养的时候，讲“义”才是要旨，求“利”是完全有害于理想人格之实现的。

（二）传统人格理想模式下的道德内涵

理解理想人格的培养与“利义”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从孔子对于“乡愿”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乡愿，德之贼也。”按现在的话说，乡愿就是伪君子，表面上遵循着道德准则，行有德之事，行“义”，是个君子，得到所有人的称赞，但就其实质来看，他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为之，并不是为了行“义”而行之。所以其行为可以是道德的行为，却不能称此人为有德性之人。孔子并不否定“利”，但求利却不能成为行为的目的，道德的行为是排斥利益的，有德性的人是不会以利己作为其行为之目的。在人格的培养过程中，德性的培养是排斥利益目的的。其二，是从孔子对“颜回之乐”的理解来看。“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对于颜回以何为“乐”，“颜回之乐”或许是“乐”其道德修养的自我修行的过程，或许是“乐”其对学问的追求，或者两者皆有，在此我们并不对其作评价，我们要说的是“不改”。颜回之“不改”指的是外界的生活状态的变化并不对其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这里所谓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是强调的处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但即使在富贵的情况下，颜回仍然乐其所乐，外界环境是无关紧要的，这才是孔子所谓的理想人格的境界。

德性的完善是和外界的物质生活条件无关的，是一种可以纯思的精神的境界。德性的培养看似在现实生活中，实质上是超越于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孔子之后，孟子的“何必言利？”到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私利”、“私欲”完全被否定了，道德成为了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绝对的、超验的教条，圣人的理想人格也就成为了遥不可及的，超越性的目标。儒家的理想人格之学是“为己”之学，“成己”之学，“修己”之学。“修己”才能“成人”，实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理想境界。因此，“内省”、“反身内求”成为了其德性修养的功夫。宋明儒家的“即物穷理”之学，也需要“致思”，但最后仍然要返回到自身，思其在己者。当道德成为一种绝对之义，成为统治者为了奴役百姓的手段，德性修养成为了一种只求助于己，而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心性功夫，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此僵化，不再为社会所需要。

二、功利主义视域下的人格理想模式

追求人格理想是国人心中的一个情节。在传统社会中，除了正统儒家的理想人格论，还有老庄有逍遥人格，墨家有任侠人格，宋儒的有纯儒人格，大多都是以“圣人”为其理想人格的楷模。进入近代，国人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完成了对“义利之辨”的逆转，不再追求超越于生活之外的悬置的道德理想，而是追求基于物质生活的现世的道德，对人格理想的追求也从理想人格向平民化人格转变。

（一）平民化人格理想

平民化人格理想包含着对自由、平等、独立人格、个体尊严等多方面的要求，基于对个体价值的肯定，从而有了对个体利益追求的肯定。所以平民化人格的追求过程中不再否定利益的诉求，相反它强调现实生活以利益为基础，道德是基于利益而产生的，现实生活对于道德有着优先性，我们不能为了追求道德，而忽视甚至否定生活本身。当然，当代的人格理想仍然包含着对德性的要求。利益原则可以用来解释道德的起源，也可以作为一种制度性的道德，但它绝对不能代替德性本身。

（二）平民化人格理想模式下的道德内涵(www.zuozong.com)

其一，个体获取自身利益是基于个体利己本性的合理行为。有学者总结现代社会的首要特征就是欲望的无限扩张和满足，个体情感的满足，个体越来越注重顺应自然欲望的满足。逐利行为是符合现代性特征的行为，首先可以从制度性道德的角度，肯定逐利行为是合理性；其二，“以德为先”仍然肯定德性本身，它是个体美德的基础。中国的人格理想理论仍然为德性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并不如西方最具现代性特征的功利主义思潮那样，把利益原则归结为衡量一切道德的标准。“内得于己”之德性，诚信、忠诚、奉献、宽容、慎独、谨小都是现代企业管理对个体的基本要求。道德是与利益相关的，但却不构成道德的全部内容。在利益目的之外，还有许多的德性是个体所应该具有的。

三、中国当代伦理领导的基本特征

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人格理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这使得国人对于“功利”的理解始终不同于西方，也引发中国当代伦理领导特色的形成，成为兼顾道德引领和权益保障、兼顾人格塑造和制度建设的领导模式，强调在公正、平等的制度下，公德与私德在领导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与利益相一致的伦理管理。

（一）兼顾道德引领和权益保障

伦理领导的哲学理论基础是美德论和义务论，它强调了一个人所应该具有的本质品质以及对于行为动机的道德优先性的肯定。这就意味着对于领导者有着双重的要求，一是对其品质的要求，一是对其行为动机的考量，这些都对于追随者来说有着引领性，领导者是追随者的合法楷模。“在这种背景下，领导者表现出来的伦理行为就成为其下属模仿的榜样。同样，领导者表现出来的非伦理行为也可能吸引下属卷入其中。”在组织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领导人，要扮演道德模范生，影响下属，形成一个伦理的组织文化。

与此同时，领导者应该对追随者应该有一定的赏罚。从保障个体权益的角度，伦理领导强调了对有益行为的奖赏以及对于无益行为的惩罚，从而使得组织中的下属或者追随者行以伦理的行为行事。当过分强调个体道德的理性自觉，忽视个体的感性需求，人格就知、情、意三方面的完整性来看就是缺失的。所以，领导者在肯定伦理行为的同时，也要同时考虑其他个体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无私奉献”，利他损己的行为同样也不是伦理领导的表现形式。

（二）兼顾人格塑造和制度建设

伦理领导要求领导者的道德引领作用表现在对个体的人格塑造，既是对领导者的人格的塑造，也是对追随者的人格塑造，要求塑造平等的独立人格。就企业内部而言，产品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如何加大企业质量管理的力度，提高企业人员对于质量要求的习性，从而提高企业的质量道德，使企业持续发展，这是远高于利益述求的制度性道德的要求。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而言，仅仅追求经济利益的满足，而忽视社会利益的诉求的企业行为只能是一种短期行为，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同时也违背了平等公正的基本的制度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买卖、借贷、租赁、交换等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利互惠的行为，但这种互惠互利行为的背后是对于经济实体的平等的肯定，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抑制不良竞争的发生。

这种人格的塑造是以制度为保障的。这里的制度建设涉及到企业发展目标的设定、有效的行为法则、企业文化的基本建设等等。功利主义视域下的个体有着基本的利益诉求，企业或者政府在制定相关制度之时，首先必须保障个体的基本利益。可以通过制定公平公开的行为守则，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守则的制定过程中；建立伦理培训制度，提高组织成员处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设计合理的奖罚制度，尽量减少个体与集体的冲突，实现个体与集体的双赢。

（三）公平公正制度下的公私德的统一

伦理管理体现了对个体德行修养的要求，强调了在公平公正制度下的公私德的统一。个人有了自己私人的领域，在个体的领域中，个人有着充分的权利，个体可以自由的追求自身的权益，个体在追求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尽可能大的促进企业权益的最大化，这符合功利主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利益述求。但若是要涉及到群体，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有冲突、有矛盾之时，则要强调“明两利为真利”（严复语）。领导者、管理者、经营决策人员应该有大局意识，应该有长远的谋略；企业的广大员工应该具备忠于职守、敬岗敬业的职业道德。所以自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所追求的德性，这对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而言都是必须的，如奉献，如诚信。当代的“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不再是忘我的、牺牲自己利益的绝对无私的奉献，因为在崇高的“大公无私”的背后是对“私”的肯定，首先要肯定个人利益的追求。“诚信”不再是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单向度的义务关系，而是基于个人权益的“企业诚信”、“制度诚信”。现代企业管理，以契约为基础，这意味着这个利益群体对个体有着基本的要求，所以当我们进一步弘扬传统社会中强调的“私德”之时，要突出道德的主线——公德。个体只有在理解了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关系，理解了个体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德性修养，必须以公共伦理为底线，才能实现和谐的管理道德。

本文作者：冯　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