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高等教育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饮誉全球的牛津、剑桥大学分别创建于1168年和1209年，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英国的高等教育自中世纪创建以来就以“保守”而著称，其基本特征是与宗教紧密结合，担负着为统治阶级培养高级精英人才以及保存和传递古典文化的任务。直至18世纪末，英国的高校500年间极其缓慢地上升至6所，大学教育远离沸腾的社会经济发展，属于名副其实的“象牙塔”。英国高校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宗教性和贵族排他性，致使广大民众很难享受到属于上流社会的高等教育。教学内容以神学和古典文科为主，以造就教会牧师、国家官吏、政府职员为主旨，同时也培养为数不多的教师。牛津大学在1752～1886年间的毕业生中，有64.2%成为牧师、8.7%从事法律、5%从事学术、仅有0.6%进入工商界；剑桥大学在1752～1849年间的毕业生中，有60%进入国教会教堂、15%成为土地经营者、10%当了教师，没有一人从事工商业。成为牧师是当时大学生从业的普遍追求与愿景，而很少有人愿意选择教师作为终身托付的职业。至19世纪，随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面胜利和工业革命的持续扩展，加之世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与广泛传播，以及迅捷增多的功利主义者的助推，使英国传统高等教育坚韧的内容被撕开了一个裂口而缓慢地注入有限的科学技术内容。
英国的高等教育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发展速度、办学规模都十分保守。至二战前夕，全国在校大学生总计5万余人，将近1000名居民中才有一名大学生，其比率低于任何一个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200名居民便有一名大学生的比率更存在天壤之别。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学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其一是奉行社会和学术上的精英主义，其二是大学高度独立于政府的管制。从而致使英国大学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与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为了有效改变这一状况，英国女王任命罗宾斯爵士领导的专门委员会向议会提交了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主张是“高等教育应为所有在能力和成绩方面合格的、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高等教育课程”，从制度的层面为英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0]。目前，“英国具有高等教育资质的正规大学和学院共有171所，其中英格兰有134所，苏格兰有20所，威尔士有13所，北爱尔兰有4所。这些院校中的综合性大学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的有115所”[51]。在这些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当属伦敦大学，在校生多达十万人；较小规模的如皇家学院，在校生仅有几百人；一般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在1.5～2万人。从办学性质而言，除了白金汉学院为私立大学外，其他大学均为公立大学。
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的教育改革法案提出高等教育的主要作用之一在于“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同时与工商业界保持密切联系并鼓励创业精神”（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从而使得英国的高等教育把其重心转向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此后，英国教育评估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view）1997年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迪林报告》，提出高等教育在“建设现代化和有竞争力的经济”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英国高等教育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自1996年开始，在英国的留学生中高等教育的人数快速增长，从1996年的20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39万人，年均增长9.5个百分点。据2006年英国文化协会的预计，到2020年，全球留学生人数将达到580万名，其中英国的留学生总数87万名，教育收入预计达到200亿英镑[52]。可见，以吸纳留学生为主体的国际教育既有效促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跨国交流，又为高等学校获得了充足的发展资金，无可否认社会资本在英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创建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位于英格兰的剑桥镇，它最早是由一批为躲避殴斗而从牛津大学逃离出来的学者所建立[53]。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合称为“Oxbridge”，它同时又是英国的名校联盟“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和欧洲的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的成员。迄今800多年来的人文积淀和学术气氛培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的剑桥学子，以致我国现代杰出诗人徐志摩在离别剑桥时以饱含忧郁、沉痛的心情唱出“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愿做一条水草”的优美诗句。如果没有剑桥，今天文化天空的恒星云团里将只有牛津在落寞地耀熠。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剑桥不仅是世界知识重镇，同时更具有绿色葱茏、古意盎然、令人沉醉的田园风光。三十多丛学院建筑群各擅奇巧，三十多座教堂的尖顶竞比高，三一学院、皇后学院、国王学院、菲茨威廉美术馆等古建筑上爬满碧绿的青藤；旱水仙和野草莓花团锦簇地拥着康河，经过一座座经典的桥，直把她送入草地尽头处的格兰彻斯特，那里的拜伦与罗素仿佛仍在苹果树下的躺椅上坐看西天的闲云野鹤。剑桥大学以独特的学院制和导师制在国际教育领域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地位，它是英国同时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之一[54]。1986年，《亚洲华尔街日报》选出了亚洲学者心目中的世界10所顶尖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并列第二[55]。以哥特式或巴洛克建筑为主体、日夜守护着古典文化的剑桥不仅为英国以及世界培养了无数的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诗人，同时更诞生了88名诺贝尔奖获得主。就“诺贝尔奖”指标而言，无论是比它先建半个世纪的牛津大学还是以它为“样板”进行翻制的哈佛大学皆只能望其项背，客观、雄辩的数据显示剑桥大学是全球无可争议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高等学府。
剑桥大学在8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典型的特征是大学自治，政府很少干预大学的内部管理。1226年，剑桥大学建立了最早的教学机构；1231年，亨利三世国王授予剑桥教学垄断权。在剑桥大学成立初期，教皇在学校的地位与权威远远高于国王，教会希望大学的创建能够进一步服务于自身的统治，“在各种各样教团和学者们所持的相互矛盾的信仰中，他们希望合乎理性的教义的地位得到加强；他们特别关注开展一场反对扩张中的异端邪说的斗争。他们急切地希望加强罗马教廷的集权统治，以反对世俗政权的权力和野心以及地方封建主的利益。他们也关注录用那些能够为教廷服务的人员”[56]。教皇把大学当做传播教义和教令的最佳途径，从而直接管制着大学的主要教学活动。教义被送进大学，通过讲座进行讨论和传播，同时规定神学是大学中最重要的教学内容。教皇还通过颁发特许状和通用教学资格证等控制大学和学术。在13世纪，大学与地方政府、教会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大学通过激烈、顽强的斗争最终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法权自治-在教会的某些地区性限制范围内和有向教皇上诉的权力；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力；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力”[57]。在中世纪后期，大学仍然拥有多项特权，故而始终能够与其他利益团体间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诚如法国著名学者雅克·勒戈夫所说：“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58]直到15世纪末，剑桥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中以高度自治的姿态在“象牙塔”内自由地从事着以神学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教学活动。
16世纪，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强势助推下，人文主义思想传入剑桥，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执教剑桥。他教授神学和希腊语，并从事翻译和写作。从这时起，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取代了中世纪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经院哲学。教学重心从神学转为雄辩术，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仅仅培养神职人员，培养有学问的国家栋梁取代了培养牧师的目标[59]。希腊文、古典文学、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被列入课程，尤其是古代语言和文学在剑桥大学的教学课程里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由此而出现了一系列的人文主义者。1491年，费希耳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迈克豪斯学院的院长，并于1504年起，任剑桥大学校长达30年之久。1494年，费希尔第一次遇到玛格丽特，成了她的牧师。在剑桥大学经济拮据的16世纪初期，费希尔说服玛格丽特把准备捐赠给伦敦西敏寺教堂的巨额资金捐赠给剑桥大学。1505年，玛格丽特在剑桥接手了一所小型神学院，并加以扩建，改名为基督学院。1508年，在王室的强劲资助下，基督学院向学生提供了为数不小的奖学金。6年后玛格丽特又资助创立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60]。通过这一系列以经济援助为主导的举措，使高度自治的剑桥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上被撕开了一道裂口，王室权利对剑桥大学的内部管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渗透与干预。有鉴于此，剑桥大学在1570～1620年间，大学生人数从1630名跃升到3000名左右。学生类型主要有三种：第一类是贵人（noblemen），他们由于向学校支付昂贵的学费，故而无需通过一系列的常规考试就能轻松地拿到学位；第二类是公寓生（pensioners），这类学生来自中等阶层，他们支付一定量的住宿费和学习费用；第三类是助学金领取者（sizar），这些学生出身贫寒，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们需要通过在学院里从事各种服务来代替交付学校的各种收费。
英国王室为了加强对剑桥大学的控制，亨利八世于1535年6月17日以“叛国罪”宣判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绞刑。亨利八世任命自己的首席大臣克伦威尔担任一个皇家委员会的主席，迫使剑桥大学交出以前从教皇那里获得的各种特许状以及所有的“教皇契据”大学地产和其他财产清单。从而使得剑桥大学失去昔日的独立自治权，无论是教师的遴选还是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讲授都处于该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之下。英国的宗教改革使剑桥大学经历了一个由天主教会控制到由王室控制的急剧转变时期。王室对大学的监督和干预改变了过去大学由教会独立控制的局面，王室加强了对大学的监管与控制力度，促进了大学教育的世俗化。宗教改革由于为民族精神找到了适宜生存的土壤，致使在客观上对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对世俗政府力量的加强和巩固，都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然而，“对大学来说，宗教改革是一次付了极大代价的胜利，大学铸造了武器，但是世俗政府得到很多战利品”[61]。
17世纪，英国由于爆发了新兴资产阶级向国王夺权的激烈的国内战争，从而使得30年代的大学入学人数从高峰很快跌入到低谷——50年代的大学入学人数仅为30年代的一半。1660年的王政复辟，英国国教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由贵族绅士组成的保皇党议会对清教徒和共和党人进行了残忍的报复，尤其是《1662年英国统一法案》重申了伊丽莎白一世统一全国礼拜仪式的祷告词的命令。法案要求所有牧师、大学教师签字声明尊奉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同时学校教师须有主教许可证才能任教，否则处以罚款或被拘役。在“统一法案”要求下，150名大学生和其他学校教师被作为异教徒而遭驱逐，国家将大学作为统一国教的力量[62]。在强大的王权控制下，剑桥大学在共和时期曾出现的昙花一现式的生机被扼杀，人们对教育改革的美好憧憬已成明日黄花，教育发展陷于停滞且重新回到保守的状态。
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60年代，全国铁路网建成，钢铁、煤矿、机器制造业、纺织业等率先实现了机械化；70年代，英国以强劲的工业基础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为了在殖民地掠夺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就需要大批掌握现代科技、生产、管理、经济以及军事技术方面的人才。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剧烈震荡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有别于以往一切时代的要求。以斯宾塞（Herlbert Spencer）为首的“科学教育派”对以纽曼（John Henry Newman）为首的“古典教育派”进行了尖锐的攻击。纽曼认为大学教育是为自由教育而设的，旨在提供完整知识的自由教育，从而为社会造就出富有修养的绅士。斯宾塞针锋相对地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他认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做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引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国家生活，使每一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学习科学，从它的最广义看，是所有活动的最好准备。”[63]这次辩论以科学教育打破古典主义在大学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有效地促成了剑桥大学传统教育形式的彻底改造和积极转化。在此基础上掀起的大学改革运动结束了长期以来教会对大学的垄断，1866年剑桥大学取消了对非国教教徒入学和毕业的限制，随后颁布的《1871年大学考试法案》标志着世俗政府势力对大学控制力度的加强。
自20世纪以来，英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实现了由贵族教育向贫民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双向”转型。高等教育的结构日益多元，形成了以国际化为主导的鲜明的时代特征。1919年，剑桥大学开始接受英国财政部的拨款，条件是允许英联邦对大学财源和组织进行质问。同时，剑桥大学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增长了对自然科学的设置和追求。1903年，剑桥将经济学单独列为荣誉学士学位课程；数学课内容也在1900年和1906～1907年两度朝实质性方向改进；1905年还开设了开矿专业[64]。1935年，剑桥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捐助下，建成了焕然一新的图书馆；1970年，由三一学院发起的科学公园成了高技术研究和经济、“市镇”和“学院”之间的催化剂。尽管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在世界高校之林大放异彩（诺贝尔奖得主居全球高校第一），但是它仍然没有放弃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剑桥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自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将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领域以来，其传统的自治权利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不过，剑桥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社会资金。对此，美国卓越的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深刻指出：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姿；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的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却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则最不自由[65]。尽管剑桥大学的自治权利受到了来自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多种力量的削减，但它绝非像其他欧洲国家带有浓厚的“国家所有”或“国家控制”色彩，它仍然以独享自治传统而深受世界各国大学及学者的青睐。(www.zuozong.com)
二、剑桥大学的国际化
剑桥大学的国际化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八百年前，从牛津逃来避难的学者初建学校，此时的教师没有教授职位，只有教师的基尔德（guild，即行会）。人们当时的地域观念十分淡薄，教师和学生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地区），这种跨国的“游教”和“游学”现象在整个欧洲非常普遍，而且在上流社会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教学语言（拉丁语）使学生可以自由地到各所大学学习，并且大学间相互承认彼此授予的文凭。有鉴于此，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的这一称谓包含着许多互不相识的人从各自不同地域而来，聚在一处的意思”[66]。“不同地域”正好反映了中世纪包括剑桥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学的师生经常奔赴于不同大学之间授课与求学的特征，国际性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习俗表现在大学上的一种共性。
当历史的车轮前行至17、18世纪，英国凭藉迅捷发展的工业革命，基于军事武器的先进性而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在此过程中综合国力快速提升，同时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诸多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为了更好地开辟殖民地和进行殖民地统治，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推行英国模式的教育，培养英国文化武装起来的殖民地精英。17世纪，在英国的资助下，北美殖民地相继建立起了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模式的高等学院，全面推行英国式的高等教育。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时，其校训、管理模式、课程设置等都是以剑桥大学为原型进行“复制”。1640～1701年间，哈佛学院12名学校董事中有7名毕业于牛津大学、1名毕业于剑桥大学；期间的6位院长中有3位来自牛津大学。所以哈佛学院也被称为“设在海外的英国学校”[67]。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共有耶鲁学院、昆士学院、费城学院等9所学院先后相继创建，这些学院无论是在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培养方案还是在教学模式、课程设置、学业考核等方面都以英国大学为蓝本。为此，著名学者阿特巴赫指出：“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学院毫无疑问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知识殖民地。”[68]
19世纪，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剑桥大学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的开放性上，学校增设的大量的自然科学既打破了传统人文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又为日后成为“诺贝尔奖摇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有效解决剑桥大学在发展自然科学上财力不足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877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1877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法案》。该法案明文规定：“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收入不足以使其充分地履行所承担的职责。为了用于大学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深化和改善文科、科学和其他学科领域的教学，有必要制定条款，要求每所大学的学院从其收入中拿出一大部分贡献给大学。”[69]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剑桥大学科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从法律的层面提供强大的支撑，有效地缓解了经费投入不足的严峻现实。为了适应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的实验科学潮流，尤其是加强电学、磁学、热学、光学等物理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剑桥大学评议会于1871年2月决定建立物理学实验室，并且配套设立实验物理学教授。是年3月，著名学者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首任实验物理学教授并负责筹建物理学实验室的一系列工作。1873年，剑桥大学物理学实验室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实验室在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地位，后来被称为“卡文迪什实验室”。
卡文迪什实验室建成之后立即投入到教学与科研领域的相关使用中。1871年米迦勒学期参加麦克斯韦讲座的有19人，四旬斋学期有26人，复活节学期有10人[70]。在讲座中麦克斯韦以W.汤姆森的《液体动力学》、詹金斯的《电和磁》、赫姆霍兹有关旋涡运动的文章以及自己所著的《电磁论著》和《热学理论》为主要的参考资料，讲解电学、热学和磁学的基础知识以及在生产活动中的具体运用。卡文迪什实验室在热烈地开展教学活动时发挥了它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大英协会电标准委员会测量电阻和验证欧姆定律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极具开创性的工作。1874～1879年间，卡文迪什实验室共发表科研论文60篇[71]。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建立与迅速投入使用，标志着实验科学全面进入剑桥大学的课堂，剑桥大学课程在国际化发展方向上迈出了堪称标志性的一步。
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英国政府在总结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于1960年代出台了《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该报告对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和规划，英国高等教育在为本国青年敞开大门的同时，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来自欧洲大陆、亚洲、非洲和远东的青年学生。在20世纪90年代，海外学生的学费是英国本境学生学费的5～6倍，每年海外学生为英国带来的经济收入多达20亿英镑左右。1998年，英国的入境者中有30万人是学生，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亚洲。英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路径，增添了社会和高等学校的多元文化色彩，促进了社会消费，增加了教育资源和潜在的人力资源[72]。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剑桥大学严格遵守伊拉斯漠项目[73]中所申明的政策要求，启动了多项奖学金，其中剑桥欧洲信托职业奖学金，则是为了鼓励剑桥学生增强对于其他国家语言、文化、政治、历史、教学方法以及研究机构的了解。剑桥大学不仅启动旨在加强与境外学生双向交流的奖学金项目，同时还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来实施国际化策略。剑桥大学2005年成立了国际办公室，旨在管理伊拉斯漠项目学生和员工的交流项目，同时负责剑桥-MIT的交流项目以及管理库特汉信托机构（KURT HAHN Trust）和剑桥欧洲信托职业奖学金项目。剑桥大学国际办公室为国际学生提供比较全面、优质的咨询、注册等方面的服务，为剑桥在吸纳境外学生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剑桥大学领先的国际化例子是剑桥与印度的合作。40年中，有超过1000名的印度学生从剑桥大学得到经济援助，并且在艺术、社会科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关系也得到了加强[74]。目前，剑桥大学（2010学年度）共有1800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18%是国际学生。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生当中，国际学生比例约占40%；在本科生中，国际学生约占10%。
三、高校与企业“联姻”：“剑桥现象”[75]
现代大学自中世纪诞生以来，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其主要任务是保存和传播人类文化知识，以神学、修辞、写作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文科学独占大学课堂，自然科学很难进入教授的视野。此时的大学几乎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隔绝的独立王国，被形象地喻为“象牙塔”。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学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高等学校凭藉其雄厚的科研实力走出“象牙塔”，与企业在风险共担、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机制之下开展合作是针对现实发展的前瞻思考和理性选择。在高校与企业的“联姻”活动中，堪称垂范的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128号公路”，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硅谷”，日本的“筑波科学城”，台湾的“新竹科学园”以及英国的“剑桥现象”。被称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认为，“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76]。1998年，斯坦福大学校长G·卡斯帕尔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上深刻指出，基于新科技的不断开发，高校与工业间的密切合作已成为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与理性诉求。
在英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剑桥现象”是高校与企业“联姻”的楷模。截止2008年，剑桥地区创新型企业多达1400多个，其数量是整个剑桥郡的60%，雇用的高科技员工人数占整个剑桥郡的70%，这些企业对整个地区的经济推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剑桥现象”虽然产生于20世纪后期，但它却有一个漫长的酝酿期。18世纪英国兴起的产业革命使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人文教育受到快捷发展的机械工业的挑战。19世纪，城市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日益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强烈要求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老牌大学改变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定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这些传统大学却坚守培养绅士、牧师、神职人员、律师和国家行政管理人才的教育理念，把热烈的工商业发展和强烈的现实需求置之度外。有鉴于此，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的资深学者阿什比（Eric Ashby）深刻指出：“工业革命是由那些讲究实际的能工巧匠完成的。在英国工业上升时期，英格兰的大学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苏格兰的大学也只起过一些微不足道的作用。”[77]
20世纪初期，由于受19世纪中后期城市学院和大学推广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在残酷、剧烈的战争的助推下，英国的高等教育与工商界的双向参与由自发、零星的松散合作走向自觉、刻意的紧密协作。1915年英国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为剑桥、牛津等老牌大学走出根深蒂固的自由教育观念，主动参与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7年，英国出版的《教育署报告：1915～1916年》指出：“战争把教授和工厂主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结果使他们哪一方都不可能忘怀。”[78]战争期间，英国高等教育与工业的双向介入合作使英国在炸药、药品、玻璃业、飞机制造和电机业、致命性毒气、防毒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缩短了与德国的差距，为英国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具有关键意义的重要贡献。
二战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剧烈震荡，高等学校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几乎成了发达国家的共识。剑桥大学在1950年“霍尔福特报告”和“1969年莫特尔报告”（莫特报告澄清了“烟囱”工业与“科基”工业的区别）的驱动下走在了产学科研合作的前列。1960年，剑桥大学毕业生创立了第一家企业——剑桥咨询公司，此后该公司又衍生出了一系列“技术提供者”；1970年，剑桥大学创办了英国第一个科学园——剑桥科学园。剑桥科学院建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大学与工业界的关系，而不是赢利。就是通过科学园区聚集的工业企业，把研发出来的新技术转化为产品。在1970～1979仅仅10年里，剑桥就出现了100多个高技术企业，而在1980～1984年短短的5年间，高技术企业的数量就又翻了一倍。1987年，剑桥地区有高技术公司450～500家，一半左右是1980年以后创建的。1981年平均每月建2.5家，1983年每月平均不到3家。自70年代末起，高技术企业的年增长率是8%。这些公司总共有高技术职位1.8万个左右，相当于剑桥地区13%的就业人口，是全国高技术职位占就业人口平均比例的两倍。发展到90年代，剑桥地区以高科技为核心的公司增长到1400家，创造了16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年增加5000个。剑桥地区平均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到达6.3%，几乎是英国3.4%的年增长率的两倍。“剑桥现象”累计为英国创造税收550亿英镑，出口总值达到280亿英镑，总附加值达到122亿英镑[79]。“剑桥现象”作为高校与企业“联姻”的成功示范，它在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剑桥大学也从中获利颇丰。不仅直接为学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营造了学校教学与科研强劲的发展势头，同时更打造了“品牌”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为学校获取了无法从统计学意义上进行核算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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