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军代号：辉煌的战士

第70军在北路的胜利只是一个序曲，上高会战的真正主角还是得由第74军来担当。

上高城里，74军军长王耀武中将刚刚和总司令罗卓英通过电话。

罗卓英听说74军参谋长陈瑜力劝王耀武撤出上高，便立即通过电话呵斥陈道：“你是陈参谋长吗？作战期间，讲话不准牢牢骚骚。”

为了监视74军作战，罗卓英还派出了中将高参张襄前往74军，名为劳军，实为督战。王耀武见罗总司令对他放心不下，就主动给罗卓英打去电话：“请总司令相信我，我是能够贯彻您的命令的。”

其实，罗卓英大可不必担心王耀武的抵抗意志。

作为黄埔系中智勇双全的将领之一，王耀武虽然年仅37岁，但他的能力却不容低估。

在国民党军界，素有“三李（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3人都出身黄埔一期，和王耀武一样，都是山东人）不如一王”的说法。王耀武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声誉，这和他年轻时的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王耀武出身贫寒，从小失去父亲，连同几个兄妹，由母亲一人拉扯长大。读书读到19岁，家贫无以为继，年纪轻轻就独自一人出外谋生。在天津，他做过卷烟厂工人，因工作环境太差就跑到上海，做了商店店员。做这店员的工作，一般都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够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曲意奉承。这段经历，为王耀武在军中的崛起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后，他几经周折，赶到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第三期。

国民党用人，和地域、人脉关系甚大。拿蒋介石来说，他用人的标准就不外乎“黄、浙、亲”三个字。“黄”是黄埔军校毕业，“浙”是浙江籍，“亲”是亲朋故旧，不符合这几个标准的人，几乎很难再入他的法眼。比如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这些湖南、四川籍干将，一旦形成自己的小圈子，蒋介石不管他们才能如何出众，都会立即予以打压。但王耀武却是个例外。

王耀武凭借着年轻时混迹社会所养成的一套察言观色的本事，既心思缜密，善于思考，又能忍辱负重，甘为人梯。

第二次东征之后，何应钦为整肃军纪，成立了一个第1军直属的宪兵营，任其内弟为营长。但何应钦清楚，他的内弟能力有限，于是就把王耀武调去做了第1连连长，并嘱咐他说：“宪兵关系我军纪律和声誉，至关重要，你很能干，特调你为第1连连长，帮助营长把这个宪兵营带好。”能够得到何应钦的当面肯定，王耀武大喜过望，抓住机会卖力表现。他的情商很高，和何应钦的内弟处得不错，何的内弟经常向何应钦讲王耀武的好话，从而博得了何应钦的好感。

在刘峙那里，王耀武也是如法炮制。中原大战时，他被刘峙保举为独立32旅第1团上校团长，而这个旅的旅长正是刘峙的侄子刘夷。王耀武上任之前，刘峙特意把他找来，做了一番交待：“我希望你多多帮助刘夷，把他的部队整训得和第1师一样有战斗力。”王耀武当即心领神会，满口应允。上任之后，他一面精心训练部队，和士兵同甘共苦，提高了32旅的战斗力，另一面又积极和刘夷搞好关系。结果，皆大欢喜，刘峙也对他另眼相待。

就这样，靠着军界这两棵大树，王耀武一步步地在军中站稳了脚跟。而在不久之后的宜黄大战中，王耀武正式崭露头角，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

1932年，在对江西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中，王耀武所在的32旅迅速进占宜黄镇。宜黄镇是红军的战略要地，红军非常重视，32旅刚刚进入，就被红军团团围住。王耀武深知红军善于围点打援，因此力主坚守，以牵制红军主力。战局紧张之际，蒋介石害怕孤城难守，就命令32旅旅长柏天民相机突围，王耀武坚决反对：“‘共匪’善于攻点打援，我若突围，必遭围歼，如若死守或可幸存。”

柏天民欣然从计，结果，32旅竟坚守宜黄24天未被攻破。

蒋介石闻报，大为振奋。不久，就在南昌召见了王耀武，慰勉之后，当面问他：“我有命令让你们在难于坚守时相机突围，你何以建议柏天民坚守，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王耀武答道：“当时已经深陷重重包围，突围已不可能，与其突围失败而死，不如坚守与城共存亡，何况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1万人的牺牲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回。为整个战局着想，我们便下了与城共存亡，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

蒋介石一向以曾国藩的传人自居，察人用人多以精神、气度为主，此次见王耀武英武不凡，便频频点头，连连称好，当即任命他为补充第1旅旅长，军衔升为少将，并向他解释说：“补充旅由保定编练处的部队改编，士兵都是北方人，你带很相宜。32旅的团长、副旅长都是黄埔军校一、二期的，恐怕你带不了。所以我调你任补充旅旅长。”

王耀武听罢，自然是受宠若惊。他不过是山东泰安的寒门子弟，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竟能一朝之间得到领袖的眷顾，他怎能不感激涕零？以至于后来进了北京功德林的战犯集中营，王耀武还是不能忘怀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他在《自述》里写道：“当时，我对蒋先生用心之细，和考虑的周详，既佩服又感激，认为他有识人之目，是个难得的好领导。”

此后，他还曾率部重创方志敏的红十军团。

他虽然视红军为仇敌，对红军敢下毒手，但他却善于观察红军，还能向红军学习。他看到红军消除特权，上下平等，因而战斗力很强，就有意进行模仿。他一方面既不吃空饷，也不克扣军饷，一方面又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平时以负责任、守纪律勉励下属，以身作则，对犯错的部下不予姑息。

追随王耀武多年的第51师第301团团长吴克定，在南京保卫战中畏缩不前，当即就被王耀武革职。在湖南桃源，一次战斗之后，村野之间到处都是无主乱跑的鸡鸭，第57师第169团团长李毅民允许士兵抓了一些打牙祭，也被王耀武革职，并且公告全军。所以第74军上下军纪严明，不像有些国军部队那样胡作非为。无论平时、战时，所部官兵接受任务都不敢马虎，不存侥幸之心，努力完成。

王耀武也有他通权达变，精通潜规则的一面。

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喜欢做生意是出了名的。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1928年北伐结束之后，王耀武托友人挂名在武汉开办振兴饼干厂，干起了副业。此后财源滚滚，在长沙、重庆等地先后开设了分厂。抗战时期，他又派人在宁波、温州、广州等地投机倒把，买贱卖贵做各种日用品生意，大发其财。

并且，王耀武也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八面玲珑。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对部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所请求，无论大小事，他都会尽力帮忙。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可谓是炉火纯青，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些高官身边的亲信，甚至门房仆从都不敢怠慢。

总的说起来，他既能打仗带兵，又能上下周旋，疏通人际。因而他能以一个黄埔三期生的资历，迅速越过许多比他资历高得多的将官，在国民党军界迅速崛起。

不过他也并不是单靠逢迎拍马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他还会装傻充愣，以消除领袖的疑忌。有一次，他对亲信们回忆往昔，讲到老头子（蒋介石）召见他，表扬他等。他边讲边笑，滔滔不绝。最后，他说出自己的制胜法宝：“老头子就喜欢我这傻呼呼的愣劲。”

昔日的小店员已经是今非昔比。

1941年春，军委会决定在西南、西北各组建两支战略攻击军，作为大江两岸的机动部队。战略攻击军编制庞大，待遇优厚，仅司令部直辖部队就有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团，搜索营（半机械化）、高炮营、战防炮营、通讯兵营、特务（警卫）营各一营，编制比一个师还大。

待遇如此优厚，编制如此之大，自然就引起了各方面的激烈争夺。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台柱，自然没人和他去争，他的第1军、第2军就占据了西北区的两个名额。杜聿明的第5军是蒋介石有意锻造的一支铁军，自然就占据了西南区的一个名额。而仅剩的一个名额，就在4个军中争了起来。其中，当数第18军和第74军的争夺最为激烈。

第18军是陈诚的起家部队，战斗力很强。第74军虽然抗战爆发时才成立，但屡建奇功，猛将如云。一时之间，蒋介石也难于抉择。

最终，蒋介石看到“土木系”在第五战区有郭忏的江防军，在第六战区有方天的第18军，在第九战区有罗卓英的势力，在中央有陈诚做后台，就感到了“土木系”势力的侵逼。为了抑制陈诚势力的膨胀，经过反复权衡，他就圈定第74军为最后一个战略攻击军。

消息传到江西，74军上下欢腾雀跃，士气旺盛。

军长王耀武体察到蒋介石的意图，为了巩固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建立个人在军中的影响，王耀武下定决心，要一战立威，打出74军的声誉。

此次南昌日军进犯上高，正中了王耀武的下怀，其实哪里用得着罗卓英提醒，王耀武早就摩拳擦掌，严阵以待了。

此时，上高的局势渐入高潮。日军已突入上高北城的阵地，王耀武当机立断，命令74军各师不惜一切代价堵截前进的日军。

王耀武严令上高守城主将第57师师长余程万：“必须固守上高，失了北城就枪决。”

74军的代号是“辉煌”，而57师的代号则是“虎贲”。

“虎贲”师的师长余程万出身黄埔一期，虽然高出王耀武两期，但余程万在黄埔毕业后，却把大把的光阴用在了读书求学上。他先是就读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后来又进了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再后来是陆军大学研究院。在国民党军中，有如此学历的恐怕只有余程万一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他学富五车却实战不足，以至于在讲求资历的军界，当他的同期同学甚至他的学弟都做了军长时，他还在师长的位置上摸爬。

可余程万并非是纸上谈兵的赵括，他本是货真价实的一员悍将，听到军长的命令，他二话不说，亲率军士大队猛击侵入日军，保住上高北面的核心阵地。

日军对阵地得而复失极不甘心，便发起了疯狂的反扑。

从早到晚，日军出动大批飞机，由最初的二三十架到高峰时的七八十架，犹如蝗虫一般，遮天蔽日从地平线涌来。围绕上高县城，一圈圈地盘旋侦察，旋即向国军阵地及其外围轮番俯冲投弹。日军的各种火炮也趁机配合，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同时，坦克开路，掩护步兵发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冲锋。

一时间，上高小城浓烟滚滚，一片火海。从飞机、炮群倾泻出的炮弹，在日光的反射下，钢铁外壳划着弧线明晃晃地飘向国军阵地，炸得地皮不住地颤动，官兵耳内嗡嗡作响。

此刻，74军的战斗素质就体现了出来。

当日军进行火力压制时，57师的官兵躲在战壕里毫无动静，好像已被消灭或撤走。但正当冲锋的日军快要接近阵地时，设置在战壕、山洞里的各种隐蔽火力点喷射出来的火舌，就像暴雨一样泼向日军。配备在后方阵地的各种远程火炮，也毫不示弱，紧随着这边的反击，一齐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日军猝不及防，丢下上百具尸体和被毁的坦克，仓皇退去。

就这样，中、日两军进行了长达一整天的拉锯战。

自中、日开战以来，日军还未曾经历过战术水平如此之高的抵抗和反击。

中国军队不仅精于阵地构筑，明暗火力精密搭配，而且步炮结合非常精熟，并能运用反坦克炮打击装甲车的辅助进攻，利用高射炮、高射机枪打击日军的空中力量，摧毁日军的立体战术。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天的防空战中，日军第11军的远藤第3飞行团也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南昌机场。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为此还向苦战中的大贺茂致歉：“对不起！我现回去，但当另派侦察机来协助。”

可见我57师战斗力之强大。

不仅如此，57师师长余程万将军知道日军对上高城志在必得，日军虽遭打击，但绝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他不敢怠慢，使出了浑身解数，绝不让日军越雷池一步。

余程万的高学历此刻也发挥出了作用。他想到了春秋时期伍子胥教吴王阖闾分兵轮番袭扰楚军的战法，就把全师四个团分作四个梯队，凭借有利地形和炮火支援，在阵地正面大胆地只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当这个团战斗力下降，特别是伤亡惨重时，就立即派出另一个团顶上去。全师四个团，轮番上阵，始终能够保持锐气，击其惰归。就这样，余程万以一师之力，硬是顶住了一两万日军两天一夜的疯狂进攻。由于这次出色的表现，57师善于守城的名声传遍全军。当然，在之后的常德会战中，57师的英勇善战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当天，在匆匆赶到的58师的配合下，57师重创日军第34师团，毙伤敌军4000多人。

上高城外，日军第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焦虑万分，他开始有些后悔自己当初的鲁莽了。

他没有想到，从南昌到高安，打得那样顺利，从高安到上高，一路却走得这么艰难。

几天前，先遣部队第216联队第2大队刚刚准备渡过泗溪，大队长木下重四郎少佐就在官桥街以东的万子桥遭到狙击，第一个被打死。木下一死，所部立即遭到国军围歼。

他不知道，驻守在这里的正是虎将张灵甫所率的74军58师。

两年前，张灵甫效法三国时的邓艾夜袭阴平关的故事，亲率一部沿悬崖峭壁夜袭张古山，在万家岭大捷中立下赫赫战功，令军界为之侧目。

凭借此战，张灵甫声名远扬，全国各地到处上演以他的事迹改编的话剧。

可惜，在南昌会战中，为了保住祥符观阵地，张灵甫在指挥部队冲杀时，右腿膝盖被日军机枪打中。

日军的机枪子弹正中张灵甫的右膝，造成膝盖严重骨折，在战场上，只做了简单的包扎。会战结束后，由于高安战地医护条件很差，张灵甫就被转移到了桂林的后方医院。可叹的是，之前伤口清理不善，再加火车上的长途劳顿，等到达桂林时，张灵甫的伤口红肿异常，情况十分严重，甚至还引发了高烧。

医生经过检查，判断他高烧多日不退是细菌感染严重所致，鉴于创口溃烂有扩散的趋势，不采取断然措施及时抑制的话，恐怕会危及生命，就建议他最好接受截肢处理。

一听要截肢，张灵甫就急了：“不行！锯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

医生耐心向他解释，晓以利害，可是张灵甫却发了牛脾气，他从腰间抽出手枪，一把拍在医生的桌子上：“不必罗唆，要锯腿，不如先一枪打死我！”谁能想到，精擅书法，进过北大历史系的张灵甫竟如此血性。碰到这种病人，医生也不敢再提截肢的事。可张灵甫还不放心，生怕医生、护士在他睡着的时候做手脚，连睡觉都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

其实，张灵甫是那种俊逸自喜的人物，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有些自恋。

与战场上的粗猛形象相比，张灵甫在生活小节上却十分讲究。他的办公桌上，文件、纸、笔、图尺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连抽屉里的杂物也归置得井井有条。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军容，平时从不穿皱巴巴的衣服，军装总是熨得笔挺，再热的天，出门也是军帽、皮带、皮靴全身披挂，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在他的照片中，不乏特地在照相馆照下的军装、便装特写，有的造型如同明星剧照，有意留下他那英俊潇洒的形象。

一次战斗后，他的额头上留下了一块伤疤。他觉得破了相，从此就在右额蓄了一缕长发加以遮掩，行止之间经常习惯性地用手去撩拨按捺，时间长了就成了他的一个招牌动作。74军里一些部下，就喜欢背地里模仿他这个习惯动作。

这次，如果真的把半条腿截去的话，那他的形象岂不就大打折扣了？

张灵甫的腿伤拖了大半年，还是不见起色，伤口总是反复发炎，右腿仍有不保的危险。王耀武通过薛岳，把情况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重视，在他的亲自关照下，就将张灵甫转到了香港进行治疗。对于校长的关怀，张灵甫一时百感交集。想起当年，他愤而杀妻，他妻子的娘家人找到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于凤至又找到宋美龄，最后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他投入监狱。当时万念俱灰，以为一生就此了结。没想到抗战爆发，他立即被任命为51师高参。到了今天，蒋校长竟亲自过问他的病情。此情此景，他自是感激涕零。

到了香港，他在玛丽医院再次动了手术，这次手术相当成功，医生向他保证，只要静心接受治疗，康复应无问题，张灵甫这才放下心来。

一天早上，他在病床上照常打开报纸，内栏的一则小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张灵甫看后，叫来主治医生，告诉他自己决定要提早出院。玛丽医院的院长是个英国人，在张灵甫接受治疗期间，他对这位中国将军很有好感，听说张灵甫要提早回去，起先以为他是不堪承担昂贵医疗费的缘故，便好心劝他说：“你的伤再继续治疗半个月多就可以复原，否则可能抱残终身。如果费用有困难的话，医院可以减免。”

张灵甫谢过院长的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军令不可违。”遂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去。院长惊得目瞪口呆。张灵甫回国之后，当拆下腿部的石膏，张灵甫沮丧地发现，他的右腿是保住了，但膝盖关节却变得僵直再也不能弯曲。从此他只能直着右腿走路，成了“瘸腿将军”。(www.zuozong.com)

从此在74军，张灵甫有了个绰号叫“张瘸子”。他走起路来一颠一拐，还经常使用一根状似日本军刀的手杖，有人便戏称他为“拐公”，他自己则号称“跛叟”。他的部下在背地里，多叫他“张瘸子”，这可不是嘲笑他的残疾，而是显示对老上司的亲昵。张灵甫的右腿毕竟是在亲临火线时被日军的机枪打伤的，部下们叫他“张瘸子”，对他还是怀着深深的敬意。

一回到74军，军长王耀武就把张灵甫提升为58师副师长。

王耀武的这种安排，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58师的控制。

74军的三个师中，51师本是王耀武的起家部队，王耀武担任军长，51师上下自然是皆大欢喜。

57师出自山东地方部队，王耀武本身就是山东人，57师在感情上自然倾向于他。加之王耀武升任军长时，副军长就由原57师师长施中诚升任，王耀武再对施中诚推心置腹，57师的军官因此对王耀武也更添了几分尊敬。

而58师则颇有问题。该师是俞济时在浙江保安处时期发展起来的部队，大小军官都是俞济时的亲信。为了树立王耀武的威信，蒋介石就把对王耀武不大服气的原师长陈式正调到浙江升任军长，将出身黄埔二期的副师长何凌霄也调到浙江任师长。这样一来，黄埔四期出身的另一名副师长廖龄奇就有幸脱颖而出，晋升第58师师长，该师的团长以上军官也都被安排成黄埔四期之后的年轻人。但是58师的高级军官，包括师长廖龄奇、步兵指挥官李嵩、第172团团长王伯雄、第173团团长蔡仁杰、第174团团长邓竹修与补充团团长何澜，依然形成了一个若有若无的小圈子，与王耀武之间的关系颇有点微妙，尤其是廖龄奇，对军长王耀武并不十分恭顺。

为了控制58师，王耀武就想到了张灵甫。

张灵甫无亲无靠，不喜拉帮结派，对王耀武言听计从。尤其是张灵甫练兵的手法，颇得王耀武的欣赏。

张灵甫练兵严酷，一些偷懒懈怠的，尝过张灵甫的军棍后，都心有余悸，不敢再犯。张灵甫练兵实事求是，把重点放在单兵野战技术、小班战斗及小班防御的演练上，各连队相互观摩考评，在频繁的模拟演练中，让新兵感受逼真的战场环境。

张灵甫治兵严苛，手段暴戾，时常会使出杀一儆百的手段。

他曾对他的团长刘光宇说：“明天纪念周，你团里有几个？”

这是他的惯用语，意思就是有几个要被枪决的官兵。

刘团长说：“我团里没有。”

张灵甫说：“你们团里总是没有，那不行，明天一定要替我找几个出来。”

刘团长毫不示弱：“只有拿我去枪毙吧。”

张灵甫曾经自我总结教育士兵的经验说：“说法未必能使顽石点头，苦心不辞一滴杜鹃之血。”

抗战期间，张灵甫所部官兵纪律严明，与驻地的老百姓关系很好，说不拿一针一线也不算过分。

王耀武既欣赏张灵甫的能力，也对他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十分放心。张灵甫对于这种安排，自是心领神会。他一到58师，就积极施展手段，吸引了一批官兵，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渐渐与师长廖龄奇分庭抗礼。

而上高会战打响时，师长廖龄奇恰好不在军中，正在千里之外的长沙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于是张灵甫就代理起师长职务，指挥全师作战。3月16日，张灵甫接到军部命令，着手布置上高县城自东北桥头到官桥和棠浦之间的防线。

58师的编制，包括第172团、173团、174团和补充团共四个团，外加师直属部队迫击炮营、工兵营、辎重营和通讯连。张灵甫迅速对各部做出了战斗部署，他以第172团和第173团在官桥和棠浦呈南北向展开，构成约10公里长的主阵地，准备迎击日军的正面进攻。主阵地的右翼连接着第57师的防地，相对比较安全，而左翼防线则是一片空白，如果这一段也与主阵地一样重兵布防，那张灵甫就连一个预备队都没法留下。

将有限的兵力全部限制在固定阵地上，这是国军习惯于一线式防御的老毛病。张灵甫深知这种战术的弊病，一旦一点被突破，全线就会迅速崩溃，而日军也抓住了国军的这个弱点，频频实施锥形战术，集中全力，突破一点，然后势如破竹，屡试不爽。自南昌会战以来，日军第11军发起的一系列大的会战，用的都是这种战术。

张灵甫可不是那种一味死缠烂打的莽夫，他要尽可能多地控制机动兵力，以供他随时灵活运用，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和防守在上高城的余程万一样，张灵甫就动起了脑筋。

在宽广的左翼阵地上，他做了一个以小搏大的布置。他命令174团派出一个营，以连排为单位在侧翼展开，犹如章鱼的触须一样尽量向前延伸。张灵甫明白，如果敌人果真以重兵迂回左翼，一个营的兵力根本无力挡住强敌，他的目的只是用这个营充当眼线，日军若有风吹草动，这个眼线就足以起到及时反馈敌情的预警作用。一旦出现紧急状况，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在日军到达之前调整防卫重点，在局部形成优势兵力应付日军的主攻方向。

果然，在官桥街之战中，他的这番布置就迅速收到了效果。

官桥街离上高县城仅16公里，两条溪流在此交汇，近棠浦的一侧为浦水，近泗溪的一侧为泗水，一座七八十米长的五孔石桥横跨溪流。雨量较小的时节，小溪徒步可过。3月17日，中路敌军第34师团主力突破我70军107师祥符观阵线，越过高安，先头部队沿湘赣公路继续向西推进，18日午后在龙团圩与74军57师的警戒部队接战，进而向57师的杨公圩阵地发起攻击，兵锋从土地庙直指官桥街。

稍后，日军一个步兵大队附骑兵和炮兵共800余人，向172团两个连据守的警戒阵地发起了突袭。日军出动9架飞机轮番轰炸，小小的山头竟倾注了数百枚炸弹，担任警戒的两个连陷入苦战之中，两名连长一死一伤，官兵伤亡80余人，一直打到傍晚时分，才撤入主阵地与主力会合。

消息传来，张灵甫立即判明日军的主攻目标显然就是官桥街。张灵甫当机立断，即刻收缩兵力，加强官桥正面的防御兵力。

除原守官桥街的172团外，他将补充团也调至官桥防线后方，形成了重叠配置。此时日军第33师团已经被我70军吸引到西北山区，棠浦方向战况趋于稳定，张灵甫毫不含糊，即刻将174团主力从棠浦调到官桥侧面，随时协同攻击。经过一番果断的调动，张灵甫就在官桥街摆出了一个积极的迎战态势。

大贺茂没有觉察到国军方面的兵力配置，仍然以锥形战法集中兵力作定点突进，他要求第3飞行团派出数十架轰炸机助战，并在进攻前向守军大规模施放毒气。

20日拂晓，一股刺鼻的异味就在阵地上蔓延开来。黑暗之中，官兵们反应不及，一个个不住咳嗽，涕泪横流，172团的官兵陆续出现中毒症状。天还未亮，日军就趁机出动主力向官桥、泗溪发起猛攻，第20混成旅团一部也从南路赶来支援，34师团作战的兵力更加雄厚。天亮之后，30余架日机飞临守军阵地，对着守军频繁轰击。172团激战数日，在飞机大炮的轮番攻击下，渐渐不支。日军从官桥、泗溪的57师和58师结合部之间向我方阵地突入，58师位于塘坎的阵地出现动摇，战况危急。

眼见部下伤亡众多，172团团长明灿也丧失了信心，连连向师部请示行止。张灵甫命令说：“哪怕打到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也必须守住阵地。”他放下电话，即刻赶往前沿阵地，协助明团长指挥部队，坚守阵地。

所幸张灵甫手中还有一个补充团的预备队。之前，补充团被置于阵地的后方高地，面对蜂拥而来的日军，张灵甫便将补充团顶了上去。补充团在团长何澜的带领下，向扑来的日军发起了猛烈的逆袭，高地上的迫击炮和重机枪也以猛烈的立体火网，将冲锋的日军拦腰截断，成功地遏制住日军的进攻势头。

21日，罗卓英鉴于日军攻势过猛，阵地一部已被突破，即命58师收缩防线，撤至上高城外，协同57师在上高城外进行决战。

大贺茂万万没有料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屡试不爽的锥形突击战术，还未靠近上高城墙，就遭到了惨败。

而历经千辛万苦刚刚打到上高城下，却又因74军的顽强阻击而裹足不前。

为了保留仅剩的颜面，大贺茂决定奋力一搏。他痛感力量的不足，便拼命寻求混成20旅团向他靠拢，同时，又请求第3飞行团的大力协助。

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事实上，池田直三的混成20旅团此时也已溃不成军。

19日，沿锦江南岸冒进的池田旅团刚刚攻占灰埠，就遭到了重重一击。摆在最南端的坂本独立步兵102大队在蜀家堎西侧，遭到了追击而至的国军49军26师的围歼。激战了3天2夜，102大队伤亡极重，四个中队长就战死两个，其他官兵也死伤数百，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此前，日军根本没把49军放在眼里，他们妄想以少量部队阻遏49军，把49军拖在增援上高的途中。

49军刘多荃军长毫不含糊，他兵分两路，一面先以26师紧急驰援，一面亲率主力进击敌后。日军的截击部队刚刚渡过江心，守候多时的49军官兵立即枪炮齐发。日军的运兵船被悉数击沉，船上日军大部分葬身鱼腹，这股日军的企图迅速破灭。

池田直三大受震动，好歹他的部队也是由素有“皇军之花”之称的第5师团脱胎而来，没想到刚刚开赴战场，就在中国一支杂牌军的打击下，迅速报销了一个大队。

然而，更让他始料不及的，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池田直三为了完成对上高的合围，便放开侧翼的49军，率领混成20旅团的主力向上高的东南屏障英岗岭挺进。

南昌以西的地形，顺锦江自西而东，地势越来越低。以上高为中心，锦江南岸的地势稍微凸出，而英岗岭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英岗岭上，74军51师早已严阵以待。

51师师长李天霞，人称“霞公”，与军长王耀武一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

日后，由于受到孟良崮战役的影响，李天霞的口碑一直不好。但在抗日战场上，他也曾是一员虎将。

长期以来，李天霞都是王耀武的副手。王耀武做补充第1旅旅长，李天霞是第3团团长。补充第1旅扩编为第51师，李天霞则是副师长。

共事多年，王耀武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善于打穿插堵截的运动战，便把51师作为74军的机动部队，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说起来，王耀武还真能知人善任。他知道余程万善于守城，就让余程万的57师守卫上高。张灵甫善于阵地防御，就把58师布置在上高外围的纵深地带。而李天霞和他的51师，则用于机动作战，对付混成20旅团。

李天霞对于王耀武的安排也十分满意，立即率部出击，截击沿锦江南岸向上高突进的池田旅团。

池田直三原以为上高近在咫尺，渡过锦江便可与34师团汇合，共同进攻上高。但他哪能想到，中国方面的51师已经布好了口袋，正等着他自投罗网。

21日，池田旅团进至来脊岭、猪头山，正要准备渡过锦江，突然遭到了51师的猛烈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再加上匆匆赶到的我26师从背后一击，在当天的激战中，日军死伤800余人，遗尸400余具，攻势顿挫。

次日凌晨，在34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要求下，池田旅团不顾51师的顽强阻击，利用锥形突进战术，拼死突进，很快接近了上高城南的华阳镇。

华阳镇是上高的南面门户，19集团军在此地防务空虚，一旦该地为日军所得，上高城就会被从南面突破，整个会战也将功亏一篑。

上高城岌岌可危。此时，王耀武焦虑万分，57师和58师正在上高正面拼死抵御日军34师团的进攻，他的手中已几无可调之兵。

在这危急时刻，他操起电话，由于连日劳累，喉咙红肿，便以沙哑低沉的声音，命令51师派出补充团火速增援，限15分钟内跑步到达。同时，他撂下电话，亲率担任军部警卫的特务营赶到前线进行增援，鼓舞士气。

接到命令，补充团胡景瑗团长丝毫不敢怠慢。不顾日机轰炸，以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奋勇抢占华阳，终于在日军到来之前，该团机枪排周陶排长率领全排的兵力率先抢占了制高点华阳峰。

日军晚到一步，有些恼怒，立即展开对华阳峰的进攻。

凭借着地空配合和步、骑协同的优势，20混成旅团以骑兵联队的五个中队为先，步兵大队殿后，势如迅雷，向我前沿阵地蜂拥而来。

补充团官兵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利用有利地形，巧妙搭配火力，顶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西北高地上，机枪排周陶排长负伤多处，不肯撤出疗治，直至英勇殉国。看到排长牺牲，全排官兵极其悲愤，立志复仇，没有一人退却，决心死拼到底，他们最终保住了高地。

战至中午，日机从空中隐去。日军失去空中掩护，就停歇了对华阳峰的进攻。趁此机会，副团长吕健下令全线反击。经过半天的鏖战，日军气势已衰，在我军出其不意的反击下，纷纷溃退，遗弃辎重无数，追至傍晚，才告结束。

华阳一战，正是整个战线的转折点。连日来，70军已穿插到日军的后背，切断了日军33师团的归路。51师、26师迂回到日军的左翼，72军的两个师也赶到了上高以北，加入了战斗。

至此，日军已完全失去了战略主动权，陷入了19集团军9个师的交叉包围之中。在以上高为中心，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15公里的包围圈中，日军34师团和混成20旅团已经阵脚大乱，开始全面崩溃。

但大贺茂还是不愿服输，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一面向武汉的11军紧急求援，一面指挥部队继续攻城。老实说，假如此时他趁机突围的话，还不致招来被围歼的命运，然而他却以他的强硬，再次诠释了日本人的头脑僵化和赌徒心理。

从22日到24日，上高城外的下陂桥主阵地，几乎成了一座熔炉。中、日两军反复争夺，反复冲杀，战况极其惨烈。中、日两军数千官兵在这座熔炉里融化了。

74军的伙夫、卫生兵纷纷请战，他们没有武器，或顺手操起扁担和日军厮杀，或两三个人共用一把刺刀向日军杀去。进攻的日军被惊得目瞪口呆，气势上已被压了下去，他们这时才真正领教了74军为何能称为中国军队主力。

几天的战斗里，国军的战壕挖好了被炸平，炸平了又重挖，整个山头，几乎被炸弹、炮弹翻卷了过来。在血肉与泥土互相搅拌、互相渗透的土地上，士兵们还在抢挖战壕和掩体。他们的脸上满是烟尘和鲜血，阵亡者身上的棉衣被弹片撕裂成缕缕碎片。未被炸倒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丫。树杈上，到处牵挂着被炮弹炸碎的衣带和破布，还有残肢断臂，惨不忍睹。

而日军的战斗力迭经消耗，已近衰竭。大贺茂仍然不肯退却，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

罗卓英知道，机不可失，收网的时候到了。

日军的噩梦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