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抗日战争，很多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侵略、屠杀、毁灭这些令人沉痛的词汇，但是作为中、日两国间的一场浩劫，其复杂程度显然不止于此。尤其对一些日本人，甚至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侵华战争的日军将佐，一些怪异甚至是矛盾的现象，似乎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透过历史的尘埃和时代的更迭，我们会发现：不少日本侵华战争的始作俑者，除了疯狂与愚顽之外，对于大中华这个古老帝国，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复杂感情。
1911年，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朝鲜的时候，一个军阶仅为少尉的日军小队长，立刻集结起手下的几十个士兵，跑到山上向天鸣枪，泪流满面地高声喊道：“中华民国万岁！”
这名少尉就是日后策划“九一八”事变而出名的石原莞尔。此时的石原虽然是以侵略者的身份站在朝鲜的土地上，但他还是真诚地在为新生的中国祈福。也许在他看来，完成“攘夷”大任的革命党人，不仅会带领大中华走向文明的新生，并且会与日本一道完成东亚文明的进步，进而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
但是，这个曾经的理想主义者，在目睹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乱象丛生的局面，理想破灭了，观念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完全转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他的民族一样，石原莞尔这时认为汉民族衰朽不堪，无法获得文明的再生，只能由日本东洋文明取而代之。多年之后，在他亲自策划、导演之下，“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此战，不仅开了日本军人“以下克上”的恶例，而且最终把日本拖入了侵华战争泥潭。随着战争的深入，他的“东亚联盟”理论也被他的政治对手东条英机等人拾起，成为建立汪伪南京政府等伪政权的理论来源。
尽管劣迹斑斑，但是他却是日军中具有战略眼光的少数将领之一，他甚至主张消除日本人的优越感，平等对待被占区各民族，并且致力于阻止中日战争的扩大。无论是何原因造成石原态度的转变，但随着他在日军中的边缘化，他的存在似乎只能印证日本人战略眼光的短浅、人才的缺失，再影响不到什么了。
可怕的是这类人物还不止石原莞尔一个。
说到日本人的中国情结，北一辉自然是绕不过的。他不同于石原莞尔这些年轻后生，对中国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他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的亲历者甚至是参与者。
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在仅仅8名日籍会员中，就有“北一辉”的名字。在同盟会内部，北一辉并非只是作为一个配角而存在。他与宋教仁、谭人凤、张群等著名革命家过从甚密，结成莫逆之交。谭人凤为建立同北一辉的世代情谊，甚至将孙子交由北一辉抚养，更名为“北大辉”。宋教仁被暗杀后，北一辉积极奔走，为查明真相而努力。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参与了早期革命党的核心决策，作为宋教仁的智囊而在日本四处奔波。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日本军部也有以山县有朋为首的一些人，当即主张派兵进占中国，说是为了延续清朝的君主统治。当时，宋教仁就曾通过北一辉的关系，与当时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保持紧密的联络，希望日本朝野能寄希望于革命党人，力阻日本以军事力量破坏中国革命。果然，通过这些有影响力的日本民间人士的努力，日本政府一改初衷，对中国革命持观望态度。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顺利成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走到中国革命的对立面，露出了他极端民族主义的真实面目，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这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之作，极力鼓吹对内集权、对外扩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始作俑者。
但是，历史有时也会闹出一些笑话，让人大跌眼镜。汪精卫这个曾经的反清民族英雄、民国政治领袖，却偏偏为了一己私利相信了日本人的谎言，最终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做了可耻的汉奸。
这其间，犬养健、影佐祯昭等人起到了关键作用。
犬养健本人倒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但他的父亲犬养毅在日本却是非同一般的人物。犬养毅既是中国革命的赞助人，和孙中山等人交情深厚，并且还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领袖，在首相任内，因为反对军部势力的扩张而被军人刺杀。
在孙中山以日本作为革命基地时期，犬养毅除靠自身力量给予经济援助外，还大力游说日本各种民间团体给予有力援助。同时，中国革命党还以他为桥梁，建立了与日本政界、财界的联系。
而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信徒，在与日本友人的长期交往中，自然产生了对日本人的某种好感。在近卫文麿抛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后，汪精卫真的就相信了。加上又有犬养健等人出面诱降，汪精卫联想到他们之间的老交情，利令智昏，终于踏上了为国人痛恨的不归路。
汪精卫叛国投敌，也是一步步滑向深渊的。汪精卫本身就不是一个善与他人合作的人，这一点连日本人都知道。自认为才情、资历在国民党内无人可敌的汪精卫，眼见着蒋介石一步步爬上权力的巅峰，两人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决裂。
当汪精卫逃到越南还在犹豫观望时，蒋介石曾派陈布雷拿着证件和金钱劝汪出洋，汪精卫也曾动摇过。但戴笠指挥他的军统人员，不合时宜地在河内刺杀汪精卫。刺杀失败后，汪精卫再无退路，只得弃蒋而去。一路上，他还梦想着日本人曾许诺的中日提携、从中国撤兵，他与日本人合作建立的新政权能获得平等的地位。按理说熟悉日本人的汪精卫不该这么幼稚，但汪精卫还是这么做了，除了利令智昏，恐怕再难有其他解释。
这之后，汪精卫对外一直说，似乎能使中国摆脱战乱、给中国带来和平的只有他，一度弄得蒋介石也十分紧张，生怕日本人真对汪精卫做出一些让步而使他陷入被动。甚至直到进入上海之前，汪精卫一伙还在忸怩作态，处处标榜自己的尊严。陈璧君代汪精卫扬言，谈判若不达成，汪精卫则坚决不下船登岸。高宗武、陶希圣两人更是拒绝日本人提供住宿，坚持自己解决。
可日本人（准确说部分日本人）只不过想扶持一个傀儡政权，想获得平等对待，甚至想让日军撤兵，实在是天真得够可以的了。在日本人的步步逼迫下，哪里还有汉奸们讨价还价的余地？汪精卫去了一趟日本，东京虚应的面子还是给了他，但在原则问题上不但一步不让，原先答应的很多事也不再提了。威逼利诱下，汪精卫一伙几乎完全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承认伪满洲国，承认蒙疆的实际独立地位，承认日军在华北、华南、长江下游的驻兵权，厦门、海南岛在事实上割让给日本海军，中国军政体系要全面聘用日籍顾问，中国的矿产等资源由日本优先开发等。开出这样的条件，无疑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与近卫文麿首相最初的美妙承诺南辕北辙。
这种屈辱的结果，不仅惹得汪精卫一伙大为不满，就连一些参与诱降的日本人也感到过意不去。
参与诱降过程的中国派遣军今井武夫大佐承认：“由于权益思想作怪，政府各省趁机另行追加上去的条款是不少的。我敢大胆地说，这个草案不过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帝国主义设想的要求而已。”
犬养健、影佐祯昭、堀场一雄等人也感到前途暗淡。他们知道，这些合作条件一旦公布，只会抬高正在重庆抵抗的蒋介石政府的地位，而成为傀儡的汪政权是无法和实力强大的蒋介石政府相提并论的。成立这样的政权不为中国人认可，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很快，汪精卫集团内部又出了问题。高宗武、陶希圣出逃香港，并于1940年1月22日，通过香港《大公报》，正式公开了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中日新关系调整纲要》及附件。同时，在《致大公报信》中，二人也公布了日、汪谈判签订密约的过程。
高宗武曾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原本年轻有为，长期担当对日谈判工作。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曾受命于蒋介石，多次赴香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不过谈来谈去，他带回的却是日本人要蒋下野的结果。蒋介石盛怒之下，就让陈布雷代他将高宗武痛斥了一番，并宣布断绝一切谈判。之后，高宗武与汪精卫一拍即合，转而为汪精卫效力，成为日汪合流的主要参与者。
而陶希圣本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他是最早利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国内曾与郭沫若齐名。也不知他错搭了哪根筋，放着好好的学者不做，热衷官场钻营，最后竟追随汪精卫去做了汉奸。
但到了上海之后，他们才发现上当受骗，日本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兑现，反而是变本加厉。比起袁世凯时代的“二十一条”，其卖国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假使签订了这项密约，整个国家的前途就要被葬送。二人良心未泯，深知若这样下去的话，就真的成了汉奸，成了千古罪人，二人苦闷彷徨，不愿在其中越陷越深。加之汪精卫一伙集合的尽是一些残渣余孽，相互之间为争权夺利弄得鸡飞狗跳。高宗武一向自视甚高，一心要做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但汪精卫嫌他年纪太轻，仅仅三十挂零，资历又浅，就打算自兼外交部长，以高宗武为次长，代行部长职务。高宗武自认为出力最多，竟然只能屈居次长之位，因此愤愤不平。
陶希圣的不满更为严重。他自以为运筹帷幄，出力不在周佛海之下，没想到仅仅挂了一个常委的虚衔，另兼伪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国民党内，宣传部长一向不被看重，和坐冷板凳差不多。他见周佛海捞到了财政大权，更是心生嫉妒，就向汪精卫表示，退而求其次，有意做教育部长。哪知道，汪精卫已将该职位许给了所谓的无党派人士赵正平。陶希圣失望之余，加之和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结怨甚深，两人相互攻击，犹如水火。另外，又和宣传部副部长林柏生闹得很僵，总认为林柏生不买他的账，不把他这个“中宣部长”放在眼里。因此，对汪精卫等人也是深为不满。
就这样，一场内讧之后，二人决定迷途知返。在杜月笙弟子的协助下，二人带出日汪密约，秘密逃往香港。
消息公布之后，紧接着，重庆、上海的报纸也纷纷加以转载。(www.zuozong.com)
一时间，国内外舆论一片大哗，讨汪之声如排山倒海一般，原本还有些将和平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的人此刻也都倒向了重庆。汪精卫一夜间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卖国贼，苦心经营许久的日汪和平宣传也彻底失去了人心。
消息传到南京，如晴天霹雳一般，汪精卫一伙惊恐万状。
首先是汪精卫，顿足捶胸，如丧考妣。他深知日汪密约一旦公布，他的名字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万劫而不能翻身。于是，大骂高、陶：“窃取和案，居为奇货，向重庆方面告发。此种行为，不仅怯弱，且适足以表现其蒙受诱惑，自堕人格矣。卑劣至此，实堪浩叹。”
周佛海等人也惶惶不可终日，咬牙切齿，痛骂高、陶两人为畜生，发誓要杀掉两人。
经此打击，汪精卫索性撕破脸面，汉奸就汉奸吧。为了不让日本人失望，汪精卫开始卖力地表演。他先是恶毒攻击蒋介石，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广州，他抨击蒋介石：“对自己的个人利益看得比民族利益重得多……在西安把国家奉送给了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作为保他一条命的报答。”回到上海，又骂蒋介石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甚至连做一个普通人的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品质都没有”。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断章取义地声称中、日两国共荣共存是孙中山思想的遗产。因为孙中山曾经讲过，“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所以，他汪精卫今天做的一切并非汉奸行为。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南京伪中央政府打着“还都”的名义粉墨登场了。
汪精卫眼中大喜的日子开头就不顺，就职典礼在时间选择上差点没闹出笑话。汪精卫原打算在4月1日举行“就职大典”，但林柏生知道后急忙对他说：“刚才我看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节日巡礼》，发现4月1日为欧美国家的愚人节，我们定在这一天还都南京，似乎……”
还未等林柏生说完，陈公博就插了一句：“汪主席，我建议改换一个日子。”
汪精卫听了，苦笑一下，没想到做个汉奸还要被节日嘲弄。但显然4月1日不行了，于是就提前两天，定在3月30日举行。
受到上帝的嘲弄倒也罢了，没想到日本人也前来搅局。
日本人本来主张废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代之以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让日本人看着很不舒服，在这面旗帜下，日本的军国主义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抵抗。但汪精卫坚持用这个国旗，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这一改，不伦不类，反倒让蒋介石吃了苍蝇一般腻歪。
在南京粉墨登场的汪精卫虽陷风暴旋涡，但他岂肯甘于失败。他鼓动如簧之舌，开始四处发声，为自己辩解。
怎样才能担负起和平建国的责任呢？就要一句话，有罪己的精神。
罪己的精神，与傲慢不同，与卑屈更不同。何以说与傲慢不同呢？如今重庆方面还有人说：“这次的战争，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所以，只要日本撤兵，就一切完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傲慢精神，因而酿成战争。
酿成这一次的战争，中国方面全然没有责任吗？“中国是被侵略者。”中国何以被侵略呢？因为中国极弱。中国何以会积弱呢？因为中国之内军阀纵横、共匪猖獗。中国何以会军阀纵横、共匪猖獗呢？因为中国政治没有修明、经济没有发展。这样，能说中国没有责任吗？
中国以前因为傲慢，弄到这步田地，如今这种傲慢精神还不除去，恐怕非至亡国灭种不止。
真不知这是什么逻辑，也许正应了一句名言：“天欲令其亡，先使其疯狂。”按照他的逻辑，中国之所以被侵略，就是因为中国不行。弱者被欺凌，就不应当反抗，应该一直忍受下去，直到侵略者满意为止。能说出这种话，汪精卫不但在政治上破产，精神上也完全丧失了人格。
但汪精卫不愧巧舌如簧，即使当了汉奸，也能把自己吹捧得如圣人一般。他说罪己的精神与卑屈不同：“有些人说：‘中国因为军事失利，眼见得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无望了，所以不得不低声下气，讲求和平，以求苟延国家民族生命。’这是卑屈精神，是怯懦的，是苟且的。懦弱和苟且的人，绝不能担负起和平反共救国的责任。”
接着，他又请出孙中山来，要求国人用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来反省自己，说“日本的真正希望，不在中国之灭亡，而在中国之兴隆”。
此篇演说一出，日本人大为赞赏。日本中国派遣军政务参谋堀场一雄中佐就说：“他对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实质的理解程度，有的地方甚至超过日本政府之上。”
在汪伪政权闹得正欢时，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实力派人物却冷眼相待。他们知道中国的实情，对手无兵权的汪精卫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他们是对的，那些原本盼着汪精卫能带来新局面的日本人很快就品尝到失落的苦涩。尤其令他们沮丧的是，汪精卫的利用价值竟如此有限，南京新政权几乎没有招降到一个国军的重要将领，昔日的得力干将张发奎、龙云、薛岳、李汉魂等不但没一个人过来，反而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活动了一年，只有几个不得志、明显带有投机意味的原地方军阀将领落水。
再看汪精卫身边，尽是一些政治垃圾。周佛海、陈公博号称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却是出了名的墙头草。周、陈二人曾是中共党员，但是世事难料，二人先是背叛中共，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如今又背叛国民党，跟着汪精卫下水做了汉奸。
而提起上海特工总部76号，李士群、丁默邨两人则更是臭名远扬。和周佛海、陈公博一样，两人也是先叛变中共，进入中统，后又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大凡做了叛徒，很多人为了献上“投名状”，都会不择手段地对付自己以前的同事和下属。贺衷寒、顾顺章、叶青、文强、龚楚都是如此，而那些再由叛徒堕落为汉奸的，像李士群、丁默邨两人，则更是变本加厉，连基本的做人底线也丧失殆尽。人一旦丧失了底线，连魔鬼都害怕。
由于汪精卫等人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所以大部分军、警、特任务都交由76号来完成。结果，经过李、丁二人的卖力表现，76号就以其独有的邪恶而被冠以“魔窟”之名，甚至在中国人眼里，76号就是汪伪政权的代名词。
日本人看在眼里，也对汪精卫等人的无能深深失望。本来他们以为汪精卫伪政府的建立，就算不能搞垮重庆政府，至少也能拉过来一批国军将领，或得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支持。没想到汪精卫就是个银样镴枪头，一件大事没办成，只能靠特务来维持存在。
无奈之下，日本人还是得把眼睛重新瞄向远在重庆的蒋介石。要想早日摆脱窘境，从中国战场脱身，纵使蒋介石不好对付，那也是绕不过去的坎儿。
转了一圈，事情又回到了原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