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在长沙成为岳武穆的故事

9月30日，湖南株洲第九战区前进指挥部。

薛岳两眼熬得通红，却仍紧盯着眼前的地图。刚刚得到25师的报告，日军一部已越过捞刀河攻占了永安市。永安距长沙不过30多公里，一路坦途，永安失守，长沙就能清晰地嗅到战争的气息了。

开战十多天，薛岳没怎么睡过囫囵觉。一打大仗他就兴奋，多少年了都是如此，更何况这还是他第一次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这令他兴奋中多少还有一丝紧张。

由于他的力争，重庆军委会决定在长沙外围与日军主力决战。9月26日，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

获此尚方宝剑，薛岳兴奋得睡不着觉，马上拟定出“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计划在福临铺、金井、桥头驿地区布下口袋，围歼日军重兵集团。27日，关麟征的第15集团军已开始集结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其他设伏兵力也在陆续到位。万事俱备，只等小鬼子来钻口袋了。眼下得知日军攻占永安，在一步步走向他布下的陷阱，与以往丢城失地的感受截然相反，薛岳体内涌动的是激动、紧张和兴奋。

薛岳运气不错，上任战区司令长官时机也好。此次会战从一开始，第九战区各部队都能奋勇作战，层层阻击，予敌以大量杀伤和消耗。虽说仗打得有好有坏，但以往的那种消极避战、贪图自保的现象没有发生。此外，三湘父老的信任也令他感动不已，毁路毁得令日本人头痛，坚壁清野清得连磨盘都不留给日军。民众支持，三军用命，日军举步维艰，补给简直成了灾难，战场形势对薛岳来说可谓顺风顺水。

决战！胜利！当他苦熬了十多天才迎来的第一缕曙光出现时，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既然与冈村的决战不可避免，那就不如让它快些来吧。

薛岳洗了一把脸，叫来了参谋长及作战主任，最后再落实一下各部队的位置和情况。完美的收官战是必须的，他的心中似乎已酝酿起比万家岭大捷更辉煌的故事。

日军第11军前进指挥部，冈村宁次的感觉与薛岳恰恰相反。

失望、沮丧挥之不去，眼下又有了几分焦虑、恐慌。此次会战，他第一次苦涩地品尝到了对战场控制的无力感。

最近几次作战，冈村宁次就已隐隐感觉到了中国战场形势的反转。中国军队已从战争之初的惊慌失措中稳定下来，越战越强。而他的大日本皇军却面临兵力不足、战备物资锐减的窘境。眼下的第33师团就像是一面镜子，让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现实。

由于33师团是新组建的师团，刚来到中国战场，冈村宁次就像一个舐犊心切的母亲一样看护着33师团，每天都要关注该师团的战报及进展。以他最初的判断，33师团成军虽晚，但面对的多为不堪一击的第九战区杂牌部队，再不济也不过是前进的脚步慢一些，陷入困境那是不太可能的，更是遑论失败。但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却颠覆了他此前的判断。

在通城至长寿街一线，日军第33师团刚刚投入战场，就在湘西北因遭到国军的层层阻击而动弹不得。

驻平江的杨森第27集团军虽然只有2个师6个团，但杨森在川军中素有能征善战之名，对付这支日军丙种师团还是有些底气的。更让杨森硬气的是，部队战前刚刚配备了18门重迫击炮以及大量弹药。这批武器由国外进口，配有先进的测距、测向仪，最大射程可达5000米，最小射角45°，弹道高，可作超越射击，能够有效消灭死角，在山地战中威力巨大。有了这些宝贝，杨森的这支川军如虎添翼，一上来就先让33师团尝到了苦果。

此次长沙会战，杨森的27集团军和前线各阻击部队一样，灵活机动，重在迟滞和消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不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比较以往将部队钉死在阵地上，面对日军强大的火力优势，各部队伤亡惨重却只能硬扛，这确是一大进步。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经验，在战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中国军队战术的进步却苦了日军。中国军队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旦机动灵活，日军伤亡剧增不说，更难大量消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战果就大打折扣。33师团就陷入了这样的窘境，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后，他们好不容易杀出重围，摆脱了27集团军的阻击。可刚到麦市，又被以逸待劳的第79军大挫锐气，部队伤亡惨重，急需整补。

两个对手，两场苦战，初上中国战场的33师团欲哭无泪。

战后，在一本被缴获的日记中，日军第33师团士兵本田四郎详细记述了自己遭到炮击、大腿负伤的情况，并在最后写诗哀叹道：

长江之水往东流，

支那河流永不朽。

要使支那不抗日，

除非长江之水不会流。

诗作水平一般，但敢写出这种影响士气的东西，可见本田四郎内心深处对这场战争的绝望。

不仅33师团，整个侵入湘北的日军都陷入了困境，这是侵华日军第一次在正面战场上遭遇到了“人民战争”，之前，他们仅听说过在占领区才会有这种战争。

日军渡过汨罗江后，不过深入了几十公里，整个后勤补给就出现了困难。冈村宁次战前要求各部队速战速决，只求围歼中国军队，因而大部分日军只携带了7天的干粮。可是刚刚渡过汨罗江，日军就陷入了断粮断炊的境地。之前作战，日军多是就地征粮解燃眉之急。不料进入湘北后，中国军民力行坚壁清野，所有粮食牲畜都已被转移到远离平原的山区地带，甚至连加工粮食用的农具都隐蔽一空。日军渡过汨罗江后，村不见人，野无所掠，如同进入死亡谷一般。

更要命的是，由于湖南民众的积极配合，湘北一带“化路为田”的方针执行得非常彻底，战地只剩下田埂小道，很多地方还放水成田，日军各部的驮马都很难通过，更别说汽车等机动装备了。日军万般无奈，只得将田埂铲平约3米宽，用一辆坦克走在前面将路轧平，草草形成通道，后面跟着几辆卡车，与步兵一道同时推进。如此边修路边行军，日军的速战速决就成了笑话，而对交通更为依赖的辎重部队，累死累活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无法支援其一线作战部队。

到了10月1日，日军的补给越发的困难了。深入到上杉市的上村支队与第6师团，基本上要靠飞机空投弹药才能维持战斗。而且正在此时，长沙以东、以南突然出现了大批中国军队迅速集结的迹象。

冈村宁次坐不住了。几十年的军旅生涯给了他灵敏的嗅觉，超乎常人的冷静很快就让他意识到，对手是否已经张开了一张大网在等着他？地图上汨罗江与捞刀河之间的弧形地带渐渐幻化成了一只深不见底的口袋。

冈村宁次不敢再往下想了。其实，早在会战一开始他就觉得不太对劲，按照武汉会战与南昌会战的经验，为保卫长沙这等重要的城市，中国军队一定会进行顽强地抵抗。但战斗打响后，湘北方面11军除了在新墙河防线和营田两地与中国军队进行过惨烈的火拼之外，第6师团和上村支队都进展得异常顺利。这不是第九战区的实力，他也从不相信“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

显然，薛岳布置了一个巨大陷阱在等着他。

冈村宁次不知道，薛岳正在尝试一个日后名噪天下的新战术——“天炉战法”。

所谓“天炉战法”，从战术上讲是将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结合起来，利用长达几百公里的纵深地带，放对手进来，采取侧击、伏击、尾击等战法不断打击、消耗敌人；同时，坚壁清野，破坏道路，使敌人失去机动能力与补给能力。这个几百公里的纵深地带就像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日军愈往底部前进则愈受煎熬。最后，我军集结重兵，消灭锐气已被耗尽的敌人。

新战法的好处显而易见：既消耗了敌人的战力，又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同时，由于是有序地撤向两厢，部队未被日军冲散，我军官兵在心理上能保持未被击败的心态，进而保证以旺盛的士气给对手致命一击。

战争真是一座大学校，能从这里走出来的人必将经受千锤百炼，甚至是浴火重生。在经过一系列惨痛教训后，以薛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军队将领的战术思维开始有了质的飞跃。

对于这些，冈村宁次当然不明就里，但以他的敏感和老辣，他感到了眼前的危险。

不知何时，参谋长青木重成和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已经站在了身旁。望着两位得力助手，冈村宁次长叹一声，他知道，如不赶快撤退，结局很可能比两个月前的襄东会战（枣宜会战）还要糟糕。不仅给中国军队沉重打击的战役目标无法达成，弄不好还会遭受损兵折将之辱。

他不敢再耽搁，在与二位参谋主官紧急商议后，迅即向参战各部队下达撤退命令，联系不上的部队派飞机空投命令，要求他们迅速脱离战斗向原驻地返转。

冈村宁次的狡诈的确出乎所有中国将帅的意料，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陈诚，还是长沙的薛岳，中国方面无不认为日军对长沙城是志在必得，长沙城下激烈的大战在所难免。自抗战爆发以来，还从未有过日军攻到城下而放弃的先例，因此当日军深入到距离长沙城仅15公里的上杉市时，第九战区判断日军还将深入，中国军队反击的最佳时机还未到来。

这次出乎意料，薛岳在指挥部里收到的却是日军撤退的消息。

薛岳当然不会相信，何况此时军委会的手令还未下达，薛岳没有轻举妄动。

关键的一天错失了！10月2日，军委会的反攻指令到达，薛岳这才命令撤到株洲以南的第15集团军，撤到醴陵以北的第70军、第73军，正在撤退中的第79军等部迅速掉头向北追击，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www.zuozong.com)

就晚了这一天，除了在第一线与敌保持接触的阻击部队外，其他主力各军均和日军保持至少一天的行程。这还不算，由于日军突然后撤，各追击部队不摸底，唯恐日军设下埋伏，加之日军撤退有序，追击战有些畏首畏尾，歼敌效果打了折扣。

追击的途中，195师的表现也差强人意。由于处在与日军对峙的第一线，所以在接到命令后能够迅速转入反击。2日夜间，195师搜索部队已到达汨罗江南岸。一天之后，195师按照第15集团军的命令，展开全面反攻。

听到反攻命令，全师官兵士气大振，不顾苦战半月的疲劳，纷纷跃出战壕，提枪追击。此时，正是农历八月二十一，深秋时节，月明星稀，凉风飒飒。行军休息时，师长覃异之端起茶杯，突然看到杯中浮现出几颗星光。

“星斗落杯中！”覃师长心情不错，随口吟道。

真是难得的佳句，覃异之来了兴致。部队稍后前进，骑在马上，但见夜空半轮明月高悬，心中一动，不禁吟道：“马首悬明月。”

连夜急行军，虽未大量歼灭日军，却不想得一佳作：“马首悬明月，三军气若虹。夜寒茶当酒，星斗落杯中。”

文人的脾性，得一佳句胜过一场胜仗，覃异之高兴异常。

3天后，195师收复了新墙河南岸的原52军阵地。部队停了下来，奉命暂守此阵地，等着第4军前来接防。

当日，第4军军长欧震打来电话，问195师的位置。当覃异之报出新墙河时，欧震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没有想到195师的进展竟如此迅速，直到五六天后，第4军才赶到新墙河畔与195师交接了防务。

与此同时，第九战区各追击部队也纷纷到达新墙河沿岸，恢复了阵地。

10月14日，195师566旅的131团渡过新墙河，夜袭桃林镇，歼灭日军一部，为第一次长沙会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时一个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了，双方隔河对峙，战争又回到了爆发前的原点。

但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来说，战线回到原点，胜利却是实实在在的，毕竟中国军队最后发起了反攻，一路追击收复失地，歼敌过万，可以称为“长沙大捷”。对此他十分看重，也绝不允许他人染指，为此他还与有名无实的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闹过一出。

那还是几天前的一个夜晚，当中国军队开始大举反攻，胜利在望，第九战区长官部的人员这才能喘口气，睡个好觉。参谋处作战科长赵子立回到宿舍，连日来的劳累一齐袭来，赵子立安然进入甜甜的梦乡。

时间不长，他就被几声急促的喊叫和外面的嘈杂声惊醒。

他很是恼怒，可未待发作，却看到门口一脸怒气的薛岳，心中的不快立刻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他一骨碌滚下床来，急忙穿上衣服，一脸惊疑地望着薛岳。

只见薛岳拉长了脸说道：“走！去接白崇禧去。白崇禧来啦！丢他妈呆咳（“呆咳”指讲话前清清嗓子，这里说白崇禧就会清谈）。敌人进攻时，他不来，敌人退却时，他来了。我们几夜没睡好觉了，刚睡好，他又来找麻烦。”

抱怨着，几人匆匆赶到车站，白崇禧的专列已经到站并等候多时。

白、薛两人见面，没寒暄几句，薛岳的暴脾气又上来了，没好气地说：“这次作战，兵力不够用，我能力也不成，所以仗打不好。这个责任我负不了，请主任自己来指挥吧。”

白崇禧得知日军撤退，便连夜赶来，准备参与指挥，凑个热闹，没想到薛岳竟如此忌恨。之前因力阻长沙决战旧怨未了，这次又怕白崇禧和他争功抢了风头，薛岳自然没好脸色。

白崇禧一时无话可说，深悔思虑不周，跑来自讨没趣，随员王泽民赶紧出来圆场，他称赞薛岳此次作战指挥卓越，并安慰道：“困难已经过去了，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健公一定和中央商议解决。”

不料，薛岳并不领情，不等白崇禧的专列开走就告辞离去。白崇禧自讨无趣，调转车头悻悻地返回桂林。

这就是薛岳，能打仗，也绝不会让别人分享他的成功。

第九战区上上下下一片欢喜，参谋长吴逸志也体察到了长官的心思，竟独出心裁让人编排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剧中的薛岳俨然成了岳飞。

吴逸志搞的京剧只是迎合了长官，但在对外宣传上，他的部下们却干得有声有色。

以往国民党并不看重宣传，起码可以说宣传战手段不高明。然而，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国民党从上到下却突然掀起了自我宣传的浪潮。

过去的宣传主要依靠文字印刷品、现场演出、无线广播，对于长沙会战的宣传，从重庆的军委会到长沙的战区长官部也都是这样做的。但时代在变，前线年轻的将领们看上了电影这个新鲜玩意，他们把自己和部下搬上了电影银幕，将长沙会战的亲身经历重新演绎了一遍。在那个年代，这种对胜利的回放无疑具有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长沙大捷》这部电影是由前来慰问的香港大地画报社记者李能光与37军联合制作的，37军参谋处长陈燕茂担任编剧，记者李能光拍摄，演员由95师283团詹抑强营充任。他们利用俘获的日军军马、太阳旗、军服、枪炮、橡皮艇，精彩、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战斗情景。而电影《胜利进行曲》，则着重宣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功勋部队——195师及福临铺战斗，师长覃异之精彩演讲的镜头也出现在了画面上，中国将领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今天的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到，80多年前的抗战军人们竟也如此新潮，拍自己的宣传片不说，还亲自饰演角色。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影片的宣传和影响远比他们在战场上的贡献更大。

毫无疑问，影像的传播力远甚于文字、广播和演出。从此，中国抗日军人的英勇形象开始走向世界，为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众所知晓和接受。尤其在“二战”前期法西斯横扫欧亚大陆几乎无人可挡时，中国抗战几乎成了少有的一抹亮色。《长沙大捷》《胜利进行曲》这类战地影片的播出，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在孤军抵抗侵略者。在西方民众的眼里，中国军队成了正义和勇敢的化身。

平心而论，第一次长沙会战和枣宜会战一样，中国军队的胜利并非在军事上，更多的还是在心理上、气势上。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大喜过望，精神上的胜利也是胜利，而且是更重大的胜利。

重庆、长沙的大街小巷，鞭炮声此起彼伏，标语、旗帜变幻了城市的外貌。这几天，浏阳花炮脱销了。

尽管日军将他们的败退解释为战略退却，但在心理上却不能不承认失败。

会战结束后的11月14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呈交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的《关于解决支那事变作战之意见》一文中哀叹道：

敌军之抗日策略为游击战、特务战，将其主力保持于后方，并不主动从事大规模之反攻，而采取长期抗战。以此情势而论，如不讲求相应措施，势必坠其术中。

敌虽已决心放弃长沙，而我军竟未加攻略，即恢复军原态势，此不啻号召敌人反击，对其作战军师予以鼓励，努力提高其士气。由此看来，当今后进攻作战之际，一旦攻占要地，则必须予以确保。

总之，应勿拘泥于“陆上作战一切禁止实施”“治安肃正为第一要义”……所有之既定方针，应以最大之果断，从事进攻作战，至为紧要。

冈村宁次应该很清楚日本的国力和日军的窘境，攻下一地即占领一地，日军兵从何来？能保持住目前在中国的兵力就不错了，大本营绝不可能再增兵。西尾寿造理解冈村的失意，但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将呈文转交东京大本营。果然不出所料，日军大本营基于保存战力的考虑，对冈村宁次的建议并未予以采纳。

得到这个结果，其实也在冈村宁次的意料之中。他知道，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所能使用的，也就是手中的第11军。而环绕在日本11军周围的，是中国最为精锐的第五、第六、第九战区100多个师、100万大军，能确保武汉、南昌就已经是上限了。

以往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日子已成过往云烟，不会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