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对东南亚的深远影响

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自古以来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印度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最为深远。而属于多元化社会的荷属东印度和海峡殖民地，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时期，随着闽粤移民的不断涌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下面主要从宗教、文学和生产技术等方面对这些影响加以论述。

（一）宗教

明清时期，闽粤移民南来的同时也带来了自己家乡所固有的宗教信仰，这对侨居地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而对东印度群岛（即今天的印尼）的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影响。

郑和七下西洋期间（1405—1433年），每次都访问东印度（印尼）群岛。郑和在爪哇等地积极传播伊斯兰教，促进了当地华人穆斯林社区的发展。^[20]印尼学者巴林桐安指出，在郑和船队的影响下，“1411—1416年间，马来半岛、爪哇和菲律宾先后建立了华人穆斯林社区。在爪哇岛的雅加达、井里汶、拉泽姆、杜板、锦石、乔拉丹和惹班等地纷纷建立了清真寺。”^[21]

华侨王觉生认为：“南洋荷属西里伯岛望加锡（即今印尼苏拉威西的乌戎潘当）北部曰外城，明时郑和巡游至该地，册封其酋长为王。其俗奉佛教，后崇回教。”^[22]斯拉默特穆里亚纳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教爪哇王国的衰落和伊斯兰王国的兴起》一书中声称，郑和先是在（苏门答腊）巨港，后来在西加里曼丹三发和爪哇沿海等地建立华人穆斯林社区，以哈乃斐学派的教义和义务用汉语传播伊斯兰教。

新加坡学者陈育锻也指出，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多信伊斯兰教，并在旧港（即巨港）、锦石等地建立穆斯林社区，接着向当地居民传播伊斯兰教。^[23]印尼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哈姆加曾指出：“印尼和马来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24]

哈林姆在其《爪哇岛上伊斯兰教九贤》一文中认为，谈到14—16世纪伊斯兰教在爪哇的传播，“就不能忽略九贤的名字，因为他们是爪哇众多传教士中的佼佼者。爪哇人，尤其是穆斯林，都十分崇敬九贤。”^[25]而在九贤中，有的是华人穆斯林，有的有中国血统，如贤人阿姆贝尔（即彭瑞和）、拉登·巴达（即陈文）、吉里（即拉登·巴古）和加蒂（即唐阿茂）等。

斯拉默特穆里亚纳在谈到贤人阿姆贝尔时，则从伊斯兰教逊尼派中不同学派的影响看中国伊斯兰教对印尼的影响。他写道，至13世纪，哈乃斐学派只流行于中亚、北印度和土耳其，它传到中国则是在成吉思汗占领中亚之后。因此15世纪爪哇北海岸出现的哈乃斐派是从中国传来的。倘若是从马六甲或苏门答腊东海岸传来的，那不可能是哈乃斐学派，而必定是沙斐仪学派或别的什么学派。^[26]

随着16世纪中叶印尼主要岛屿伊斯兰化进程的加快和完成，华人穆斯林的人数逐渐增多，作用也随之增大。17—19世纪，主要供华人穆斯林用的清真寺有：吧达维亚红溪清真寺（建于1625年）、格罗古特清真寺（建于1785年）和橘子园清真寺（建于1718年），万丹的巴芝南清真寺，惹巴拉的孟丁岸清真寺，马都拉的苏默纳卜清真寺（建于1741年）等。^[27]这些清真寺大部分由华人穆斯林建造，其中包括吧达维亚的三个清真寺。^[28]著名的橘子园清真寺是由一位名叫陈津务的华人穆斯林兴建的。^[29]此外，在吧达维亚、井里汶、三宝垄、梭罗和锦石等地都有华人穆斯林的墓地。同时，华人穆斯林还在土著王宫中任要职，有的则在吧达维亚、万丹、井里汶或亚齐等地任甲必丹。到了18世纪，印尼的每个大城市几乎都出现了华人穆斯林社团。

关于当时爪哇华人穆斯林的情况，18世纪末曾游历爪哇的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写道：“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圣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不屑为爪亚（爪哇），而自号曰息览，奉回教，不食猪犬，其制度与爪亚无异。”^[30]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见，中国的伊斯兰教曾通过使者、商人和南来的移民对荷属东印度（印尼）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然，中国伊斯兰教对荷属东印度的影响，主要与当时率领明朝船队七次下西洋的郑和本身是穆斯林有很大关系。明朝船队的阵势宏伟强大，势必对当地统治者和民众产生震慑作用，郑和以及跟随他的穆斯林随从，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充分展现了其穆斯林的魅力，而跟随郑和南来的大批海商或移民与当地女子的通婚，也导致了一批华人穆斯林的产生。

但是，到了17世纪，随着南来闽粤移民不断增多，华侨也带来了与伊斯兰教不同的宗教，如佛教、道教或中国民间信仰（有的学者称之为多神教），也给当地社会注入了中国传统式的宗教文化，如中国式的寺庙、中国式的宗教仪式等等。在荷属东印度及海峡殖民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能看到中国式的寺庙，这成为当时多元化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文学

中国具有五千年璀璨的历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也是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多彩。随着闽粤移民的南来，他们当中的一些文人所带来的中国文学也对荷属东印度和英属海峡殖民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据北京大学孔远志教授的研究，中国文学对印尼和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古代文学对马来民歌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马来民歌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文化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友年在《论马来民歌》一书中指出，马来民歌深受中国民歌传统的影响。他举了两个有力的论据：

一是汉代刘向所著《说苑》卷十一的《善说篇》中讲的一个故事，即后来译成楚语的《越人歌》。据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的研究：《越人歌》的原文，只有借助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的占语和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的古马来语和古印度尼西亚语等才能读懂。

二是1927年1月雅加达荷文刊物《中国》杂志第一期上刊载的一组马来板顿，有关专家经仔细对照，肯定它是由《诗经·召南·摽有梅》的英语本转译过去的。英国研究马来文学的权威温斯德曾指出：马来板顿是受中国《诗经》的影响而定型的。^[31]

其次，是华人马来语文学，尤其是荷印（印尼）华人马来文学对当地的影响。

孔远志教授认为，印尼华人文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华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另一类是华人用当地通用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所谓当地通用语，指部族语言（如马来语、爪哇语、马都拉语等）和方言（如马来语雅加达方言等）。

华人马来语文学的形成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土生华人——“峇峇”对精神食粮（尤其是中华文化）的需求；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三是华人经营的马来语新闻业和印刷业的迅速发展。^[32]

早在1859年谏义里华人丁旺（Tig Og）就将中国史译成爪哇文。爪哇文译本《李世民》（Li Si Bin）也是在1859年出版的。^[33]1871年吧达维亚出版了华人创作的《暹罗国王访吧达维亚之诗》；1877年在新加坡出版了巨港华人柯德怡（Koa Tek Ie）用阿拉伯文拼写的马来语翻译的《玉历宝钞劝世文》，该文描写的是地狱里的十王殿。最早译成马来语并在印尼出版的中国小说是《海瑞小红袍全传》（1882年）。最早由华人用马来语创作的小说是吴炳良的《罗分贵》和张振文的《黄西的故事》，两者直接取材于当地的社会新闻，于1903年问世：《黄西的故事》的结尾是华人黄西的女儿跟一位土著官员私奔，改宗伊斯兰教，并在华人中积极进行传教活动，使不少华人成了穆斯林。

华人翻译的马来语文学作品深受土生华人及当地民众的欢迎，从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末的大约20年间，在吧达维亚出版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翻译或改写西方和中国的古典小说。但中国古典小说占大部分。例如：《海瑞小红袍全传》（1882年）、《列国志》（1883年）、《三国演义》（1883年）、《正德皇游江南》（1883年）、《薛仁贵征东全传》（1884年）、《今古奇观》（1884年）、《狄青五虎平西》（1884年）、《昭君和番全传》（1884年）、《罗通扫北》（1884年）、《水浒传》（1885年）、《梁山伯与祝英台》（1885年）、《西游记》（1886年）、《陈三五娘》（1886年）、《包公案》（1887年）、《杨家将》（1887年）、《木秀才》（1887年）、《万花楼》（1890年）、《狄青五虎平南》（1893年）、《花木兰》（1893年）、《杨文广》（1894年）、《宋太祖三下南唐》、《聊斋》（1895年）等。^[34]可见当时翻译中国古典小说之盛。

正如甫榕·沙勒在《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对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化发展的贡献》一文中所说，“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作品中有一批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改编或翻译过来的，其中尤以武侠题材的最受欢迎，有几篇极为印度尼西亚人所熟悉，并且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巴厘已经成了民间故事。由华人用马来语改编的故事中最出名的是《三国演义》。假如认为上述文学作品的对象只是华裔，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实际上其他阶层的人们也很喜欢它。”他同时指出，“它（印尼华人马来语文学）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在马来文学的革新中起了先锋作用，这种革新就是取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事物作为作品的主题”，“从时间上看，华人马来文学为2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文学的产生带了头，虽然有关的人还没有正式承认它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华人的马来语文学作品做出了以下贡献：

1.丰富了印尼近现代文学，促进了它的发展。

2.大量使用马来混合语，加速了印尼语的形成。(www.zuozong.com)

3.介绍了大批中国和西方的文学作品，推动了印尼与中国、西方间的文化交流。

如今，愈来愈多的正视客观事实的学者指出，应充分评价华人马来语文学的历史作用。例如印尼文学史家巴克利·西列卡尔在其《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史》一书中写道：“20世纪以前的用交际马来语创作的作品应包括在印度尼西亚文学的范围内，其中也包括用华人马来语创作的文学。”^[35]

印尼华人在用马来语创作的同时还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后者常被称作是华文文学。印尼华文文学的描写离不开印尼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有利于中国和印尼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

（三）生产技术

1.农作物种植及其加工技术的传播

明清以来，闽粤沿海地区较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加工技术，随着闽粤移民被传播到荷印和海峡殖民地的各地区，给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①生产工具如犁、水车、水磨等的南传

在荷属东印度爪哇的文登（Tanggerang）地区，当地农民耕田时广泛使用最早由蔡焕玉（Tjo Huan Giok）大力推广的“中国犁”。^[36]蔡焕玉于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55—1699年）在吧城任甲必丹，^[37]可见到了17世纪中后期，中国犁耕技术已在荷印的一些地区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而且至今仍在使用。《荷印百科全书》（Encyclopaedie Van Nederlandsch-Indie）说：“印尼农民在旱田和农园中使用一种入土较浅的犁，叫作中国犁，显然是模仿中国犁制造的。”^[38]19世纪初叶，英人斯宾塞·圣约翰爵士在考察了加里曼丹犁耕技术后，亦说：“我认为这种高级耕作显然是中国文化的遗迹。”^[39]可见，19世纪加里曼丹农民所用的犁还是中国传播的式样。此外，闽粤移民还把水车、水磨和水牛、黄牛、马、粪肥及其他有机肥的使用方法带到了荷印和海峡殖民地一带，并教给了当地人民。

②稻米耕作法

据考证，东南亚原始的稻米种植法，系利用雨季把种子插于田中；在秧苗生长期内既不施肥，亦不除草，稻田里杂草丛生。当地居民以为这些杂草可以支撑稻秆，不致使稻秆因结穗而倒坠。收割时只将稻穗摘下，并将晒干后的稻秆与杂草烧成灰为肥，如此轮作保养。这样的原始种稻法，稻米产量自然不高。^[40]闽粤移民则把较进步的耕作制和先播种苗、插身成行、除草、施肥、收割及稻草的利用等经验带到上述两地并传授给当地人民。16世纪中后期闽粤移民在印尼万丹建立“新村”时，已从事水稻种植。康熙四年（1665年）尼霍夫（John Nieuhoff）在吧城看到，那里的中国人“大部分从事打渔和耕作，尤其是种稻、种蔗和种玉米”。^[41]

③甘蔗种植及其加工技术

中国移民把种植甘蔗以及从甘蔗中取糖的技术介绍到包括荷印以及海峡殖民地的东南亚一带，并传授给当地人民榨糖、制糖的方法。在荷印，闽粤移民对甘蔗种植与加工业的贡献是很突出的，印尼的土壤与气候均极适宜甘蔗的种植，不过在17世纪以前，荷印的食用糖多是用桄榔（aren）花梗中的甜液制成的棕榈树糖（gula aren），^[42]虽然那时当地人能以土法制糖，但生产技术落后，产量很低。荷印制糖业主要是在大量中国人移民爪哇，并把种蔗经验和制糖技术传入当地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巴素在其著作的《东南亚之华侨》中写道：“虽然当地人也用土法制造蔗糖，但将真正的制糖之工业介绍到爪哇来的却是中国人。因此，吧达维亚开埠后不久，谙于其道的中国人便开始在该地设立了制糖作坊。他们利用牛拖或水力推转石磨来压榨甘蔗”。^[43]杜尔（P.A.Toer）也指出：“虽然以往印尼也能以土法产糖；但只有采用了华人先进的制糖工具后，产量才大大地增加，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这种新的工具就是在中国普遍采用的水力榨糖机（Kilang air），在没有水力时也可以用畜力来代替；……到现在它仍是西爪哇和西苏门答腊制糖加工业的主要工具。”^[44]崇祯十年（1637年），荷印公司决定在吧城及其郊区一带建立制糖磨坊，中国移民容观（Jan Kong）创办吧城首家制糖磨坊，利用水力和畜力推动石磨榨糖。此后，吧城蔗糖产量大增。

17世纪，三宝垄地区也已有中国闽粤移民开设的甘蔗榨糖厂，并租用当地居民的旱地来种植甘蔗，同时也从当地乡村居民中采购甘蔗。^[45]爪哇甘蔗制糖业不仅始自中国闽粤移民，而且在长达两个多世纪中一直由中国移民大规模经营，^[46]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爪哇中国移民的入境数量和荷兰殖民政府各项限制移民禁令的效果。

④引进胡椒栽培法

16世纪万丹的中国闽粤移民即从事胡椒种植，并采用先进的种植方法，使万丹成为胡椒的盛产地。杜尔（P.A.Toer）指出：“对于胡椒的生产，由于华侨采取了一套完善的先进种植技艺，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与用旧法种植相比，采用新法后增产率达100%。他接着强调：“正是因为16世纪采取了这种先进、优越的种植技艺，简直是魔术般地使万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胡椒生产地，并且提高了它的国际贸易地位，从而成为世界贸易中心。”^[47]17世纪末和18世纪最初的10年，闽粤移民把先进的胡椒种植法传入加里曼丹时，结合中国园艺管理中的除草、施肥、剪枝、去叶等方法，又改良了南洋地区的胡椒种植法，以提高胡椒的产量。佛瑞斯特（Thomas Forrest）在其航海记中对中国移民种植胡椒的方法有一番详细的描述：

他们和苏门答腊的习惯不同，不让胡椒蔓茎盘绕在榛栗树上；而是在地上插一根竿子，或是短而坚硬的柱子，俾使蔓茎的滋养不致受到剥夺。华侨对蔓茎行列间的空地能保持得十分清洁，我曾看见他们把蔓茎上的叶子摘掉，据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胡椒粒子得到更多的阳光。我曾数过每一个根茎上面的胡椒粒，多达70到75个——比苏门答腊者为多。^[48]

利用改良的种植法，既可增加每株胡椒树的产量，还有利于合理密植，“根据殖民地时期的统计，在邦加（Bangka）的胡椒园，那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每公顷可栽种2500株；但那些采用旧法的地方，如苏门答腊的楠榜（Lamgpung），只有1200株”。^[49]很显然，闽粤移民带来的先进的园艺管理方法，与胡椒栽培法的改进和荷印胡椒产量的提高密切相关。

此外，闽粤移民还在荷印一些地区以及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经营果园、种植蔬菜供出售，他们供应各种新鲜的蔬菜，并把大豆、卷心菜、小青豆、芹菜、白菜、韭菜、萝卜、芥菜以及荔枝、龙眼、柑橘、中国抽等蔬菜、水果的新品种及其种植和加工技艺传到南洋各地。总之，中国某些农作物品种以及其种植和加工技术的传入有助于荷印以及海峡殖民地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

2.手工制造技艺的传播

明清时期，闽粤移民荷印和海峡殖民地后，不少人从事各种手工行业。如前所述，他们中有裁缝、织染、刺绣、制皮、制造家具、打铁、打银、制锁、修锁、打铜、打锡、制马具、针书、制砖瓦、打石、烧石灰、做泥水、制蜡烛、油漆、制鞋修鞋、制帽、制灯笼、编蔑、酿酒、榨油、制糖等等。正如著名的海盗和探险家丹庇尔（William Dampir）在亚齐所看到的情形：“……他们并带来一些工匠，即木匠、细木匠、漆匠等等。这些工匠到后，立即开始工作，制造柜、屉、橱以及各种中国式的玩具；不久就在他们的作坊中都做好了，于是他们立刻开始营业，把那些东西摆在门口兜售。”^[50]因此，到荷印和海峡殖民地从事手工制造业的闽粤移民一般都既是工匠又是商贩，他们不仅出售自制的手工产品，也把当时某些较先进的中国手工技艺和科学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

荷兰入侵爪哇以前，中国的糖浆炼酒法已传入万丹；《荷印百科全书》记载：中国人把甘蔗酿酒法传入印度尼西亚，用曲和酵母使糖浆发酵，可以提炼出含66%酒精的烈性美酒。^[51]费慕伦（Vermeulen）博士在其《红溪惨案本末》一书中也说道：荷兰人到达万丹时，“万丹的华侨不但忙于经营商业，而且勤于经营农业（种植胡椒）和酿酒业”。^[52]荷兰人初抵西爪哇时，荷兰船员还常到雅加达购买中国移民酿制的酒。吧达维亚建立以后，由于对酒的需求量的增加和制糖业的发展，中国的酿酒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当地酿酒业尤其是中国移民的酿酒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因为“亚力酒的酿制与制糖业密切相关，糖浆是这种烈性酒的主要配制原料”。^[53]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制糖酿酒工业……这两个几乎全由华人经营的行业，虽然早在1614年已经存在，但到1680年以后才得以显著发展”。在那里，酒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中重要的专利商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吧达维亚周围有12家亚力酒厂，且均为中国移民所经营。^[54]当时中国人制酒术显得相当重要，以致在“红溪惨案”后，为恢复市场酒的供应，荷印政府不得不立即招引中国移民重建制酒厂。

中国闽粤移民除了在亚力酒酿造业上取得专利并获得很大成功外，还引进了中国人制盐的工艺，在顺治五年（1648年）荷属东印度政府统治时期，吧达维亚有个叫作“郭玉哥”（Conjok，译音）的中国移民，被给予制造和销售盐的特许权，并且在制盐工业中使用了中国的传统工艺。^[55]

在其他食品手工业方面，花生油制作和面包制作也都使用中国的工艺。据林天佑的记载，大约在17世纪末或稍后的时期，制花生油是三宝垄中国移民的重要工业。他还指出，他们所制的花生油大多提供给当地居民作烹调之用；另外乡民也盛行用这种油来照明，因为当时还没有煤油和煤油灯，普通人大多用油盏——一种用陶器做的有脚的油灯。^[56]这种油盏与中国旧时称作“灯盏”的点灯器皿十分相似。有趣的是盛油的器具的变化大概也与中国移民手工艺的发展有关。最初人们用牛胃来装油，后来可能是引进了中国篾箩的编织技艺，而改用编织很密的箩以及大小不一的竹筒。^[57]

中国家具及其制作技艺的传入也给荷印以及海峡殖民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变化。闽粤移民们把中国式的火钳、大平底锅、小煎锅、碗、水壶、茶壶等器皿及其制作方法介绍到侨居地，大大方便了侨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当地的经济行业。

此外，航海与造船技术的传播、建筑技术的传播等等，都极大地提高了包括荷印和海峡殖民地在内的整个南洋地区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