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峡殖民地，具有可信记载且延存至今的最早的宗亲组织之一是邱氏宗亲会馆，它以龙山堂邱公司的名称创于1835年。这年的端午节，邱氏族人聚会庆祝在中国的保护神大使爷的诞辰，大家一致赞同为了邱氏族人的利益创建宗祠。[30]3天后，槟榔屿所有邱氏族人会商创建公司事宜，成立理事会，并当场筹集了一笔528元的资金。1850年，他们购置了一块面积达9015平方米的土地。1851年，龙山堂邱氏宗祠揭幕，保护神、宗族祖先以及他们的妻子的神龛被置于其中，以供崇祀。
继邱氏之后，槟榔屿的杨氏宗族也于1842年创建了霞阳植德堂杨公司。[31]紧接着是1848年槟榔屿的伍氏以及四邑陈氏会馆的建立，[32]槟榔屿许氏宗亲会的创立则在1849年。在19世纪50年代，槟榔屿的李、陈、谢氏族人也建立了各自的会馆。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的黄氏宗族和林氏宗族分别于1854年、1857年建立了会馆。[33]在新加坡和槟榔屿，19世纪60年代建立了另外7个宗族组织，19世纪70年代5个，19世纪80年代1个，19世纪90年代4个，而进入20世纪之后又增加了另外8个。[34]
宗亲组织可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血缘、地缘以及方言纽带的地域性宗亲集团，成员共认一个相近的祖先，他们来自同一县或同一村，操同一种方言，如槟榔屿的新安邱氏龙山堂，霞阳植德堂杨公司以及石塘谢氏世德堂等，他们都来自海澄县三都（今厦门市海沧区）。第二种是以较大范围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或以传统兄弟结盟的特殊团体为基础的非地域性宗亲集团。它的成员来自几个相邻的县府，承认较久远一点的祖先，自身之间可以沟通。建立这些非地域性宗亲集团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一些宗亲团体缺乏足够的构成各自地域性宗亲集团的成员，于是，他们便在同一方言区内以更大的地理单位为基础结集在一起，这就使得其人数增加，从而有利于其在当地华人社区的生存。新加坡的四邑陈氏会馆是该地区第一个非地域性的宗族组织，它包括广州西南四个相邻的县份——台山、新会、恩平和开平的陈氏族人。四邑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习俗相似，操同类方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以往移居东南亚、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过程中，便形成了紧密的纽带。[35]这些历史的、社会的以及移居的纽带，便有可能使他们组成非地域性的宗亲集团。源于《三国演义》的刘备、关公、张飞和赵子龙四结义的故事，为集结刘、关、张、赵四姓族人提供了历史依据。[36]1866年新加坡“刘关张赵古城会馆”的建立，标志着该地区多姓宗族团体的开端。
广府人在新加坡非地域性的宗亲集团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原因，可以根据当地华人社会联合的实力加以解释。因为在这一时期的新加坡人口中，占据优势的是闽南人和潮州人，据1881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在所有86766名华人中，有47625名是福建人和潮州人，而广府人仅占14853人。[37]由于华人社会的权力大多掌握在闽南人手中，[38]因此，人数占劣势的广府人深感受到了威胁。一旦人数占劣势的势力感到不安时，群体意识便会萌发出来，从而导致他们建立一个表达群体团结意识的组织，使之既能满足其成员的心理需求，又能保护群体的利益。19世纪新加坡的广府人，便是通过建立宁阳会馆来表达这种早期的群体团结意识，宁阳会馆建于1822年，是建于新加坡的第一家方言会馆，随后是1838年的香公司，1839年的南顺会馆以及1843年的冈州会馆。[39]
尽管新加坡的广府人有方言会馆的关照，但一些特殊的需要，诸如祭祖等，方言会馆就难以顾全。所以，一个以宗亲和方言纽带为基础的宗亲组织，不仅可以给一些人提供特殊的便利，而且也可以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帮助以及在必要时给予保护。这就是广府的陈、刘、关、张、赵氏族人愿意扩大其地缘和宗亲关系来建立非地域性的宗亲组织的原因。(www.zuozong.com)
与非地域性的宗亲组织相比较，地域性的宗亲组织的成员则仅限于来自中国同乡或同县的族人。它对会员的亲缘关系有严格的规定，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循男姓宗属的传统义务以及祭祖的宗教典礼。在某些情形下，即使来自同一村庄不同地点的族人间也存在隔阂，从而形成代表各种小集团的宗亲组织。尽管他们崇祀的祖先相同，信念一致，但他们仍严格限制仅那些声称家世出自唐山某一村庄具体地点的人可以成为会员。现存于槟榔屿的两个林氏宗亲会馆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小地域性的林氏宗亲团体建于1863年。[40]其中林氏勉述堂仅接纳那些承认祖宗来自两个特定地点即福建海澄县三都镇（今厦门市海沧区）鳌冠村的宫前同下河的族人；林氏敦本堂则接收所有来自鳌冠村的族人，而无须考虑其具体位置。[41]可是，两家宗族团体均为同一人，即来自宫前同下河的绅士林清甲所创。当林氏宗祠林公司九龙堂在1866年创设时，两个宗亲团体均肇基于此。两个宗亲团体都崇拜相同的神祇——大祖、二祖（有关大祖、二祖资料详见附录四）以及同一祖先即鳌冠村林氏的开基人林让公。尽管具有这些相同的背景，但两个宗亲团体却难以融合，他们一直保留着各自的组织，各管各的事。
海峡殖民地华人社会中，小地域性宗亲组织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故里的同宗家族结构的影响。华人移居槟榔屿之前的漫长时期里，鳌冠村即存在两支分离的林氏宗族，移民仿效此界线是极自然的。按照实际情形，由于唐山故里与海外的宗族存在紧密的联系，海外小地域性群体的任何合并都将使在唐山的同宗族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尤其是在财政事务方面。
地域性宗亲组织在新马所占据的优势地位，不仅反映了以宗亲关系和籍贯为基础的宗亲纽带的加强，而且也使当地华人社会的分化有所扩大。倡导亲缘关系的组合是早期南洋华人移民的一种重要的形式，[42]而宗族间的紧密相处和相互依存，也有利于相互间的保护和促进经济上的进步。由此，在海外的这种亲缘关系较之在中国故里更为强固。在唐山，方言相同、风俗共通的村落互相环绕；在异邦，移民面临语言问题、生疏的外人及不同的风俗，并不时遭遇敌意。这种不大友好的气氛促使他们依赖于宗族以求得帮助。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海峡殖民地华人社会因方言的差异而被严格地隔离开来，以致华人趋于在其所属的方言集团内的高度社会化。同姓而方言各异者互不信任，而且相互拒绝进入各自的宗亲组织。事实上，接收不同方言的人不仅会引起相互间的交往问题，而且在开会或举行典礼时也难以选择一种共通的语言。华人社会分化的状况为以方言为基础的地域性宗亲组织的增长提供了适宜气候，而且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地域性的宗亲组织在海外华人中占有支配地位。
这些宗亲组织仍继承了中国宗族的许多特征，如群体的聚合、论资排辈、公共财产，群体威信以及长期存在的辈分界限等等。在内部结构、首领的遴选及其社会职能等方面，他们还保留了先辈家族的某些特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