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面貌的转变：从四合院到大杂院

由于现代作家个人生活阅历和生活体验的不同，也由于书写方式的差异（体裁、题材、主题、修辞方式的不同等等），即使是日常经验中的同一书写对象，经过现代作家的文学想象后也往往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然而这种不同之中，却蕴藏着巨大的同一性——它们共同塑造着北京——这一文学中的城市的各种面影，使其文学形象更加生动更加立体化。

四合院作为北京建筑的典型代表，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贫苦百姓，都居住其间。从皇宫紫禁城的多进、多套、大面积的超大型四合院，到缩小了的“皇宫”——各类王府和官邸的大宅门、大四合，再到中等人家的标准四合院，小户人家的小四合房、小三合房，乃至下层穷苦百姓居住的大杂院，在现代作家笔下都有所展示。故此，本节将四合院粗略地分为三种——高高在上的紫禁城，普通住家的四合院，贫苦百姓居住的大杂院——来论述老北京城市面貌的复杂与独特。

首先是紫禁城。李健吾曾在《北平》一文中说，北平的城像一个凸字，从外向里一圈套着一圈，“只有那个小而又小的圈圈，的确套在内城的中心，通常另有一个尊贵的名称，叫作紫禁城”^[47]。紫禁城位于老北京城的中轴线上，“紫”取自居于中天的紫微星，“禁”指皇宫属禁地，联系起来就是指居于天地中心的皇家特有之城之意。传说天宫的房子是一万间，而天子居所不能超过它，故此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事实上，紫禁城可统计的房子只有八千八百余间。虽然只是传说，但“帝王‘唯我独尊’的思想就这样在紫禁城乃至皇城的建筑中得以完美呈现”^[48]。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对民众开放。由此，现代作家对它的描写越来越多，并且角度各异，呈现了一个丰富的紫禁城形象。

林语堂在《辉煌的北京·皇宫和御苑》一文中，从建筑艺术的角度讲述以紫禁城为代表的中国宫殿的建筑艺术；侯仁之的《明清北京城》讲述了紫禁城所表现的皇家威严与至高光荣；齐如山的《北平怀旧》讲述了故宫的残破不堪；朱家缙的《一个参观者对故宫博物院的印象》借助对保留的溥仪出走时宫殿原状的细部描摹，感叹历史的沧桑与变换；邓云乡的《禁城记趣·角楼蛙声》则把故宫当作审美的对象，描写故宫最美的面貌。^[49]作为老北京的核心建筑群的紫禁城，它所具有的建筑美感、历史美感、自然美感，同时在老北京城众多的四合院里得到展现；而它所昭示的历史衰败之后的破败不堪之相，则由标示着贫穷与悲苦的一座座大杂院显现。在某种意义上，紫禁城就是老北京城市面貌的象征——富丽堂皇与残败衰朽的共存。

与天子居所相对的是官宦、殷实人家的住所，即四合院。“京师屋宇之美，甲于四方，以研究数百年，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户必南向，廊必深，院必广，正屋必有后窗，故深严而轩朗。大家入门，即不露行，以廊多于屋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院之广，以便搭棚，人家有喜庆事，宾客皆集于棚下。正房必有附室，曰套间，亦曰耳房，以为休息及储藏之所，夏凉冬暖，四时皆宜者是也。”^[50]这是清代学者夏仁虎在其《旧京琐记》中对四合院的描述。独立的庭院，幽深的回廊，合理的布局，适应四季的修饰改造，简短的言语叙述出了四合院适宜人居住的特点。无怪张恨水曾生出“住家，我实在爱北平！”^[51]的慨叹。

四合院适宜住家的封闭式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的伦理原则。一家人闭门度日，享受安然闲适的庭院生活；走出家门，与邻里和睦相处，建立一种符合宗法社会要求的冲淡和睦的关系秩序。与紫禁城所标示的封建伦理秩序和等级要求一样，四合院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观念。《四世同堂》中，祁老人、瑞宣、瑞丰、瑞全住五间北方（正房），天佑夫妇带着第四代小顺儿住南屋，就显示着上述伦理秩序。同样在曹禺的《北京人》中，最年长者曾老太爷住北屋，儿子曾文清住西屋，第三代住南屋客厅套间——这样东西南“三面侍北”的格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四合院在建筑的布局、规模、式样和细部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除紫禁城外，北京的“四合院大体可分为亲王、公侯、品官、百姓四个等级”^[52]，并以朝廷官员为中心，形成了北京城“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居住格局。在四合院的建筑规模和相关设施的备置上，具体到四合院的占地、房屋的式样和间数，屋顶、台阶、大门，甚至房梁、门钉等细部配件等，都因主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着严格的区分，它是主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四世同堂》中，祁老人对小羊圈各家的看法和喜好就与他们居住的条件有着重要的联系。^[53]而《京华烟云》中，姚木兰一家从以前的旧居搬至新购买的王府花园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则是很明显的。(www.zuozong.com)

作为老北京文化象征的四合院是北京人从生到死毕生生活休憩的地方，“它是中国古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结晶……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54]，它符合国人安土重迁的观念，是北京人毕生梦想的居所。无论是现代作家本人，还是这些作家塑造的人物，他们对四合院的喜爱之情总会流于作家笔端。谢冰莹就曾做出“谁都说北平最适宜住家”^[55]的结论。《四世同堂》里，祁老人喜爱自己的小院，因为“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骄傲”。经过精心的修饰和美化，小院成了“小羊圈数一数二的好房子”，使“祁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没有虚掷。北平城是不朽的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56]。而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张恨水在《啼笑因缘》中为从上海来的樊家树安排精致的小院居住，并以樊家树的眼睛做视角，描述小院的静雅：“那屋子是朱漆漆的，一带走廊，四根红柱落地；走廊外，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平空架上了一架紫藤花，那花象绒球一般，一串一串，在嫩黄的叶丛里下垂着。阶上沿走廊摆了许多盆夹竹桃，那花也开的是成团的拥在枝上……院子里静沉沉的，只有蜜蜂翅膀震动的声音，嗡嗡直响。太阳穿过紫藤花架，满地起了花纹，风吹来，满地花纹移动，却有一种清香，沾人衣袂。”难怪“家树觉得很适意”，“靠住了一根红柱”，“老是站了不动”^[57]。不仅是南来的樊家树为四合院的精雅所迷，在林徽因笔下接受过西方现代化教育的维杉，也对四合院的生活羡慕不已。^[58]

与四合院在形式上相差无几的是大杂院，只不过此时独立住家变成了群居散户。大杂院中，一般房主住在北屋，而将其他屋子租给外人居住。由于散户多，难于管理，大杂院的公共秩序与环境通常很差，不仅“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的四合院生活难以想见，花草点缀的干净庭院往往也只是奢侈的念头。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对大杂院也作过描述：“中、下之户曰四合房、三合房，贫穷编户有所谓杂院者。一院之中，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口角奸盗之事出焉。或识文字，或擅口才，若领袖然。至于共处既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虽人家不啻者。”^[59]夏仁虎的描述至少反映了三种事实：在社会地位上，大杂院的居住者处于底层；贫穷、混乱、悲苦是大杂院生活的主要部分；相熟的邻里之间还是有默默温情存在。

《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胡同的住家，除了祁、钱、冠三家外，均为多户散居的大杂院，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以拉车、剃头、放话匣子、做票友为生。张恨水《啼笑因缘》中以走江湖卖艺为生的关家父女，以及《夜深沉》中的赶车匠丁二和所住的都是大杂院。大杂院的居民大都是因经济条件差而凑在一起居住，因此贫穷、困苦的生活是它们的主色调，被侮辱被损害是他们必然的命运。有着贫苦出生经历且持平民立场写作的老舍对北京城中大杂院的生活非常了解，以《柳家大院》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写出了大杂院的贫穷、愚昧。“大杂院的贫穷、多事、肮脏、拥挤、争吵、斗殴、瘟疫、死人、循环往复，穷人的世界却难见同情、支持、解难、排忧，穷人的世界有的只是荒唐和悲惨。”^[60]当然，大杂院的生活里还是时有温情的。《四世同堂》中以李四爷、李大妈为代表的热心人，还是给小羊圈胡同艰难困苦的生活添上了丝丝暖意。

通过对三种不同形式的四合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老北京在城市面貌这一向度上呈现出的复杂性。富丽堂皇、庄重肃穆，表征权威与高贵的紫禁城；适宜家居、自成一体，展示富足与活力的四合院；肮脏混乱、秩序无存，反映愚昧与穷苦的大杂院——三者同时构建出老北京的城市面貌。这种城市面貌的多样，对应、彰显着老北京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命运。不同的命运交织在以四合院为中心的北京城这个舞台上次第上演，使北京城深含意味——它既是不同人物命运的象征，同时也是这些人物演绎命运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