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秉文的中国农业发展方略述评

对中国来说，自古即是以农立国。不论历代君主的江山社稷还是古圣先贤的蓝图擘画，农业的支柱性地位不言而喻，其不仅是国家财政赋税的一大来源和“人类生存的经济基础”^[1]，而且也事关政权巩固（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是为典例）、人心安定和百姓（其中的绝大多数为农民）日用。如明朝皇帝每年都要参加的“亲耕”仪式和阴历十一月向全国颁授次年日历，以便臣民“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2]，更不用说孟子理想中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3]和民间戏曲诗文中所流传下来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式生活状貌，所反映的都是一副农业社会中的田园牧歌式画卷。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受制于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如政府政策、人口增殖、天气优劣、土地多寡和腴瘠，虽有美洲作物传华所推动的食物结构变革以及受其影响之下的明清两代人口增长，数千年来的农业发展却一直处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也就是“前近代的技术顶限”^[4]（had hit a pre-modern technological ceiling），形成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的现象”^[5]（或曰“过密化”），难以持续。两相比较之下，海道大通以来，特别是自近代以降，农业的重要性及其所处内外部客观环境的复杂性、艰巨性、多元性可谓前所未有，主因端在完成现代化这一中国近代战略目标的同时还得实现农业自身转型，并理顺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也就成为关键锁钥。

放宽历史的视界，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实都面临着如何既要大力推动工业化，又得为提升农业品质、转移和安置农民、实现农村城市化而努力这一“双元”使命。且两者犹如硬币之正反两面，须臾不可分，绝非简单的“基础”和“反哺”就能全盘概括。作为先发国家的英美如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同样如此，这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调整问题”^[6]。即使能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这确实有必要），但无数铁的事实却也一再说明农业滞后将终究导致一国社会经济整体而长期的落后，并反过来影响工业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www.zuozong.com)

就此而论，不论是学者所慨叹的“读懂中国农业不容易”，还是政府层面所需的建言献策，中国近代农学家有关中国农业发展的诸多论述当可作为欧美各国已有经验之外的又一方“明镜”。如果说对于后者的挪用属于“拿来主义”，那么，前者则是兼具中西双重学术背景的那一代农科知识分子立足中国国情而对彼时发达国家农业现况甄别吸收后的产物，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具学理价值和现实可操作性。邹秉文先生（1893—1985）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农业问题专家，其对中国农业发展方略的前瞻性思考仍不容忽视，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