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宗瀚与梁漱溟、晏阳初的分歧

沈宗瀚可谓中国近代思考中国农业问题出路的农学家代表，除此之外，尚有其他人物或流派从事有关的理论探索或实验设计工作，其中，梁漱溟和晏阳初各自主导的独具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通过对梁、晏农业观的描述，可进一步理解沈宗瀚关于农业发展的关键在增产这一点。

著名乡村建设活动家梁漱溟虽然并非农学专业出身，但这并未削弱他对中国农业问题的关注度，某种程度上，其身上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还更加强化了他的热情。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实是他“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合理延伸，认为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伦理社会的梁漱溟也很自然地将伦理建构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关键。美国著名汉学家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研究后发现：“梁漱溟强调，无组织的中国农村要联合成为积极的有组织的团体，必须以理性和伦理关系为基础。”^[15]梁氏将20世纪中国农村的破败主要归咎于西方的冲击，“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乡村破坏，完全是受外国影响”^[16]，而他对于农村衰相所开的药方则是“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17]，农村中原有的乡规民约也被认为是老道理而无须修正。简言之，“改良农业不是顶要紧的，办乡村教育也不是顶要紧的”，要紧之处在于“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18]。与沈宗瀚振兴农业需从科学增产入手的主张不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侧重于文化伦理和农民内省。然而，古语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梁漱溟就农业问题所发表的真知灼见好似中国儒生怀乡情结的现代版，颇具浪漫色彩。斯人已逝，沈宗瀚和梁漱溟所提出的不同主张虽无正确错误之分，但其适用性却也一目了然。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与梁漱溟类似，另一位享有盛誉的乡村建设活动家晏阳初同样认为振兴农村对于中国来说乃是“民族再造”之关键。梁漱溟力主以新文化来复兴农村，而晏阳初则进一步具体化为以平民教育的手段来施救。？他认为中国国民性格中存有“愚、穷、弱、私”四大病，而农民因其人口庞大而成为这四蠹的重灾区。因此，晏阳初在其主持下的定县实验中有针对性地设计了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试图通过这些专门性教育来改造农村和培育新农民。“所以我们要培养力量，还得从教育起始，有教育才能自动组织，有组织才能有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共同的力量，才能应付困难问题，创立新的生活方式，建设新的社会结构。”^[19]这一思想日后也随其带至“农复会”，晏阳初希望以此作为“农复会”工作的指导思想，但“农复会”最终采纳的却是沈宗瀚的建议——首先帮助农民增产。“农复会”同仁李崇道在接受访谈时曾就此忆述：“先填饱肚子，等赚了钱，再改进生活，这里面便有了先后顺序。”^[20](www.zuozong.com)

今天再回过头来审视沈、晏二公之间的分歧，两者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罢了，他们的主张其实犹如硬币之两面，互为补益。但若分轻重缓急，历史证明了沈宗瀚的坚持更加切合中国农村的发展实情。唯有先将“面饼”做大，才有可能以较为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进而言之，沈宗瀚与晏阳初代表了两类不同留学生的哲学品性，以晏阳初为代表的留学生相信社会问题能有“一揽子”解决方案，而沈宗瀚等人则是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零星社会工程”的信仰者，致力于科学改良和渐进改良。在这一点上，沈宗瀚或许没有梁、晏二位高远宏大，但却更加务实、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