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重工业的发展

从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的三十年间，日本经济发生了显著转型。转型的部分成果一直持续到战后，并可能成为了现代日本经济和管理制度的基础。

191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空前繁荣。在1914—1918年间，出口增长了两倍多，这主要源于欧洲和美国的战时需求，以及向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出口（由于战争，欧洲和美国对亚洲国家的产品供应剧减）。欧洲和美国向日本市场的出口也在减少，同时日本市场由于军事开支的增长而不断扩大。这些情况共同导致了对日本企业尤其是重工业的需求扶摇直上。当时日本重工业仍处于发展初期，一直在奋力与更为先进的欧洲和美国公司竞争，这些需求的增加无异于久旱逢甘霖。这几年间，日本财阀迅速扩张，新企业不断涌现。虽然许多新企业在1920年代漫长的衰退期中倒闭了，但是松下电器公司（Matsushita Denki）、小松公司（Komatsu）、日本光学公司（Nihon Kogaku，现在的尼康公司，Nikon）以及其他许多公司都渡过了难关并发展壮大。

战争中断了重要产品的进口，例如先进设备和原材料，这就使政策制定者和产业界确信国内生产的重要性。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支持生产和加强技术基础，2.5节将对此加以讨论。

1920年股市崩盘，经济高度繁荣期随之结束，日本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期，整个1920年代都阴云不散。股市崩盘使得丝绸和大米等日用品价格暴跌，导致许多涉足这些日用品贸易的公司和银行陷入财务困境。铃木商店（Suzuki Shoten）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大企业集团，1927年破产了（见第6章）；台湾银行（Taiwan Bank）曾经为支持铃木商店的发展而向其提供了大量贷款，至此也濒临崩溃的边缘。人们开始提取存款，整个金融系统岌岌可危。日本银行不得不提供特别贷款，以解除危机。1929年，纽约华尔街股市崩盘，导致经济进一步萧条。在1929—1931年期间，日本产品的批发价格和出口价格分别下跌了30%和47%。

在1920年代，机械、化工、金属和其他行业奋力与进口产品竞争。另外，由于漫长的经济衰退期以及1921—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Washington Naval Disarmament Conference）后的武器裁减，需求处于较低水平。许多小公司破产或被大公司兼并，因此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在许多行业，大企业组成卡特尔（cartel），以消除供应过剩的状况。据三岛的调查，到1914年为止有7个卡特尔形成，1915—1926年有12个，1927—1929年也有12个（Mishima，1980）。

然而，有人质疑这些卡特尔的效果。棉纺业是日本最早形成卡特尔的行业，卡特尔也许实际上促进了投资，因为它只限制现有机器的运作（见第6章）。在制糖业，卡特尔限制日本本土范围内的产量（不包括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和中国台湾），这驱使企业把已经出口到朝鲜的糖再重新进口（Arisawa，1967）。也就是说，市场竞争的内在力量似乎常常能战胜卡特尔的限制力量。

不过，政府相信卡特尔能通过稳定的经营成绩帮助产业“合理化”，所以政府于1931年实施《重要产业统制法》（Juyo Sangyo Tousei Ho）。这个法律要求指定产业的卡特尔须向政府申报。此外，如果大多数企业都加入了卡特尔，而且它们中的2/3投赞成票的话，卡特尔可以强迫非成员企业遵守卡特尔的协议。虽然这种对非成员企业的强制执行几乎没有实施过，但是该法律培育了有利于卡特尔的氛围；因此，卡特尔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且行业协会通常在监管卡特尔协议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卡特尔和行会的自愿性质变得若有若无。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时，日本共有1，173个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和109个卡特尔（Hirschmeier & Yui，1975）。这样就为战时控制铺平了道路，一些作者认为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时期（见第4章）。(www.zuozong.com)

此外，政府还采用了几项产业政策措施，以使产业合理化和现代化。也许最重要的，是陆军、海军、铁道省（Ministry of Railways）、电信省（Ministry of Telecommunications）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采购措施。这些采购是机械、汽车、造船、飞机和通讯设备等产业的重要需求来源（将在后面章节的案例研究中讨论）。而且在这些采购中，本国公司受政府偏袒，尽管本国产品价高质劣。政府也组织“购买国货”运动，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国产品。

政府实验室、兵工厂和海军造船厂向产业界提供了技术支持。常见的形式是工程师从这些机构流入私营公司中，从而促进了技术的转移。在某些行业，例如汽车、钢铁和印染业，政府还推行了一些特殊法规，以促进产业的发展。

1930年代早期，日本经济终于开始摆脱1920年代漫长的衰退。1931年，高桥是清（Takahashi Korekiyo）在被任命为新的大藏相之后，推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其他战事促使日本加紧扩军备战，导致对战争相关产业的需求日益扩大。早夭的金本位制结束后发生了日元贬值，从而提高了进口价格和鼓励购买进口代替品。这种环境使国内的产业受益匪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前面的表2.1可以看出，重工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在1934年到1944年的十年中，钢产量翻了一番有余，机械制造业的产量几乎翻了两番。重工业在制造业总产量中的比例从1931年的33.9%上升至1937年的55.8%，然后在1942年达到70.2%（Miyazaki & Ito，1989）。

这些行业在1920年代漫长的衰退期中逐渐积累起技术能力，此时振翅欲飞。其中许多企业由工程师统率，他们热衷于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实现国内生产，或者通过逆向工程法、从反复试验中学习以及尝试开发产品等方法积累自己的技术。他们通常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科学的好奇心，狂热地追求在技术上赶超西方。后面的章节将会给出许多例子，例如日窒（Nitchitsu）化工集团的野口遵（Noguchi Shitagau）（见第4章）、日立（Hitachi）的小平浪平（Odaira Namihei）（见第8章）、日产（Nissan）的鲇川义介和丰田（Toyota）的丰田喜一郎（Toyoda Kiichiro）（见第9章），以及中岛飞机公司（Nakajima Hikoki）的中岛知久平（Nakajima Chikuhei）（见第10章）。特别是野口和鲇川，以及化工集团——昭和电工（Showa Denko）的森矗昶（Mori Nobuteru）和另一个化工集团——日本曹达公司（Nippon Soda）的中野友礼（Nakano Tomonori），他们是所谓“新财阀”的奠基人，第4章将对此进行讨论。

随着战事日趋紧张，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也逐渐加强。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经济最终完全处于战时控制体制之下。日本的产业和管理制度，例如主要银行制度、供应制度以及政府和企业的紧密关系，是否起源于这个控制制度？对此一直有争论，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5章回到这个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