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1]

（1997年12月29日）

今天着重谈两个问题：一是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干部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十七年，清华大学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抓得很紧，这对学校建设和学生培养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清华党委在抓这一项工作时，首先抓思想工作，这是核心，是第一位的。由于学校的任务归根到底是培养学生，所以，很自然的，思想工作的重点是学生思想工作，对这一点党委是非常明确的。当时，南翔亲自抓学生思想工作。党委还曾专门成立了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由艾知生任书记。要做好学生思想工作，目标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又红又专”的人才，使学生在人生观、世界观上有所提高，对旧的东西有所改造。据我回忆，当时做好学生思想工作，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办好政治课。对政治课，党委坚持直接领导。南翔提出，党委几位书记要下到政治课各教研组兼任主任，南翔兼哲学教研组主任，我兼中共党史教研组主任，高沂兼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并且都要去讲课。后来虽然不兼了，但政治课的工作仍然是由党委直接抓的。党委分工由艾知生具体负责。对政治课教师也不是按一般教师要求，而是按政工干部要求的。我常想，当时政治理论课到底对学生有哪些影响，我看至少有四条：首先是劳动创造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所以清华学生走出校门后，大部分是到生产和科研第一线，艰苦创业，讲群众观点，和群众关系好，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上讲起来很多，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点，这是政治学习中很重要的；其次，社会是按照自身发展规律发展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再一条是清华同学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都了解，有基本的认识。还有一条是哲学上讲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思想工作的第二点，是十七年中清华经常向学生作思想政治报告，这些报告都是联系实际、联系思想的，不仅对学生思想问题解决有帮助，而且对学生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也有很大帮助。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对分析事物能讲出道道来，而且与此相连的是能写东西。清华学校领导作各种报告，一般都是领导亲自动手的。在这些方面南翔同志是表率。这些方面对学校干部都有影响，干部再去影响学生，这是无形的。

思想工作的第三点，是政策教育。事物本身都是有区别的，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清华党委特别注意政策。在经济困难时期，对政策抓得更多，这个思想也是来自于南翔。他经常讲基层出政策，当然政策也要落实到基层。当时制定了《学生思想工作五十条》，反复在学生中征求意见，这是根据认识论采取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办法，借此进行政策教育。

思想工作的第四点，就是清华学生党内组织生活抓得比较紧，对主席讲的话，党的各种文件精神，在脑子中经常复习、思考，结合实际去贯彻落实，组织生活实质是贯彻这些东西。

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二方面是组织工作。这一方面，清华比别的学校突出之处是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最初主要是在高年级，而后从一年级就开始了。南翔同志认为学生在学校中不入党，到社会上工作有很大限制，不是党员，作用发挥就受到影响。南翔还认为，青年时代入党，对党的思想教育接受深刻，更容易成长为较成熟的党员。在工作中，党员发挥的作用要比不是党员的大。因此，清华党委对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一贯非常重视。发展的对象，必须是又红又专。南翔强调，那些“体育棒子”、“文艺棒子”学习很差的不能发展。有的学校，一些学习很差的学生，因为出身好、靠拢组织也就被发展了。这种党员不可能在学生中起真正的表率作用，党的先进性也不可能得到保证。清华发展党员不是离开党章，而是严格按照党章。其次，是在清华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这个制度，我认为必须坚持下去。当时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大部分是政治辅导员。党委和学生关系密切，主要是通过政治辅导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是在学校这个社会中对学生进行工作的重要组织系统，也使学生在学校中尽可能多地做社会工作进而受到锻炼，包括系行政、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文体组织。所以很多清华学生都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第三是组织文艺体育代表队，这不只是贯彻全面发展的具体形式，而且从这里也培养出来不少干部。有一年，我去四川检查义务教育法的贯彻落实情况。一位副省长来看我，说：“我是您的学生，在学校学习时是校篮球队队员，现在省里主要管体育卫生工作。”

第二个问题，谈谈干部工作。首先是重视干部队伍的素质，不过分看重资历。有的高校，从外面调入不少老干部，这不一定就能搞得好。干部的素质不是只看资格如何，在清华，主要看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也就是坚持“又红又专”。清华党委一般在上午不开会，让干部搞业务，这样做的好处是，今后不再从事政治思想的干部，可以马上去做业务工作。政治、业务两方面的工作都能够拿得起来。后来，在学校后勤干部配备上，南翔也提出让庄前昭去作行政处长。他认为不了解业务，就没法做行政后勤工作。在清华不按资格和工龄长短来使用干部。外出开会，外边反映清华干部大多是比较年轻的。艾知生二十几岁就做党委副书记了。

干部工作的第二点，是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清华的实际相结合来统一干部思想。这一点南翔抓得很紧。清华的“不漏气发动机”，不仅表现在领导核心思想、政治上团结一致，扩而大之，实际上清华师生在思想、政治上也比较团结。我仔细回想，清华在两个政治运动突然袭击下，反应得都比较慢。一个是右派的进攻。当时北大少数学生到清华来煽动，被清华学生轰走了，过了好几天清华学生才动起来；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市委扩大会开了，形势已经很紧张了，党委领导每天晚上召开党总支书记会议。有一天，北大一部分学生夜里来清华进行煽动，清华许多学生自发起来和他们辩论。两次突然袭击，两次清华学生均靠后，说明清华的学生思想和党委的思想比较接近，比较一致。究其原因，来自于党委干部思想一致。(www.zuozong.com)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清华党委坚持民主集中制，上面每下达中央方针政策，清华都结合实际，层层讨论。每周末都开一次书记会，一开就开到夜里一两点，也不吃夜餐。这个会由南翔主持，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畅所欲言，最后集中统一。而后开常委扩大会，系总支书记参加，由我主持，每次都根据书记会精神学习讨论，统一认识。就这样，常委扩大会后是系总支扩大会，层层统一思想认识。此外，南翔还经常提醒大家不要到外面推广清华的“香肠”（指介绍清华经验），没考虑成熟的不要去说。这说明只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使党内思想活跃，敢于讨论、敢于讲说，思想上没有什么顾忌，相互交流，提高认识，就能达到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工作上不捅娄子。

以上所讲的我们坚持书记会、常委扩大会、各系总支扩大会，从思想政治上统一认识，就是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坚持的民主集中制，这是思想政治上团结一致的组织和制度保证。

干部工作的第三点，如果在干部中发生问题，党委抓得也很紧。有一个干部处理个人问题不妥当，我找他谈话，指出他看了很多书，思想也很活跃，看问题锐敏，但在道德上、组织纪律性上仍有不少问题，要引起注意，否则将来会摔跤的，他认真听了，改正了缺点。过去说清华干部“听话、出活”，也是来之于思想一致。

干部工作的第四点，是经常总结工作。定期总结是干部队伍成长的重要环节，三堡会议就是这样来的。当时每年开干部会，总结过去工作，布置来年工作。刘仁同志还来过一次，他问过是否每年都开，我说是，他说很好。清华干部养成了习惯，写总结报告很容易，大家都能写，并成了一个制度。

干部工作的第五点，是干部比较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南翔经常利用星期天回校和同学座谈，其他党委领导也经常参加学生班会。清华有些学生我叫不出姓名，但相貌上我都还有些印象。在兰州，有的清华同学来看我，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我面熟。

清华领导班子比较勤奋、爱学习、廉洁。1952年底南翔到清华任校长，但还兼着团中央书记职务。那时我在团中央主持办公厅工作，每次开书记会，都是由我直接电话通知南翔和荣高棠。南翔每次来参加会议，身上都背个书包，里边总是装着书，有时间就把书拿出来看。他到学校来工作还是那个老样，经常骑着旧自行车去听课，了解教学情况。他的朴素、好学的作风对清华班子作用很大。南翔特别忙，每晚开会到深夜，第二天凌晨一二点才回家。对工作、对学习一直都抓得很紧。

南翔在坚持充分发扬民主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还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方方面面都能处理好。南翔处理一些事，很有成效。包括对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讲话的理解，南翔说毛主席讲话有的时候是极而言之，要翻译。那时清华接触的是中央，但自己实际又是一个基层，要善于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或者叫做恰当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和组织纪律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我从南翔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对上面下达的东西，也要分析，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准则。艾知生曾对我说，他在广电部，包括在“六四”期间，处理很多事还是从南翔那里学来的。从这里我想到，清华过去工作，凡是政治运动都是从中央那里来的，多数来说，从党委领导思想上是赞成拥护并贯彻执行的。反右倾斗争，中央布置下来，我们也是贯彻的。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南翔比较注意强调防止政策上的简单粗暴，他经常讲：不要简单化。当然政治运动还是扩大化了，如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另外，由于当时中央在办学和教育方面的工作上，具体的东西定得少，清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因此在教学、科研业务工作上一般说比较健康。

【注释】

[1]*时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顾问的刘冰同志应清华大学邀请，第二次在清华大学档案馆谈清华校史，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方惠坚等同志参加，文章由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根据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