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厂址选择上颇费周折。曾选择安宁县县街区的雁塔村为本厂厂址,此处接近矿区,地形宽敞,而且远离昆明市及交通干道,日军空袭危险少。后因建厂要先修筑十余千米公路,且因水源不足而作罢。后设想在安宁县城北,沿螳螂川西岸至温泉地段设置为厂址,遭到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反对。最后才选定了安宁县郎家庄,郎家庄前临滇池出水口的螳螂川,生产生活用水充足;北接滇缅公路及滇越铁路,交通运输便利。遂划定军哨、东山、阿德、檀香菁四区为国营矿区,开采铁矿,供炼铁之用。后来,在1940年年初开始征购土地时,又遇到了困难,当时安宁县地主、业主,借中央政府颁布的《保护土地法》,拒绝厂方征用土地,纷纷上告省政府。云南省政府召开第707次会议,专门讨论征地问题,议决“故此征用,势在必行。惟所征耕地亩数,应饬尽量减少,并从优给价”。在龙云的支持下,安宁县政府颁发了征用土地的464号布告,厂筹委会按当时最高地价,并以银元付给了地款,这才在郎家庄征得土地、荒地、林地700余亩,随即着手办理建厂事宜。
第二,云南钢铁厂在筹建过程中,即遭到日军的破坏。钢铁厂所需设备、器材,均需从国外进口,自越南由滇越铁路输入。然而,1940年10月越南被日军占领后,设备运输路线只好改由缅甸仰光、腊戍,从滇缅公路输入,使得运输线路加长,中转繁复,十分艰难。云南钢铁厂的筹建,竟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曾派出日机3架,飞临安宁上空,对郎家庄进行野蛮的空袭,投弹10枚,并用机关枪扫射。炸死工人2人、重伤2人、轻伤10余人。化验室一角震毁,临时工厂仓库、耐火砖库、技工宿舍、小工宿舍、工人饭厅等处墙壁、屋面、门窗均遭到破坏,全部财产损失约3万元国币,导致工厂筹建工作一度陷入瘫痪。1940年5月11日,连接滇缅公路的进厂公路,开始分段破土动工。1941年8月,滇缅公路开放通车,设备器材通过仰光进口,筹建工作全面恢复和加速。
第三,由于生产上没有吊车和更多的辅助机械设备,浇钢、钢包用人抬,出铁、破碎、搬运几乎全靠手工劳动,料场上的矿石用铲子铲,“鸡公车”推运,劳动强度大,而且一年四季无论白天黑夜、日晒雨淋、酷暑严寒,工人都在露天作业9~12小时,十分辛苦。大量矿石进山,运输十分艰苦和落后,需雇佣马车、牛车拉到草铺街,再装上汽车转运到厂。(www.zuozong.com)
终于,厂房、设备等全部建设安装完成,主要设备有71立方米日产50吨炼铁高炉1座,1吨贝塞麦炼钢炉1座。铁矿主要来自东山、九渡箐、小莺窝等矿山。据1942年4月—1945年1月统计,云南钢铁厂共购入铁矿石29675吨。所需焦炭,主要由宣威、一平浪、可保等煤矿供给;锰矿主要购自玉溪河西和军哨庙儿山;石灰石、白云石均在安宁、武定下亚村、礼义村办购。1943年5月开炉生产。开炉初期工作很顺利,不久就达到日产生铁50吨的设计能力,所产铁的质量很好,硅、硫、磷含量都低,既适用于铸造,也适用于侧吹转炉炼钢。1.5吨转炉也按计划竣工,进行试吹。从此云南省有了高质量生铁,有了少量钢材,基本满足了本省抗战时期工业生产的需要,生铁还可以支援川黔。
1943年7月1日,云南钢铁厂理事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决定,再次改组理事会,并正式成立云南钢铁厂。缪云台任理事长,徐厚学、王怀琛任常务理事,理事有杜殿英(资源委员会工业处长)、恽震(中央电工器材厂总经理)、周仁(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周自新(兵工署五十三厂厂长)。在理事会领导下,云南钢铁厂的建制如下:设正、副厂长各一人,由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严恩棫任厂长,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王之玺任副厂长。厂下设有总务组、工务组、营运组、会计组、炼铁厂、制钢厂、工程师室、专员室。连同家属在内,厂内人口约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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