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复杂性指数的政策建议

1.资源禀赋

一国的出口篮子反映了其真实的要素禀赋以及技术水平。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为代表的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源自生产要素比例差异，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因此一国的出口篮子是该国最具竞争力的产品集合，包含用本国相对富裕的资源生产的产品。而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专业化生产各类产品，消费者对产品种类的偏好推动产业内贸易的发生，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决定其生产具有横向差异化的产品种类的能力。

广义的资源禀赋除了包括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劳动力等要素外，还包括基础设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自然资源是一国的基本生产投入品来源，丰裕的自然资源可以带来大量收入，有助于改善生产能力。但是自然资源丰裕并不一定促进生产能力的提升，因为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吸引资本流向加工业，降低技术积累和人力资本培育的动力（Leamer等，1999）；此外，还可能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不利于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培育竞争力。健全的基础设施能提高信息、物资、资金的流动效率，有利于降低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运营风险，从而积累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技术创新与研发活动，推动产业升级和进步。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是维持一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种投入品，高质量的物质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的培育需要经过长期的积淀，二者相结合构成了一国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前提条件。因此，本书特提出如下假设：

H1a：一国自然资源越丰富，其经济复杂性越低。

H1b：一国物质资本水平与其经济复杂性正相关。

H1c：一国人力资本水平与其经济复杂性正相关。

2.创新能力

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或者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以最大限度地获得超额利润（Schumpeter，1934）。他将创新总结为产品创新、生产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制度创新五类。技术创新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把国际贸易的基础归结为劳动生产率差异带来的生产成本差异，而劳动生产率差异源自技术优势。技术差距贸易理论将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技术差距，技术创新的国家获得新产品垄断地位，由于技术扩散的时滞性，创新国家得以出口具有技术领先的产品（Posner，1961）。类似的，Vernon（1966）将产品技术差距视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动力，新产品首先出口于创新国，国际贸易格局伴随产品与技术的生命周期而变化。技术创新与扩散形成的技术差距决定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利益获取的多少（Krugman，1979）。由资源基础观可知，技术创新可以作为一种无形资源，使得创新能力强的国家通过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等途径提高出口竞争力以及获取更高资本边际收益率，吸引资本流向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进一步提升出口品技术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技术创新能力对于提高出口竞争力更为重要，因为尽管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是受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限制，以及面临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障碍。因此，发展中国家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可以提升吸收国外技术之后的二次创新能力，从而具备为满足国外市场需求所必需的制造和设计能力（刘志彪、张杰，2009）。因此，本书特提出如下假设：(www.zuozong.com)

H2：一国创新能力与其经济复杂性正相关。

3.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

制度质量是一种特殊的环境要素，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来影响一国的经济复杂性，表现在：第一，制度质量影响企业投资的意愿。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弱化企业因投资中间品的生产所带来的套牢问题。制度质量对复杂度低的产品影响不明显，而对高复杂度产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Méon等，2008）。复杂度高的产品需要更多的中间品，其涉及的契约关系也更复杂，提高制度质量有利于保障契约履行、降低违约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复杂度高的产品出口比重随之提高（Berkowitz等，2006；Moenius等，2004），因此制度质量高的国家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复杂性。第二，制度质量影响企业技术选择。企业技术选择会带来生产率差异，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拥有生产复杂产品的比较优势（Acemoglu等，2007），经济复杂性更高。第三，制度质量还会影响产业分工。欠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素质低，契约执行效率低，因而专注于复杂度低的产品，生产能力极为有限；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由于契约执行效率高，专注于复杂度高的产品（Krishna等，2009），生产能力相应更高。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产业内分工的特征是产品在纵向被分解为不同层次，并与不同的技术复杂性相对应。处于较低层次的产品横向差异逐渐减少，生产性资产具有通用性，产品竞争力主要依赖要素价格优势，对由制度所决定的交易成本不敏感，因而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低端的国家经济复杂性低；相反，处于较高层次的产品横向差异逐渐增加，生产性资产具有较高的专用性，更依赖于高质量制度的保障来降低交易成本（戴翔、金碚，2014），因而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高端的国家经济复杂性高。因此，本书特提出如下假设：

H3（a）：一国制度质量在自然资源与经济复杂性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3（b）：一国制度质量在物质资本与经济复杂性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3（c）：一国制度质量在人力资本与经济复杂性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3（d）：一国制度质量在创新能力与经济复杂性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