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心物合一、心理合一、知行合一的方法论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和思考方式。“天人合一的辩证法”乃是《道德经》首章所讨论的对象，就本文所涉及的论题，它委实关切的是“行动”（道）和“范畴”（名）的阴阳合一的辩证法问题。所谓“两者同出”，是言知行同体，浑然同一，皆出乎道；所谓“异名同谓之玄”，是言“阴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犹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二重性乃是“政治经济学理解之枢纽”。然则，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经》和《资本论》的首章，在设计思想上确实具有很大程度的“逻辑同构性”。

以“无”为常，欲以观“运动之妙”。对象规定范围内包含的历史运动是“具体（运动）→抽象（构造）”，构成《道德经》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很显然，“具体存在——抽象存在”在运动结果不可能生成物质上的“心的结构”，而只能是产生出“心”能够把握的认识客体——主体社会。所以，研究对象只能是对象与思维统一的“行动”。全部的过程可以写成这样的历史行动路线：客体（对象）积极融入主体，构造自身为“实践对象”；这就是“主体的创世”。^[49]可在思维看来，这是“客体”被主体所摄入，从而达到的对象根本上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实现的能动结合。继之，以“有”为常，欲以观“构造之徼”。仿造上述说法，研究对象乃是思维（主体）和对象本身的能动结合（思维被对象能动地摄入体内）。亦就是说，借助思维主体，对象变“研究对象”，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创生”。客体变出主体（依靠“客观批判”的行动），主体变出思维，对象变出研究对象，从而思维世界的规定（和客观世界契合的思想系统）才真正成行。作为行成系统，它试图主宰世界的运行，进而生成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生相克”的实践张力，但也同时衍生了客观历史世界的生生不息和无穷的知识图像。这个对象始终是这个实践的对象，所以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实践本身。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综述王阳明学说中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它不是一个逻辑知识的描述，却是对“思维的统一结构”的一个描绘。把“主体社会”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上的对象（即“思维之象”）来确定和把握，这是王阳明超出朱熹的地方。故此，在对象的演化路线上，王阳明肯定的是“自然之物”转向“社会之物”。“‘物’也不再是简单外在于知觉心的具体事物，而是相对于道德本心，是与人的道德实践相即不离的意向性存在，皆称其为‘物’。由此心物关系从人们日常习惯理解的认知关系转变为‘心’对‘物’之存在意义不断开显的意义结构。”^[50]“阳明提出或建立‘心外无物’的原理，概括地说，通过三个环节作为中介，一是以物指事；二是从心上说事，即从主体方面定义事；三是通过意与物的关系建构起心外无物的心物论。”^[51]所谓“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的心学所着力打造的就是“意之所在便是物”（物即是事）的哲学出发点，使之化为心的材料，但王阳明不否认外在具体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心外无物”并非一个认识论命题，而是具有内涵丰富深刻的实践论命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阳明侧重从心上说物，声称‘心外无物’。于是，心也就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能不离所，所不离能，即能即所，能所互生，心物也就在这一循环结构中相互争斗相互转让而复生了。”^[52]

从“物的科学”对“事的科学”转化为起步，王阳明主张的认识论是迥异于自然科学的。这样，在王阳明看来，“心物合一”乃是社会科学的直接出发点，心物合一就是生产关系的“中国表达”（思维形式I）。“心”是统一的中国主体社会的思维范畴。“这里的‘物’主要指‘事’，即构成人类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道德活动、教育活动等等。”^[53]“大体说来，王阳明论心物关系有三个层次：一是心物循环论，将一切有关心物关系的‘自然观点’悬置；二是行为工夫论，以事为物，消心物于不‘积’之实行；三是生存本体论，于‘感应之几’处为前二说建立最后之根基。无疑，在这三层次中，生存本体是根，无它即无前二者。但行为工夫却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即讲学目的之所在，因而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了。”^[54]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由物演（行动）通达心演（图式），但同时保证了“心外无物”，所以心物必须合一，这从行动本位上规范了存在范畴——它们是历史的“运动的合一”。

桥梁就是“感通”。既无离心之物，也无离物之心，训物为“事”，那“意之所在”背后立着的便是心的实践范畴了。在研究对象层次，“心”从“心物合一”关系中独立出来，成为天人合一的单独化的主体抽象表达形式，因为心不独是理的规定性（理是心的实体），按生成规定看，心是道和德的统一，是象的具象形式。物是行动的形象，心是思维（象的思维结构）的具象，至此，心理合一乃成为官僚社会历史形态的“思维表征”（思维形式II）。中国是“认识之成”的大国，而始能实现历史大治。^[55]王阳明心学的理论奥妙就在于对行动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证统一，它是对研究对象范畴的逻辑规范。真正的象是在社会再生产中提取出来的；它在思维上是客观的、总体的。^[56]这样才有意义和行动的生发，故而“在王阳明哲学中，心具有本体的地位，是价值的最终源头和存有论的最终依据”。所谓“心宰义”，即是说“阳明以心即理为宗旨时，他把朱子外在的天理标准转化为人人同具的良知”^[57]。相应，王阳明心学理论——本质上是儒学社会理论——在使命上即是重建“阴阳”，实现了阴阳结构内“无”和“有”以及“抽象”和“具体”范畴（分别代表行动主义和思维科学）的“历史对话”。(www.zuozong.com)

王阳明从“万物一体”中取象，复归于“格者”（这导致王阳明以“正”训格），而又通过“心即理”进行思维的中介，直至通达“致良知”行动。这样，就完成了以再造秩序为己任的“批判的知识理论”。“就王阳明对《大学》‘八目’的知行分殊来看，王阳明将知行关系收摄为‘致良知’，以向内体认良知天理的‘致吾心之良知’为致知，以向外推扩良知天理的‘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为格物，以由内而外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为力行，力行践履的（主体）修养工夫贯穿格物致知的始终。”这是从完善主体的角度进行的知识生产创设。因此，“王阳明在格物致知中提倡的方法是由体悟良知本体的心体澄明，达到人情练达的世事洞明”^[58]。其守卫“认识”的地方在于强调“知即行”（知行合一可看作与上述对应的“思维形式III”），成功地把无到有的生成运动反转为有生无的认识行动，从而也就完成了对知识范畴进行的行动规范。

根据以上综述，王阳明的学说事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第一，从与现代知识论接通的层面看，思维形式III是其体系的战略制高点，并且也是王阳明本人所热衷的“立言主旨”；第二，从与思维科学的可契合之处看，王阳明的体系精粹是思维形式II，因为它是和“天人合一”直接贯通的，也符合马克思抽象力的理论诉求；第三，从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对接之点看，就毫无疑问地要首推“心物合一”的假说了，因为思维形式I背后隐藏了中国的唯物主义的实质。本文更多是将思维形式II和思维形式III结合起来加以考量的，因为这尤其突显了王阳明和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上的历史继承关系——从中国角度，又在《道德经》和《资本论》之间搭建了可以信赖的逻辑联系。它表明思维科学一直是存在的，并在人类文明的总体建构秩序中以一个确定的方向在向前发展着，《资本论》委实是它的一次总体建构的成功！《道德经》是伟大的“第一次成功尝试”，王阳明心学继之作为“第二次成功尝试”；两次成功的尝试可以说为《资本论》提供最为扎实的历史文献根据，打下了思想根基。结合以上提及的三位伟大作家的著述，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得以具象化，“它的完整含义包括：历史知识和历史支架；逻辑架构及其衍生的‘思维支架’作用；语言工具和认识支架”^[59]。可以图像为如下逻辑之机理构造：

图2　思维科学——思维形式的运动和构造：对象·研究对象·知识逻辑^[60]

所谓“思维科学”，在于肯定思维形式的客观总体性，揭示的就是思维的一般法则和一般规律。图中，居中的图形的“无”由左方的行程所规定，“有”由右方的行程所表现。在对象层面，思维范畴“抽象和具体”与存在（规定）统辖的“无”和“有”范畴对应；实际上在思维运动上，是以“无”规定“具体运动”，相应以“有”规定“抽象构造”。在王阳明体系中得到确认的则是“心物合一”，它们行动一体，故而“心外无物”，从中得到抽象思索的思维形式结晶——“心即物”。在研究对象层面，思维范畴“抽象和具体”与阴阳（规定）统辖的“抽象”和“具体”范畴直接对应，实现了人类思维上的对“天人合一”的知识内敛。在知识逻辑层面，思维范畴“抽象和具体”与批判（规定）统辖的“行”和“知”对应，从而“批判的知识理论”将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变为可操作的“逻辑的知识”，即和形式逻辑构造对应的知识形式范畴（概念）。概言之，上图展示思维科学的内部秩序性，盖由“阴阳”统率，产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运动复归——运动不断重新出发、构造不断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