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诠释王阳明一生经历和学说体系的一个理解上的制高点。我们从对这一“理解高点”进行思想领域的学理化阐释开始，但它往往被涂抹上“神秘性”，就连王阳明本人也毫不例外地在不同场合被蒙上学术尘垢。因为王阳明未被作为实践家、行动者，而被直接归为“哲学家”。“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以哲解道、以哲解儒的通行流弊。[9]然则，王阳明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解释是“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10]此是行动路线，强调“行是知的工夫”；人心，主观之谓也，道心，客观之谓也，此主客观统一的行动诉求。王阳明把之作为“圣人之学”的“心学”，视以上十六字为“心学之源”。
又《徐爱跋》有曰：“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可去“旧说”之溺惑，劝导亲身之实践，“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的工夫’，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11]活脱脱地把“行是知的工夫”给淋漓尽致化了。在儒家的体系内，所谓“格物”、“明善”、“穷理”、“道问学”（即读书）、“博文”、“惟精”，皆可看成一脉相承的“行动”（探求的行动）；而“诚意”、“诚身”、“尽性”、“尊德性”、“约礼”、“惟一”，皆可看成“知识”（是什么的“知识规范”）。由此，在认识观与知识生产上，可媲美于《资本论》“批判是抽象的工夫”的路线。反过来，如果以行动主义路线——王阳明给出的最好的答案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握知识系统中的“抽象”和“具体”关系，则形式逻辑的概念运动的假象就会被有效解除，因为“抽象”之于“具体”的实践化路线恰恰是批判的规定性，而不是知识解释的规定性。例如著名的价值和价格关系，中间的理解必须加上一个“批判行动”：从“批判的知识理论”的构造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从而价值就意味着批判行动的开始，而到了价格这个地方，“价值（形式）”（价值体）的总概念在意义上才能够通达透明，完全为读者所掌握。实际上，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十章想要表达的结论：“很清楚，价值的概念在这里完全消失了。”[12]于是，“所有这些经验，都证实了由于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颠倒的形式而引起的假象，好像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工资，或工资加上利润。只要在工资上产生了这样的假象，似乎劳动的价格和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一致的，那么，不言而喻，就利润和地租来说，这样的假象也会产生。因此，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即它们的货币表现的调节，就必然和劳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关”[13]。但是，“一句话，竞争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价，它被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竞争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而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14]。从中能够真正发掘出的规定，就是“价值行动”，换言之，行动促使了知识的生产——从“行之始”到“知之成”。
这种行动本位的知识生产所贯彻者，其实就是“社会主观批判”。它把知识系统看作经由“批判行动”的生成，从而在构造上，必须取“实践化路线”。整体看，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线，来安排理论建构与知识生产的动因所在，因为为了消除“知识自足性”的状态，必须以彻底的行动路线来撬动，在工作上必须倚仗“行动本位”（对应今天我们所说的“实践工作本位”）。行动是批判的始源规定。王阳明在知识生产上所抓住的恰好是这个“始源的规定”。然则，王阳明之被误识为“中国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在于认为“王守仁否认事物的客观性，反对探求事物的客观规律，专讲反省内求，主张‘向内寻求’，‘从自己心上体认’”。[15]其实，这应该算是一个莫大的误会。王阳明并不主张“存在即是被主观所感知”，而试图去否认事物存在的客观性，即王阳明这里并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路线斗争的问题，而只是从行动主义的角度或者说认知路线上，去把握与诠释“心”的范畴及其全体规定性。因为旧的唯物主义普遍坚持包括人的所有存在都源生或决定于一定的“必然性存在”（神秘的物），如日、月、水、火等等（典型的如中国五行）。但是人性不同物性，于是为了阐述人性，必须对照“人”来设计设定物，赋予物一定的人性内涵，进而通过“唯心设定的物性”来解释人性（如理学的格“物”的事理说），因此陷入唯心主义。[16]但这种设定行动在历史发展的局限条件下，也只有唯心主义才能做到如此。“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7](www.zuozong.com)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他的“行”是实践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活动”，一生做了三件大事情：“立言”、“立德”、“立功”，可以说，王阳明是时代的践行者。关于理论研究行为，也需要看到它的时代的进步性和必然性，即“王阳明不仅看到了明朝的学术弊端，而且要积极地克服这种弊端。他对战国时期的孟子、南宋的陆九渊、朱熹等人的学说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对他们的学说进行了批判的吸收。孟子、陆九渊、朱熹都是儒学的圣人，是王阳明的榜样，也是王阳明需要超越的对象”[18]。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体识：王阳明所指的心恰恰不是主观意识取向（这仅仅是它的行动的规定），它的客观的象，恰恰是王阳明自己所说的“盖圣人之学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从而，这个心是从“行”当中提炼出来的“圣人之心”——期望人人成为“圣人”的行动之决心！而所谓“心学何由而复明乎！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而在行动路线上，它强调的是“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别、序、信乎？吾心未尽也”[19]。这恰恰应验了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的理论是否“唯心”的判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0]
从上述判断出发，我们有理由认为，王阳明不独是行动主义者，不独是按照现代标准看待的“唯心主义者”，而是两者的有机合成。如果说中国的唯物主义，是在行动主义的历史地基生长起来的，那么，以现代视域作为考察标准与要求的“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的产生，亦同样如此。同时，应当注意到，王阳明的学说恰恰体现行动主义之于唯心主义的“掌控性”，因为与黑格尔不同，他绝没有陷入“思维的神秘”，相反，尤其注重“思想高地”（对象规定的思维形式）的工作发掘与阐述，从而为可能的“社会唯物主义”建构铺平了中国方向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王阳明自己说得更加清楚：“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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