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改革的研究

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首先从所有制着手开始变革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国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已占据主体地位，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始终存在较大争议。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所有制形式改革入手，逐渐形成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面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三位老一辈经济学家对所有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涉及生产关系与所有制的相互关系、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方面。

孙冶方着重强调了所有制问题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所有制问题是生产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不同社会关系下有着不同的形式，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不同意在生产关系之外研究所有制问题”^[22]。对此，他对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进行了批判，肯定了斯大林提出的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但不同意斯大林将所有制关系独立出来同生产和分配关系并列的处理方法，认为这是脱离生产关系去研究所有制问题，是一种形而上学。我国的生产关系变革正是存在这种孤立地单纯改变所有制关系的做法，孙冶方指出，“这种认为公有制规模越大——不管生产力水平和实际生产关系如何——社会主义就越完善，只要不断在所有制的法律规定上不断升级，就可以飞速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观点，是一种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23]。

于光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得以不断发展，它的主体地位得以不断加强”^[24]。他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在于生产资料不是一般的公有，而是全社会的公共所有。这一“基本性质是处在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之中。成熟的进程，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是相吻合的；成熟的程度，则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及生产社会化水平决定的。衡量它的成熟程度的标准，不是所谓‘一大二公’；它由不成熟到成熟，也不是靠人为地搞‘一大二公’所能实现的”^[25]。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在其基本性质成熟过程中不断演化，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于光远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主要是通过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26]。(www.zuozong.com)

薛暮桥进一步指出推进公有制具体形式发展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应当完善经济结构和经营管理，使国营经济更加壮大，充分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农村则应当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分工协作，促进大规模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形成多样的完善的合作经济。这将促进工农、城乡的结构变化，缩小二元差别，推动生产建立在社会化的物质基础上。基于对商品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的认识，薛暮桥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是一个客观事实，应当承认这一现实，从实际出发，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商品经济。他主张“使国有经济（中央和省市县公有制）保持主导地位，城乡集体经济成为国有经济的强有力的助手，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成为必要的补充”^[27]。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问题上，于光远认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成分必然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起助手和补充的作用，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起破坏和损害的作用”^[28]。他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由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因此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下的存在和适当发展，看作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所有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东西”^[29]。非公有制经济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三位老一辈经济学家关于所有制改革的经济思想，促进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解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且有效解决了80年代初我国面临的2000多万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以及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问题等具体问题。正是基于对所有制问题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问题的正确认识，我国逐渐探索建立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