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年产业结构演变及趋势

产业结构，又称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是在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社会产品结构状况。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也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对产业结构变化的要求。一国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也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演进，特别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结构加速转换的特征更为明显。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我国和贸易强国差距的原因。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的演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制度变迁的双轮驱动下，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的演进明显趋向高度化，而且呈现出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化和技术集约化等基本特征，产业结构不断向合理化的方向转变。

1.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重构的机遇，全方位集聚国际要素，努力融入全球经济，加速产业规模发展，取得了4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体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有百余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00 309.5亿元，是1978年的246.65倍(1978年GDP为3650.2亿元)。1978年以来，我国产业规模迅速增大，国民经济各产业获得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第二、第三产业，增长非常迅速。1978—2018年，第二产业从1 736亿元增长到366 000.9亿元，增长了209.83倍。从轻重工业发展情况看，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轻工业发展速度整体上大于重工业发展速度，该时期，轻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4%，大于重工业13.7%的年均增长速度。从1999年开始，轻重工业发展速度发生逆转，重工业整体发展速度大于轻工业整体发展速度。第三产业从1978年的895.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469 574.6亿元，增长了523.2倍。而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弱于第二、第三产业，1978—2018年，其产值从1 018.4亿元增长到64 734亿元，增长了62.56倍。

2.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三大产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图5-12显示了我国1978—2018年三次产业结构的构成情况及其变动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图5-12　1978—2018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

(1) 从总体上看，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28.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当时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力得到很大释放，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增，最高达到33.4%。由于制度性释放劳动生产力是一次性的，因此，从1983年起，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逐年递减，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该比重呈明显下降的趋势，到2018年，中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7.19%，降幅非常明显。

图5-13　1978—2018年农林牧渔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

从第一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来看，其总体趋势是农业比重逐年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稳定，而牧业和渔业比重则呈上升的趋势。由图5-13可知，农业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虽然呈递减趋势，但始终在第一产业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1978年农业占第一产业比重的79.99%，远远超过林业、渔业和牧业的总和，至2018年，该比重下降为54.11%，仍占据了第一产业一半以上的产值。改革开放以来，林业稳定发展，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变化不大，1978—2018年在3.44%—5.21%波动。牧业和渔业在1978年以后得到较大的发展。1978年，牧业仅占第一产业的14.98%，之后迅速发展，最高时达到35.49%。渔业占第一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1.58上升到2018年的10.68%。牧业和渔业迅速发展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肉类、禽类产品和水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二是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农产品逐渐进入国际市场，随着肉类、禽类和水产品出口的不断扩大，显著地刺激了牧业和渔业的发展。

(2) 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总体没有发生大幅变化。1978—2018年，我国第二产业总产值从1 736亿元增加到366 000.9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不大，一直稳定在40%—50%，在GDP结构中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1978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为47.9%，之后上升到1980年的48.2%，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呈逐年递减的趋势，至1990年该比重下降至41.3%，至2008年再次回升到47.5%，2009年以后呈小幅下跌趋势，至2018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0.7%。

从第二产业的轻重比例变化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工业结构逐渐呈现重工业化的趋势。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采取扶持轻工业发展的政策，使得轻工业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发展，其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改善了原本失衡的轻重工业比例，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趋向合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轻、重工业保持基本平衡的发展态势，到1990年轻工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接近50%。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工业结构开始又出现较为明显的重工业化趋势，1998年，我国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已接近60%。这主要是因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刺激了以家用电器为核心的机电工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颈制约下推动起来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了基础工业的发展。^[8]进入21世纪，我国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重工业在第二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越来越大，重工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从第二产业的行业构成变化来看，我国工业结构呈现高加工化和技术集约化等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般加工业制造业的比重相对稳定或略有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则得到快速发展。如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降幅较大，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增幅明显。201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32.9%。随着钢铁、纺织、建材等传统原材料和加工工业的逐渐压缩，以电力、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工业的明显加强，以及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传统的行业生产格局不断被打破，先进的技术和装备也不断提供给其他行业和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日益重视，我国第三产业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第三产业发展增长速度呈现前期峰谷交替，后期平缓的态势。以1991年为界，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从1978—1991年这段时期属于我国第三产业恢复性发展阶段。在该阶段，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传统服务业的带动，虽然发展迅速，但属于粗放式的发展，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影响不大。其二，1992年至今，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有所改善。从图5-14可知，1978—1983年，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1983年以后呈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1991年。1985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起，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出现小幅波动，但总体是上升的。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2.2个百分点；2018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一半，达52.2%。1978—201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结构由28.2∶47.9∶23.9变为7.2∶40.6∶52.2，就业结构由70.5∶17.3∶12.2变为26.1:27.6:46.3。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了28.3个百分点，就业比重提高了34.1个百分点。

图5-14　1978—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变化(www.zuozong.com)

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如商业、餐饮、交通运输、邮电等。之后，在传统服务业继续发展的同时，新兴服务行业，包括金融、咨询、科技服务、教育、文化、旅游等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78—2018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总体呈递减趋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降幅较大，从20.11%下降至8.64%。批发和零售业的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也有一定的下降，1978年批发和零售业在第三产业中占26.77%，1982年下降至14.12%，从1982年之后的6年里，批发和零售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至1988年高达31.28%，之后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8年该比重为17.93%。住宿和餐饮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从1994年以来逐年下降，从6.03%下降至2018年的3.41%。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房地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8.83%上升至2018年的12.74%；金融业在1978—2018年发展较快，呈波浪式上升的趋势，其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从8.45%上升至14.72%。

(二) 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中国产业结构发展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并不乐观，现阶段产业结构仍存在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型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

从第一产业看，由于农业生产技术改进不大，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平低下，很多耕地依然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自然力为主要动力；农业就业人口众多，但农业技术人员却占很低的比例，导致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低下，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农业技术成果转化率高达70%—80%；此外，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农产品结构却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和城乡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

从第二产业来看，其矛盾也十分突出。首先，高技术含量产品稀缺，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对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日益扩大，然而，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不高，高附加值产品较少，不仅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导致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同时产品亦缺乏竞争力，企业无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其次，缺乏规模较大的企业，很难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我国前100家最大工业公司占工业总资产的比重为25%，而英、美等发达国家则占50%以上。此外，我国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严重。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造成产能过剩。近年来，在我国工业经济领域的多个行业中，持续蔓延且加深的产能过剩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之“殇”，造成市场恶性竞争加剧、行业亏损面扩大、能源资源瓶颈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危及产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

从第三产业看，我国第三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也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我国产业发展滞后，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仍然较大，占35%以上，而新兴服务业，如金融、设计、科研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水平则偏低，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也较低，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需要高端人才支撑发展，而目前我国在人才培养和人才储备方面都比较欠缺，尚不具备大规模发展高端人才的基础条件，在客观上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很多第三产业是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目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这也是第三产业滞后的原因之一。

2.产业分工深化、细化和融合的不足，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矛盾在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如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工业发展尚未摆脱高污染、高能耗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服务业发展滞后，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不发达。但目前我国产业结构的主要矛盾已由部门之间的不协调转向产业分工深化、细化和融合不足，研究开发、品牌培育、专业化分工等关键环节滞后，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现代装备制造业落后，关键产业空心化明显，制造业大而不强，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虽然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有较快增长，但多采取贴牌生产，仅仅是承担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产品附加值极低，即所谓“中国制造”，主要还停留在低技术水平层次上的组装业上。^[9] 国内产业固化在一般加工制造和组装环节，而品牌、研发、设计等附加值高端的环节却过度依赖外资，造成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中低档产品市场供过于求，而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却严重短缺，且要依赖进口，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此外，由于加工贸易和低层次的一般贸易比重过高，又导致贸易摩擦加剧。制造业大而不强是我国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

3.产业空间结构失衡

众所周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产业转移则是实现产业空间分工布局的重要途径。当前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就是全球价值链分工。GVC分工通过把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工序分工和价值链环节的全球分散布局有效地结合起来，以有效整合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提升竞争优势。以往，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将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整体转移到其他国家，GVC分工出现后，则将GVC中的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出去，保留产品价值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在这一轮产业结构重构的机遇下，中国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GVC分工，获得了40年经济连续增长的奇迹。但是，由于中国主要是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参与GVC分工的，因此，虽然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很多弊端：

(1) GVC分工导致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制造化。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中国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代工发展模式，中国承接着GVC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或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结合环节。以这种方式参与GVC分工，不仅使得加工贸易比例过高，而且由于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使得中国产业发展路径呈现出加工业制造化的倾向，导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畸形产业结构，不仅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且对国际市场和技术存在很大的依赖性，极大地抑制了中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2) GVC分工使得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象进一步恶化。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有制度性的原因，但与GVC分工也有密切的联系。在GVC分工模式下，中国产业引入的主体是生产加工企业，而承接服务业转移较少。一方面，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从原先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行业内部不同产品的分工，进而深化到同一产品不同环节或工序的分工。与之相适应，国际产业转移也从产业空间转移发展到产品空间转移，进而再到不同价值链环节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把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渠道等高端环节则留在本国，导致承接GVC模式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加工能力不断增强而服务能力则越发弱化，反映在产业上就是产业结构制造化日益明显，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日益严重。中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大量外资涌入中国，然而，中国吸收的外资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服务业引进外资的比例比较低。1990年以来，第二产业始终是外资进入的主要选择，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二产业吸引外资的比例高达70%以上，而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占工业总体的九成以上。这也印证了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来参与本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事实，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GVC分工模式阻断了我国服务能力的内生成长。^[10] 在正常情况下，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间服务需求被衍生出来，从而推动服务业的不断成长。但是，由于在GVC分工模式的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对产业的控制以及防止技术外溢，只转移第二产业中附加值低的加工装配环节，对于技术水平较高的环节，如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及第三产业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如研发、设计、品牌、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的环节则仍由跨国公司所在的母国所掌握。由于在价值链上越是低层级的分工环节，对中间性服务的需求越少，产业技术的前后向联系效应越弱，因此，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中国制造业成长的内生生产性服务需求通过跨公司在母国的相关服务业提供来满足，这就阻断了我国服务能力的内生成长，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进而阻断了各产业互动成长的路径。

(3) GVC分工模式加剧了我国对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的依赖，割裂了国内产业关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的涌入，中国逐渐形成了外资GVC分工主导的国际代工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我国大规模融入GVC低端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形成“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两头在外”的实质是产品价值链的高端在外，即市场和技术在外。在这种模式下，国内生产商必须按照主导厂商的要求和国外市场的需求进行生产，为达到国外的标准，国内厂商只能引进发达国家的装备和技术，这必然会挤占国内装备工业的市场和发展空间，造成国内装备工业不仅失去了其赖以支撑的市场基础，而且也失去了技术赶超的机会，最终导致对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的高度依赖，抑制了本土先进技术装备制造业和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中国国内产业关联的有效循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