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商。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到清朝中期，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年)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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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票号——日
昌
嘉庆年间，在平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立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经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履泰被调回平遥总号任总经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年)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记
日昇昌票号成立后，首创了异地汇兑业务，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山西票号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金融资本。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的就有43家，遍布全国各大商埠，并在韩国、朝鲜、日本也设立了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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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一方面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还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晋商代表——乔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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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取信 以义泽利
做生意、开票号，无疑是为了赢利、赚钱、增殖资本。晋商当然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晋商始终坚持并严守诚笃与信义的行为准则，绝不蒙虚欺诈、巧取豪夺、以邻为壑、背信弃义。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义利互惠和义利相促，而绝不舍义取利，更不唯利是图。
晋商训道中有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便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在遍布全国乃至境外的诸多晋商店铺中，大都书有类似“贵忠诚，鄙利已，奉博爱，举善事”“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的警言，用以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重信义，除虚伪，倡仁智，守良规”，都要“重廉耻而惜体面”，都要“利以义制、商以德驭”，都要“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在晋商中，宁可亏血本，也要守信誉；一诺千金，终生不渝；爷辈欠债、孙辈偿还的事例，屡见不鲜。“晋商笃守信用”这句梁启超曾经说过的话，的确揭示了晋商获得成功的一大法宝，并为世人所公认。其实，商界崇敬关公、奉关公为财神，就是滥觞于晋商。这除关公是山西人外，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关公乃为耿忠和信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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