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的界定及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美国著名哲学家及教育学家杜威认为:“概念是理智的工具,运用它可以把感觉和回忆的材料集中起来,以便澄清含糊的事实,使看起来似乎是混乱的东西变得有秩序,使不连续的零碎的东西统一起来。”^[3]卡尔·曼海姆则指出:“同一术语或同一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境势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4]因此,对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或术语进行界定,是明晰问题、进行研究的前提。本研究是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校外语教育发展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就本研究情境下的高等学校外语教学与教育进行界定。

一、高等院校

高等院校,顾名思义,是指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没有“高等院校”条目,而有“高等教育”条目；此条目对“高等教育”的解释使用了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洲召开的44个国家参加的高教会议对高等教育的界定:“高等教育是指大学、文学院、理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等机构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教育而言……”^[5]从该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高等院校”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含各种类型的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美国学者奈勒（Naylor）也从机构出发来界定“高等教育”的内涵,他认为,“高等教育”是指正规招生的学院和大学。自18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就专指完成中学准备课程后所进行的大专院校正规学习。^[6]而《世界高等教育宣言》也是从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的角度来界定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是“由大学或由国家主管当局批准为高等院校的其他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类中学后的学习、培训或研究培训”^[7]。可见,高等院校是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其内涵和类型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提供着具有不同内涵的高等教育。在所有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中,大学是最为经典和最具代表性的高等院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面对高等教育扩张而带来的各种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为了构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国家对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科学指导和评估。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委员会于1973年在对美国高等院校进行了第一次分类,之后根据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分别在1976年、1984年、1990年、2000年及2005年对分类进行了修订,确保分类能更好地说明复杂及多样化的美国高等院校。以下根据2000年卡内基的分类,对美国高等院校的类别及数量分布进行说明,见表1-1（每类学校的具体认定标准见附录1）。

表1-1　2000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类别及分布^[8]

（续表）(www.zuozong.com)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高等院校复杂多样。为了强调高等院校所从事的高等教育的“高等”“高层次”“专门化”,也为了给我国高等院校提供较为适切的借鉴,本研究主要研究四年制及以上的、有资格授予学士学位的高等院校,包含综合性和专业型的高等院校（在第四章高等院校语种的总调查数据中,包含了极少量的两年制授予副学士学位的社区学院）。为行文的方便,本书把“高等院校”简称为“高校”。

二、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

外语教学无论是作为学术概念还是日常生活用语,都广为人们所熟悉,因此人们容易将外语教学和外语教育混为一谈。例如,付克著的《中国外语教育史》中,“外语教育”与“外语教学”经常混用,作者未对它们加以区分；刘润清、吴一安等著的《中国英语教育研究》,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教学研究的著作。从理论上讲,外语教学和外语教育应属于不同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应将两者加以区分。外语教学是指施教者通过各种手段、方法、措施和设备使受教育者学会母语以外的某种语言的过程。从基本内涵来看,外语教学研究的主要是教学法。外语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语言错误的分析,语言测试,多媒体教学等,尽管也涉及语言学习的心理和目的语的社会文化,但主要目的是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益。外语教学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开创发展至今,语言本身的研究仍然占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应用基本局限于语言教学的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对影响外国语言学习更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关注较少。著名语言教学理论家威多森认为,语言教学是在“教学原则指导下解决问题的职业活动”^[9]。外语教学一方面是一个提高学习外语效率的活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研究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效果的理论探索过程。正如威多森所认为的,“教学的成功在于理论的正确指导,在于教师采用与理论相适应的教学手段,并根据特定学生群体具体情况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教学的过程既是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对教学理论的实践过程和教师提高讲授能力的过程”。^[10]大量的关于外语教学方法与流派的著作都对外语教学的内涵做了如此规定。外语教学领域里,语言被看作是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外语教学的宗旨就是如何使外语学习者最有效地使用这一工具。外语教学往往只是涉及教学过程的技术和技巧,最佳效果是外语教学的最高原则。

外语教育则不同,正如蔡永良在《美国的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一书中把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做的界定,语言教学无论是定义还是内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均体现了集中于教学法这一较为狭窄的范围内的基本特征；语言教育则不然,它所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其内涵和外延与语言教学都有很大的差异。^[11]外语教育与外语教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同样有差异。在外语教育领域,一门外语的教与学并不只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更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政策等大的宏观方面。外语教学往往更多关注教学方法和策略等微观教学层面。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只是交流的工具,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外语教育则是一个国家语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教育中的语言被看做某种文化的认同,是某一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托夫·斯古特纳伯—康格斯十分关注语言教育问题。她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但这一工具并非语言教学话语中的交际工具,而是人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改革世界、创造世界的工具。语言中的词汇就像人们脑海里的一系列挂衣钩子,他们把所习得、继承、创造、接受的理念和思想挂在上面,储存在大脑里面,然后整合那些理念和思想,并赋予语言整体意义的架构。语言帮助人们反映、记忆、再造意义,从而使他们能够把握存在的意义,并参与、改变、创造存在。^[12]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语言与思维的另一种解读。最早论述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的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13]语言教育并非科学中性的,后现代语言学家的批判语言学对此有很多的论述。如在《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罗伯特·菲尔普森详细论述了英语作为外语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各级教学机构所带来的种种问题。^[14]

因此,外语教育包含外语教学,它们之间的区别更多的在于理念与政策方面。在实践中,无论外语教学还是外语教育都是一种有别于母语的施教过程,但其措施和目的不一样:外语教学关注的是语言技巧的获得,而外语教育则更多地涉及外语教育政策、语种选择、外语课程设置以及文化影响等方面,更多地关注语言选择等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宏观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