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组织的大量出现是城市近代化一个重要特点。市民组织是在近代思潮的影响下，在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必须经过一个从传统非政府群体向近代组织的变化。近代的社会团体是市民组织的主要形式，它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下的社会转型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南京是民国肇始及定都地，得民主化风气之先，民众团体得相当发展。如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制订的“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中规定：“确定民众运动，必须以人民在社会生存上之需要为出发点，而造成有组织之人民，所有人民团体以自动组织为原则”。至1931年5月，国民党三届中央第一次临时全会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规定：“劳资双方，应本协调互利原则，发展生产事业，对于劳资两方之保护，无所偏倚”。并将该条确定为国民生计根本政策之一，以便谋求“农村与城市中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据调查，战前南京民众团体的数量日益增长。（见表9-11）在此背景下，劳资纠纷以浴堂业占第一位，次为码头业。全市浴堂共85家，“因多无巨大资本，故经济基础极不稳固，一旦营业失败则纠纷之多不言而喻”。期间最大一起纠纷，是大同面粉公司与东南水陆码头运送业工会会员83人，为搬运货物发生争执持续209天。
表9-11 南京市民众团体（1936年6月调查）
不难发现，抗战前江南公司经营六年中，并未发生罢工潮，主要是因为“职工及待遇，公司战前本有良好之规定”，并对全体职工有年终双月薪。但至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由于国内爆发内战，物价暴涨，一些商人囤积居奇，南京市场上一片混乱，到处抢购，特别是各粮店均无大米出售，人心惶惶。当时有人把法币贬值做形象化的分析，以100元法币的购买力为例：1937年买两头黄牛，1939年买一头猪，1943年买一只鸡，1945年买两只鸡蛋，到1947年只能买到一个煤球。由此，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商办汽车公司受害尤深。此时，汽车配件、燃润油料、轮胎等大多依靠进口，外汇因国内货币贬值而不断上涨。即作为汽车行驶材料的油料、轮胎及五金材料等大幅度涨价。（见表9-12）
表9-12 南京市材料油胎逐月价值比较表（1946—1947年）
虽当时政府为饰门面，对公共汽车事业订有部分官价外汇配额，但为数甚微，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汽车公司绝大部分润燃料、零配件不得不购之于黑市，开支激增。而各商营汽车公司唯一经济来源为客票收入，运价由主管当局决定，根本无法跟上狂涨的物价。虽从抗战胜利至解放前夕，运价曾先后调整约36次，但每次调整的票价需经主管机关批准，公文往来需一定时间，特别是1948年8月法币改为金圆券后，物价如脱缰之马，而运价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商营汽车公司收支严重失调，亏损巨大。如江南公司复员初，办理京沪铁路旅客特约车，由建康路至下关火车站全程11.5公里，当时每张票价600元，汽车每加仑1300元。从建康路至下关火车站一个单程的汽油消耗费相当于两张车票的票款，公司确有利润。但从1946年8月至1947年12月一年多时间内，汽车燃油价增加31倍，票价仅增4倍。以后物价更是一日数涨，更加无法控制，各汽车公司的票款收入，不足汽车消耗价值的一半，已到山穷水尽之地。即因“近来物价逐渐高涨，轮胎五金器材之增涨率尤钜，而每次票价之调整，则均与物价之增涨有距离”，故当时江南公司收入“虽勉敷支出及负担偿还银行之贷款，但因所用材料，大都系以前陆续购存之料，未照现值计算之故，此为公司营业勉能维持之原因也。最近管制外汇新办法公布后，汽油轮胎器材等价均突涨，收支距离又将增钜”。
与此同时，法币大幅贬值使汽车运输业的职工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如至1947年江南公司职工们每月辛勤劳动，却因法币日跌，工资到手仍不能维持一饱。工人们团结起来，首先成立一个“外勤员司联谊会”，选驾驶员朱宴清为主任委员，售票员董义为秘书。“联谊会”成立后，就向公司交涉，要求公司承认这一组织。公司管理方针是不容许职工有组织，但知道这个组织有力量，只得权宜承认下来。是年4月间，江南公司职工迫于生计，有一部分人以怠工形式要求增加工资，并将不合理待遇向报社写信揭发。4月2日至19日，《新民报》连续发表《让他吃饱》《他们为什么怠工？》《售票员的陈诉》《被剥削者呐喊》等文章，披露“外表漂亮美观的江南汽车公司，职工们却过着困苦生活”的情况，对公司当局震动很大。为缓和职工的情绪，公司对外勤人员发放津贴和粗呢子号衣，出车司机按里程计发“路码贴”，售票员根据卖票多少计发“票贴”，对领班等人分别发给“暗贴”（不公开数目的津贴），而修理汽车的内勤工人则无“贴”。由此，地下党员根据修车厂工人的要求，发动改善待遇的斗争。即开始贴标语“工友们醒醒吧、要求公司给碗饭吃”、“物价天天涨，工资如冻冰”、“为谁辛苦为谁忙、一人工作全家担心”等标语。第二天早晨，上班的工人看到标语，郁结在心里的怒火终于爆发。大家在议论着，都不干活。这时公司总经理、厂长、科长、总领班等人急忙赶来，派人洗刷标语，并叫职工去工作。但职工们却向公司这些头面人物围了过来，一齐指责公司的待遇不合理，问修理工人为什么不发补贴？一个老工人说：“辛苦所得糊不饱肚子，连孩子都……”，声泪俱下。人越围越多，先是内勤工人，后来外勤员工连车也不开出厂门，都围上来。公司害怕工人坚持怠工造成更大的损失和影响，只好同工人代表谈判，被迫在生活待遇方面做出一些改善。
自1947年11月起，江南公司对高级职员发给额外津贴，最高达千万余元，但月薪很低的外勤人员却无津贴，引起外勤人员的强烈不满。是年冬季，法币万元大钞出笼，币值大幅度惨跌。工人们生活越来越困难，遂向公司要求米贴。同年12月初，职工向公司当局提出：（1）发给年终奖金按三个月工钱计；（2）12月份生活贴补费，按现薪增加50%；（3）比照首都汽车公司的办法确定职工待遇。经理程学枢答复：“公司目前入不敷出，没有能力发给年终双薪；至于增加工资和餐贴费我更做不了主，要等总经理由上海回来以后再说”。拖一周，工人们感到愤懑，联合决议，来一次变相罢工——“请客”。车辆照常出厂，沿途照样上下乘客，就是售票员不收钱卖票，供乘客免费乘坐。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集会、请愿和罢工，罢工将会使职工群众受到伤害，也难以取得社会的完全同情，因此地下党组织就在工人中做工作，提示大家要搞更为策略的斗争。12月11日晚，职工们汇集大礼堂，询问黄色工会总干事朱晏清向公司当局交涉的结果。当得知交涉无果后，大家愤怒地说“明天不出车，一天不解决一天不出车”。这时售票员叶承光提议：“公司不理我们，我们就给他来个大请客不卖票”。这种办法及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又可以迫使公司答应条件，大家一致赞同。12月12日清晨，公共汽车陆续出场，驶至童家巷口停车，贴上“抗议公司无理拒绝职工要求”“工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等标语后，分别驶往市区各路线。售票员在车上向乘客宣传：“为了抗议公司不顾我们工人的生活，今天公共汽车公司请客，不卖票，请乘客们主持公道”。乘客听了无不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些乘客还说：“物价天天涨，要冻结生活指数，这是不让人活呀！”上午7点多钟，在淮海路站、长途线区的职工亦积极响应，当天开往宜兴、溧阳、天王寺、汤山等地的长途汽车也“请客”不售票。修车厂工人则以怠工形式支持配合这次行动，也在车间怠工让机器空转；进场报修的车辆则报而不修，“磨洋工”使车子出不了厂。公共汽车“大请客”的新闻很快轰动了南京城。这一举动在南京还是首创，引起社会上的惊异。
江南公司管理者闻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方法。12月12日上午9时，公司通知三牌楼的美孚加油站和虹桥德士古加油站，不让公司汽车加油。职工们说“不让加油，汽车无油停在马路上，妨碍交通要公司负责”。公司又说：“油库的汽油只能用两三天了，不卖票公司无钱买汽油只好关门”。职工们说，“公司关门我们不管，没人发给三个月的遣散费，我们走路！”。至中午，公司又派出科长、稽查等人到各个车站劝说，企图阻止事态持续下去。在职工团结一致，坚持条件的情况下，当晚，公司里开来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宪兵司令部的参谋长在大礼堂当众宣布：“我代表张司令（张镇）向大家讲几句话，吴总经理不在家，等他从上海回来后，一定给你们圆满解决。如果不给你们圆满解决，那时你们再采取行动，即使是超出今天的行动，我们也绝不干涉！希望大家从明天起恢复卖票。”从而，军警机关因汽车行车如常，亦无法加以干涉。(www.zuozong.com)
该公司总经理吴琢之在上海接到电报后迅速回宁，即时召开高级主管人员会议，痛斥管理者并哀叹：“损失二亿铜钿（钞票）我不心痛，最痛心的是我亲手建立起来的江南汽车公司，在交通界是享有盛名的，这下子可完了！”。12月16日，职工推选18位代表，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和总经理谈判。下午2时，职工代表又在新街口社会服务处文化食堂招待治安当局及新闻界代表，职工代表声明如下：“江南公司抗战后返京不过一年零三个月，由48辆破旧汽车增至200余辆，事业飞速发展是与职工们辛勤劳动分不开的。为了交通事业的发展，我们工人的生活相当清苦，从无怨言。由于近来物价飞涨，我们生活实在无法维持，不得不向公司提出加薪要求。公司从11月份起，对高级职员发给额外津贴，最高达千余万元之多，可我们工人的最低薪水仅有60万元。首都汽车公司已加了薪，可我们公司至今仍以冻结生活指数为藉口，不予具体答复。因此，特向社会各界呼吁，请予以主持公道”。这次劳方斗争，使资方损失2亿多元，工人并公开宣布向公司提出：（1）提前发给年终奖金1个月；（2）增加工资40%；（3）12月份津贴费增加50%三项要求，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由于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公共汽车公司员工怠工的影响很大，市政府深恐事态扩大，12月18日派社会局出面调停，18位职工代表连续与公司资方谈判。劳资双方经过谈判，当日公司全部接受职工提出的要求。这次怠工斗争虽仅一天时间，但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南京各报均做报道。《新民报》指出：“年赏纠纷第一声，江南公司大请客，结果损失二亿。一天怠工，不但给公司资方造成很大损失，并有力地打击国民政府‘冻结生活指数’的无理措施。”“请客”事件两天后，公司接受社会各界调停，答允工人们的要求，照发米贴，以后又改为按生活指数计算工资。
图9-1 江南汽车停驶、司机罢工（解放战争时期）
图片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百年风云（1840—1949）》，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53页。
其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规定以200元伪中储券兑换1元法币。当时南京米价每石（150市斤）值法币8100元。到1948年8月，每石米价上升到法币5420元，不到3年时间米价上涨了6691倍。至1948年9月，国民政府实行金元券，规定金元券1元兑换法币300万元。当时米价每石值金元券21元，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时，米价每石为金元券182万元，9个月中上涨86666倍。物价上涨之快，堪称史无前例。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发动内战、经济崩溃、财政枯竭、滥发砂票所致。如1948年11月9日，终于爆发全市性抢米风潮。翌日，《南京人报》《大刚报》等均报道“千余人抢米店”的消息，有人因买米被挤到致死，多人受伤，宪警束手，深夜尤未停止。是年11月间，因物价高涨更甚，江南汽车公司已靠借债维持，信用一落千丈，银行不再透支，到期也发不出工资。职工家庭早已在半饥半饱状态，听到工资又要拖欠，就窝蜂到办公室，要总经理吴琢之发工资吃饭。有一位驾驶员，其大小孩子已经饿了两天，指望拿到工资去买米。知道拖欠不发，气急时要拉吴琢之同跳大楼。后来该公司连续烧大锅饭三天，又托人向银行哀求贷一些款，应付工资。
事实上，至1948年8月全国纸币发行量超过663.7万元，全国物价上涨531倍，南京物价上涨585倍，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数。为挽救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大量发行纸币，到1949年5月已为抗战前夕的1445多倍。解放前夕，石油行业在此期间由于洋行外籍人员撤离，仅留经理商号以库存物质维持门面，亦十分萧条。其间，江南公司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兄弟会”中的积极分子，在工人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工人护厂，并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向公司全体职工提出三项斗争目标：保护工厂，不让国民党抢走一辆汽车；不跟国民党逃跑；多准备一些粮食，坚持斗争。至1949年4月20日晚，中共地下党员袁子常召集“兄弟会”7名骨干开秘密会议，确定护厂斗争三个方案：（1）发动工人群众，拆除汽车主要零件，让汽车不能行使；（2）动员工人住厂，随时保护工厂；（3）堵塞大门，组织工人纠察队，昼夜巡逻。会后，工人连夜将30多辆汽车上的轮胎、分电盘、化油器、点火线圈、电瓶等主要部件拆下来，用油布包好，分别埋在宿舍后面的草地下和刨花堆里。翌日，工人及家属200余人纷纷搬到厂内居住，有的住在职工宿舍，有的住在办公室、大礼堂，有的甚至住在汽车内。铜工、木工等车间大门用双把锁锁上，大车库及主要车间的窗户用厚木板订成“×”形，六七十只大油桶堵住厂铁栅大门，厂内主要道口也堆汽油桶等障碍物，工人纠察队日夜值班巡逻，警惕保护工厂。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江南公司护厂纠察队在驻厂工人的配合下，加强厂内外巡逻防止破坏，使工厂、车辆和设备完整无缺地回到人民政府手中。
总观以上，近代时期江南汽车公司在抗战前运营态势良好，但抗战胜利后发展却步履维艰。当然，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即江南公司作为当时著名的商营汽车企业，必须要面对诸如与电车的角力、与人力车的竞争等博弈，同时也要面对军警滋扰、当局霸凌及劳资纠纷等意外事件。所以然者，江南公司的近代发展历程并非事事顺遂，同样面临种种困境，当然这也是在彼时政局变幻的背景下、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商营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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