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规模演进的未来趋势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历三次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以纺织机械与蒸汽机动力为基础，彻底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形态，形成工业部门与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大量集聚，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力机械与内燃机动力为核心，使得工业化生产进一步扩大，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集聚，以产业前后向关联与产业链为基础的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始成体系，城市内部也因功能分区日趋多元而呈现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态。第三次产业革命实质上是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延伸，以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的使用推广为契机，推动了产业的垂直分工并由此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集聚与扩散转移，发达国家陆续完成高度城市化；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改善促使大城市出现“去中心化”现象，多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大都市圈等城市空间形态也不断涌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启动早、完成快，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才走上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因而形成了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图3.1为1950—202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平均的城市化率（2020年为预测数据），可以看出各国之间城市化率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图3.1　1950—202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世界平均的城市化率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8 Reivision.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与城市发展，是以发达国家技术与经验的引进借鉴为基础的，因此进程时间大大缩短。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城市规模演进路径大致是相同的：在产业集聚的推动下，首先是人口向城市或城镇集中的数量逐渐增加，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其次，大城市的产业集聚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聚集；之后，大城市内部分化为不同的功能区，城市中心因产业的集中与交通的便捷成为人口密度最高地区。表3.1为1950—2020年世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化地区的数量变化（2020年为预测数据），其中1 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由1950年的2个增加到2020年的34个，500万～1 000万人口的城市由5个增加到51个，显示了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的巨大优势。

表3.1　1950—2020年世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化地区的数量变化　单位：个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8 Revision.

表3.2为2015年世界范围内按人口规模排序的前三十个城市或地区。不难看出，当前阶段具备1 0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规模城市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前三十的城市或地区中，仅有7个来自发达国家：美国2个，日本2个，俄罗斯1个，法国1个，韩国1个。这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心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仍在不断增强；而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已步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大城市“去中心化”态势继续，产业与人口的转移与扩散带动了更多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形成城市集聚发展趋势。日本大都市的发展情况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主要在于，日本国土范围的狭小导致了日本的产业与经济活动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度集中，因此人口向大都市集聚的趋势仍未改变；这也是东京在世界城市中人口数量高居榜首的原因所在。

表3.2　世界按人口规模排序前三十的城市或地区（2015年）　单位：万人

续表(www.zuozong.com)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8 Revision.

事实上，发达国家城市的“去中心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陆续开始了，这一时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交通条件改进对城市形态和布局的影响，Hoyt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汽车驾驶技术的推广使得人们上班通勤、购物出行等更为快捷；在汽车时代，高速公路和免费停车的可达性，以及与日俱增的商品多元化选择，是区域性服务中心（城市副中心）形成的决定性因素。[30]这一时期城市规模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在区域层面，各区域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中心城市与农村腹地之间以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为联系纽带；在城市内部层面，各城市以中央商务区为中心，主要的经济活动凭借辐射状的交通网络向城郊扩散，并由城郊向中心地带输送劳动力等资源。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活动日新月异，城市形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决定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经济活动的梯度转移。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建立起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成本最低的国家、地区或城市进行产业布局。20世纪70—80年代，一大批老工业基地呈现出“去工业化”趋势，同时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随着传统工业活动撤出中心区域向外围地区转移，以及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城市中的服务业在劳动力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其中发展速度最快当属信息服务业。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劳动力就业比率已达65%～75%，信息服务业则达到了30%～40%。[31]种种迹象表明，经济的生产活动正经历着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巨大跨跃，这一进程的颠覆性堪比18世纪60年代展开的工业革命。[32]正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活动梯度转移的浪潮中，城市不断调整适应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吸引并发展高端的服务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完成了由工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的转型。从全球范围来看，新的城市等级体系悄然兴起。各城市在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则由一系列经济量化指标决定。这些指标包括：跨国公司全球性和区域性总部的个数；外商银行和金融机构个数；文化机构的个数，如博物馆、画廊、图书馆、歌剧院等；印刷和电子行业的集中程度；国际游客的数量；直达航班、国际航班、国际铁路等交通设施的发展情况；等等[33]。由此，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全球城市体系，就是由几个国际化大都市主导，通过金融机构、跨国公司总部或媒体所有权操控世界经济的走向和发展。这些大都市包括一线的伦敦、纽约、东京，二线的巴黎、法兰克福、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形成了竞争激烈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城市网络。此外，一些大型的国际组织和区域经贸协定的出现，前者如欧盟、东盟，后者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重塑全球城市等级体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推广，传统的远程通信工具逐渐被互联网取代，人们无须支付电话费用，也无须亲身前往外地会晤，极大地改变了人们通信和出行的方式。这实际上使得经济活动能够更加集中于少数的大都市，而降低了其向外围城市扩散的概率。因此，从个体城市的角度来看，其发展形态与产业布局是由其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决定的，而不再遵循某个特定的城市模型。更确切地说，当前阶段的城市形态和布局，是由其信息经济的发达程度决定的。然而，现实中的大城市并没有出现理论上的经济活动集中，反而是“去中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继传统制造业和手工业撤向外围地区之后，一些常规或低端的服务产业也呈现出向下一级的城市或腹地地区转移的态势，大城市则保留下高端的服务产业和核心产业。这一新的“去中心化”趋势既有外围地区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原因，也有缓解大城市交通拥堵、用地紧张等问题的原因。在伦敦、纽约、洛杉矶等大都市，仅有基于面对面信息交换的行业保留在城市中心，其他行业则趋于搬离中心地带向副中心地区或更远的外围腹地城市转移。这种“去中心化”的趋势似乎已经成为大都市地区城市形态发展的常态而非特例。

大城市的“去中心化”极大地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进而形成了空间上集聚且具有强烈经济联系的城市群、大都市圈等新的城市规模发展形态。目前世界范围内已形成6个国际化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世界六大城市群地理范围及主导产业如表3.3所示。

表3.3　世界六大城市群地理范围及主导产业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引领下的新产业革命时代来临，世界产业与城市的发展也由此产生了新的变化趋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意识到了“产业空心化”的危害，重振实体经济成为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导向，如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战略、德国的“工业4.0”规划、美国的“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回归”政策等，都是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提出的产业发展路径。实体经济与制造业的复兴带来了新一轮产业集聚，这一次是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产业纵深集聚。产品价值链开始从传统的生产分工逐渐向现代化技术分工演变，城市内部以及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而推动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