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的学生征调从军抗日

1943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被动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关键的白热化阶段。10月24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书》，文中写道：“今后的一年，将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决定我们民族盛衰，国家存亡的一年，这正是我们知识青年报效国家千载一时最难得的时机！”呼吁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挺身卫国，在洗雪民族耻辱、完成抗战胜利的同时，奠立建国永久的基础。自此，全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序幕。各机关团体纷纷表态支持，云南大学更是首先响应。

同年，国立云南大学成立云南大学知识青年征集委员会，熊庆来任主任委员，教务长何衍璿、训导长杨家风任副主任委员。为做好征调工作，学校按照教育部指令制定了一系列学校层面的征调措施，如1944年12月20日制定了《国立云南大学优待从军学生办法》：“借读生从军准即由校呈请教育部改为正式生，若系自费生者并给予公费；自费生从军即改为公费生；特别加班生及先修班生从军若系自费者准即给予公费，将来服役期满回校学年注册时准即改为一年级正式生，并乃就其志愿选定院系。”学校不仅出台优惠办法，还按此办法立即将志愿从军的吴文俅等八名自费生改为公费生，并于当年12月份起开始兑现。同时，为使学生认识到大学生征调从军抗日的重要意义，学校邀请社会名流、著名教授与学生开座谈会、做演讲。1944年12月3日，国立云南大学邀请抗战名将霍揆章在至公堂为800多名师生作题为《滇西作战及腾冲会战详情》的报告。报告会上，熊庆来校长提出“青年为国家之主人，应负责卫国，青年应有勇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劝导青年学生积极从军。此外，还邀请云南军管区副司令马伯安、昆明城防副司令王泽民、美国教授葛德石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冯友兰、蔡维蕃、张奚若等先后做演讲和讲座。

在征调大学生从军工作中，各种动员宣传鼓励了全校学生应征抗日的热忱，学生踊跃报名从军。土木系三年级学生赵连璋自愿请求保送译训班受训。先修班的张其中、农艺系二年级的徐菊芬、蚕桑专修科的王芳德、社会学系一年级张绪英四位女同学也报名参加译训班。一心想当译员的矿冶系1943级毕业生张行煜、张连元，因译训班招生考试成绩不及格，未被录取，很是沮丧，恳请学校帮助解决。学校以“其志可嘉”，致函译训班，希望能“免试加入译训班”。

1944年4月，经过体格检查和英语考试，国立云南大学有50名学生被录取为译训班第三期学员。4月20日，是校庆22周年纪念日，国立云南大学校友会特意在至公堂举行欢送征调从军同学大会。译训班最后一期是第九期，结业于1945年9月15日。其后因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没有再办下去。第三期以后的几期译训班，都有国立云南大学学生入营。土木系三年级学生蓝端敬等四人于1945年4月11日至6月1日参加译训班第七期受训，而后分配到美军总部做翻译。

动员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是全国征调从军工作的重点，当时昆明的几家主要报刊连篇累牍刊登各地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的消息和动员文章。大量的宣传报道，激励了不少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国立云南大学报名参加远征军的学生也不少，不仅有大学生，还有云大附中的学生。附中学生报名的热忱高，1944年9月云大附中高八班毕业生郎本福，为避免家庭阻止他从军报名，改名为楚伯雄应征入青年远征军驻昆二〇七师，后又派往中国驻印总部暂编汽车一团。据1945年3月统计，云大附中有10名学生参加远征军，年龄最小的是仅为15岁的潘为鹏，他在抗战结束回云大附中复学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首届学生毕业，军政部获悉24名首届学生毕业，立即致电熊庆来要求依照卫生人员动员实施办法所定分配比例，百分之五十归军政部征用，并要求征调学生9月底以前到禄丰远征军兵站总监部报到。1944年5月，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生共17人，军政部要求征调9人，卫生署又要求征调7人，只同意1人留校服务。医学院大多数毕业生或高年级学生对征调参加战地救护工作持积极态度，1943级两位女生——倪淑贞、胡静淑为提前征调，特地致函医学院院长范秉哲请予批准，其心可嘉。(www.zuozong.com)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国立云南大学共有115名学生（不包括云大附中）征调从军，其中土木工程系12人，矿冶学系24人，理化学系4人，农艺系11人，经济学系16人，政治学系8人，医学院27人，先修班5人，文史学系2人，铁道系、森林系、法律系、社会学系、采矿专修科各1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为29岁，最小的为19岁，其中有4人当时被调入美军总部服役，他们是土木工程系的兰端静，矿冶学系的郑哲生、余从周，政治学系的白祖铨；6人被派往印度里多和兰加，他们是矿冶学系的沈崇震、王云，理化学系的赵克诚、黄锦焕、黄邦玺，采矿专修科的杨本义，其他人则在航委会、外事办、第一集团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空军总队、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卫生处、滇区等地服役。

这些征调从军的国立云南大学学生，在战场上表现出了非凡的英雄气概，甚至有人献出宝贵的生命。矿冶学系1944级学生李维恭，聪明能干，学习努力，各科成绩优良，在云大附中学习期间，受进步教师楚图南、杨春洲等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文艺演出。在征调从军一事上，其遭到亲友的竭力反对，希望他大学毕业后出国继续深造。但李维恭“均以爱国情殷，不负国家及师长之使命，期冀早日胜利，得游海外，力求深造，而毅然从军”。李维恭在第三期译训班受训后，被分配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三二二战队任翻译官。1945年初，李维恭所在部队参与滇东地区迎击从湘西向贵州进犯敌人后，调往湖南芷江机场。芷江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重镇，战斗频繁、残酷。当日军侵犯湖南新化，抗日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他随美军联络组参战，负责地面与空中盟军飞机的联络。5月21日，李维恭在阵地上被炮火击中，弹片穿过左胸殉职。云大专门成立“李维恭同学阵亡办理善后事宜委员会”，认为“李维恭系本省一有为青年，在校尚志笃学，素为师长所器重，从军服务则为盟友所称许。不幸遇难，实堪惋惜”，决定由校方制作一牌位，送省忠烈祠入祀，并在会泽院东侧为他修建了纪念碑，以慰忠魂。

李维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