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些官员在赈灾中主张以工代赈。如范仲淹知苏州时提出：“荒歉之岁，日以五升（米），召民为役，因而赈济，一月而罢，用米万五千石耳。”[62]这里说的“召民为役”是召集饥民从事“开畎之役”，即兴修水利设施。又如“熙宁七年正月，河阳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更发省仓。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以赈饥民”。对此，董煟评论曰：“以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以济饥民，此以工役救荒者也。”[63]总之，这种以工代赈既解决了灾民的生活困难，稳定了社会秩序，又借此兴修了水利设施，为灾后恢复生产及以后的防灾奠定了基础，还为国家节约了救灾的财政开支。《管子·乘马数》云：“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显然，早在距宋一千多年前就有在荒年以工代赈的思想，但却是以灾民修宫室台榭，满足贵族骄奢淫侈的生活。而宋代则把“修宫室台榭”改为兴修水利，为日常恢复农业生产和防灾奠定基础，意义和作用迥然不同。
在古代封建社会，传统的主流赈灾思维是限制消费，提倡节俭，紧缩开支，把节省的钱粮物资用于赈灾。范仲淹在杭州赈灾时，却大胆突破旧的赈灾思想樊篱，采取鼓励消费，推动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等来对付灾荒。沈括《梦溪笔谈》卷11《官政一》载：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殍馑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首谕之曰：“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www.zuozong.com)
范仲淹的鼓励宴游与兴造其真正用意是促进消费，使社会财富存量得到释放，“以发有余之财”，并为灾民提供了数万人的就业机会，灾民通过从事贸易、饮食以及建筑业等找到了生活出路。因此，当时整个吴中闹饥荒，社会动荡，人民流亡，但只有杭州居民生活安定，没有人口外流。可见，范仲淹这一赈灾思想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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