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阳修的禁榷与通商兼行思想
欧阳修作为宋代著名的士大夫，对工商业并不歧视，把它同农业相提并论，认为是治国安邦所不可缺少的。他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钛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29]欧阳修对工商业究竟是采取官营（禁榷），还是采取私营（通商）的方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禁榷和通商两种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应该看哪一种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市场繁荣，货财流通，就采取哪一种方式，或者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对于兵器制造，欧阳修就主张国家集中经营管理。他认为兵器由各州、军分散制造，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与监督，加上各州、军工匠技艺不一，制造的兵器质量很差，“有打造成后，不曾经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换既频，转不堪用，虚费人功物料，久远误事不细”[30]。因此，他请求朝廷于磁、相及邢州设置都造院，将各州、军所用兵器统一集中打造，“选得专一监官，拣择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赏罚，可以责成，兼亦易为点检者”[31]。这样由专官统一管理、监督，由技术娴熟的工匠按统一的标准制造，其质量就有保证。
对于民间小本工商活动，欧阳修则主张完全由老百姓自由经营，反对官府与民争利。他认为这些小本工商业如由官府自为，所得不多，而劳费甚大，又影响百姓的生计，公私双方都不利。如麟州原由百姓酿酒自卖，后来转运司禁民酿卖，由“官自开沽”。欧阳修经过了解，得知官榷半年，费本钱3500贯，而所得净利只1800贯；可是民间却因之“市肆顿无营运，居者各欲逃移”[32]。因此，他要求废罢官府榷酤，“令百姓依旧开沽，所贵存养一州人户，渐成生业”[33]。
对于商业活动，尤其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贸易，欧阳修则反对完全由国家垄断经营，主张采取国家与商人分利的方式经营，以提高效益，增加国家收入。
欧阳修指出，商人兼并势力“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34]，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但面对宋代当时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的现实，国家要想把商人完全从流通中排挤出去，由官府垄断和控制商业活动，已是不可能，而且对国家也不利。因此，欧阳修主张国家对商业贸易不应专利，而应与商人共利。实行与商共利政策，一来对国家有利。因为“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35]。二来可以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因为“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36]。欧阳修把国家与商人共利的方式比之为大商人与小商小贩的关系，“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37]。这里，欧阳修所谓国家与商贾共利，其实就像大商人让利于小商小贩。因为大商人往往经营大宗批发业务，然后通过把自己的利润让一小部分给小商小贩，使他们零售那些批发的商品给消费者。国家与大商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国家拥有大量的物资货源，也必须以让利的方式诱导商人进行分售。这样，国家虽然获利的比率减少了，但由于物货流通加速了，所以获利总额却比自售自销多得多。
总之，欧阳修能根据工商业不同行业不同情况而采取官榷、通商或二者结合的办法，体现了他对复杂的经济活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务实灵活的精神。
（二）王安石的“榷法不宜太多”思想
王安石对工商究竟是官营还是私营，并不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他不完全否定国家的经济干涉，但基本上还是倾向于采取放任政策，由民间经营。这就是“虽未能尽罢榷货”[38]，但“榷法不宜太多”[39]。国家应放宽对禁榷的限制，让百姓自由经营，只征收工商业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www.zuozong.com)
在矿冶业方面，王安石不主张采取西汉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如当宋神宗提出榷铁时，他说：“若鼓铸铁器，即必与汉同弊”[40]，主张由民间自由鼓铸。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不仅对铁没有采取专卖措施，相反还放宽了铜禁，准许民间自由铸造铜器并给予免税。在采矿方面，他废除国家强制“冶户”开采的办法，代之以招募百姓自由开采，国家则征收20%的实物税。“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41]显然，这种税制会提高冶户的生产积极性，促进采矿业的发展。
在茶的经营上，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私营。他认为“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42]。茶在北宋时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而官府“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因私贩者日多，国家虽严刑峻法，仍无法禁止。如将榷茶改为民营，不仅人民可食用好茶，免受刑罚之累，国家也可通过征收茶税弥补财政损失，“关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
王安石不仅反对榷茶，而且反对大商人的包卖制度。在《茶商十二说》[43]中，他列举了包卖制的12条弊端，大力推崇小商品经营，其思想主要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其一，巨商人数少易于勾结在一起形成垄断经营，既可采用公开或隐蔽的手段迫使政府减税，又可压低收购价格使小生产者“园民”蒙受损害。其二，包卖制将大幅度提高经营成本。因为采取包卖制须严禁走私，这将增加大量缉私人员的开支；官府须在各州郡设置水陆运输设备及护运兵卒，难免仍有风波、盗窃等损失；包卖制必须大量储备茶叶，容易造成变质耗损。其三，小商品经营使经营者能直接关心商品质量，质佳则容易销售。这就是“货利己则精心，精心则货善，货善则易售”。相反巨商包卖则层层盗窃淆杂，“皆以非己而致货不善也”。由于质量低劣，只好借助官府强制配售，使消费者受害，并且容易引起茶叶走私，使犯法者大量增加。其四，商人必须有数千缗资本才敢承包，因此承包人数少而茶销量有限，容易形成积压；若是小商人经营，因其人数多而茶叶销量大，不会造成“难竭而成积滞”。总之，王安石认为采取大商人包卖制度危害甚大，故“不可不去也”。
（三）叶适反对抑末的思想
重本抑末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主流观点，在这一思想流传了一千年之后，南宋叶适公开否定“抑末”。他说：“《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帝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44]在此，叶适从三个方面对抑末论进行批判：其一，先秦儒家经典《尚书》《春秋》都肯定商业的作用，并以国家的力量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抑末厚本是后来才出现的。[45]这也就是说抑末厚本并非古代圣贤留传下来的正论，后人不必对此盲目崇拜，视为不刊之论。其二，作为末的工商业者，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列。只有“四民交致其用”，即士农工商各尽其用，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治化兴”。抑末对“治化”是有害无益的。其三，为了厚本而故意抑末，虽然是一种片面的偏激观点和措施，但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后世的抑末，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借抑末来夺取商人而由官府经商以自利，这根本不是抑末。
叶适基于当时抑末是夺商以自利的认识，不赞成桑弘羊所实行的由官府直接垄断经营工商业，控制全国经济的做法。他认为，桑弘羊“直聚敛而已耳”[46]，“桑弘羊一志以民为壑”[47]。但他对国家干预生产、流通并非一概反对，关键在于干预的目的与方式。如果这种干预“为民通致食货，全与无取”[48]，他是赞成的。他在评论汉宣帝时说：“是时已罢盐铁榷酤，利门不开，故择吏安民，政平讼理，即受其赐，虽不足以兴礼乐，行道化，至于富而教之，则庶几矣。”[49]其实，汉宣帝时榷酤已罢，但盐铁仍是官营。从此可见叶适反对官府直接垄断经营工商业“与民争利”的思想。
另一方面，叶适也不同意司马迁对工商采取放任主义的主张。他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50]他认为，人们为了求利而争夺是不好的，单靠因势利导、教育规范来治理那些违法乱纪者，是治理不来的。叶适主张必须通过制度来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古之圣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无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斗其力，专其利，争夺而不愧，赡足而不止”[51]。只有改变“上下无制”的状况，才能解决“衣食之具”的“此有而彼亡”，“彼多而此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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