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和宋祁的裁减冗费思想

宋太宗统治后期，虽然国家财政正处于上升阶段，收入日增，但由于不注意控制财政开支，冗费问题初步显露。至道三年（997年）五月，刑部郎中、知扬州王禹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冗费存在的四个方面，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其一，“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其二，“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其三，“其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其四，“沙汰僧尼，使民无耗”^[89]。同年九月，监察御史王济上《陈政事十事疏》，对裁减冗官、冗兵，沙汰僧尼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尤其是对裁减冗官见解独到、深刻。他说：“官不必备，惟其人……官多则事繁，吏多则民残。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格清净者，由官吏多之故也。为陛下计，宜减分局之官，省监临之数，择百司之吏，选技术之工，去纤巧之匠，停老弱之卒，汰缁黄之流，自然无旷土，无游民，公庭肃而百事举矣……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若尽去冗食，复其全俸，则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耻自兴。”^[90]由此可见，王济认为省官省吏不仅能够省事、省费、民安，而且还能高俸养廉。

仁宗既位之初，就着手裁减浮费。此次裁减虽有成效，却没有触及造成冗费的主要原因冗兵、冗官等问题。随后天灾频仍，冗费问题又进一步凸现。宝元二年（1039年）二月，任权三司度支判官的宋祁写了《上三冗三费疏》^[91]，系统地论述冗费的危害及应采取的对策。宋祁的所谓“三冗”与王禹偁大致相同，即“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

但是宋祁提出的应对措施则比王禹偁更切实可行和具有针对性。他认为：“断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旧；其在寺账为徙弟子者，悉还为民，勿复岁度。今日以后州县寺观，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后来之数，不得过此。此策一举，可得耕织夫妇五十万人，则一冗去矣。今天下厢军，不择孱小尪弱，悉皆收配，才图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费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农民以任其劳。假如厢军可令驱以就役，方且别给口券，间望赐钱。二端相率，不便明甚。陛下若敕天下厢军，今日以后，除州军须要防捉，别留三百人，自余更不收补，已在籍者，许备役终身。如此，则中下之家，悉入农业，又得力耕者数十万，则二冗去矣。国家郡县素有定官，譬以十人为额，常以十二加之，迁代罪谪，足以无乏。今则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陛下诚能诏三班、审官院、内诸司、流内铨明立限员，以为定法。自今以往，门荫、流外、贡举之色，实置选限，稍务择人。俟有阙官，计员补吏。内则省息奉廪，外则静一浮华，则三冗去矣。”这里宋祁的去三冗思路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减少限制非生产性冗食之人，减轻社会与国家负担，其中令僧尼道士还俗并限制其人数是减轻社会负担，裁减厢军与地方官吏是减轻国家负担。二是减少限制非生产性冗食之人其实就是在增加生产性人员，据他估计，令僧尼道士还俗并限制其人数可增加农民50万人，而裁减厢军也可增加力耕者数十万。这样一减一加的确对减轻社会与国家的负担、发展生产会起较大的积极作用。宋祁应对“三冗”的措施可贵之处还在于不单是在做“减法”，即减少限制非生产性冗食人员，而同时又是在做“加法”，增加生产性人员，发展生产，从而化害为利，使社会总财富增加，三冗问题自然解决。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宋祁提出的裁减兵员和官员只是针对厢军和地方州县官，而不涉及禁军和中央官员，因此不会削弱宋朝的军事力量和引起中央官员的反对，对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会带来影响。(www.zuozong.com)

宋祁的所谓“三费”是“一曰道场斋醮”之费；“二曰京师寺观”之费；“三曰使相节度”之费。这“三费”其实与“三冗”中“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和官“无限员”关系密切，似可归于“三冗”之中，故兹不予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