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的义利统一和强本节用理财观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传统的义利观主要是提倡重义轻利或贵义贱利、先义后利。反传统的义利观则强调追求正当利的合理性，主张义利统一。北宋李觏肯定人的利欲的正当性，明确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20]他理直气壮地认为利欲是人天生的本性，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他批判了孟子的“何必曰利”的思想，指出“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21]但李觏也并不是支持一切利和欲，主张以“礼”来制约，离开或违背“礼”的要求的利欲就是“贪”和“淫”。

他在《富国策第一》^[22]中，不赞同儒家传统的贵义贱利论，“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明确提出国家应当讲求财利，实现富国，强调“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把财用看作一国政治、军事、外交、道德、文化的基础。他说：“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首先需要富国，“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而且，李觏的富国强调的是广义的富国，不只是狭义地为了增加财政收支，而是指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他特别指出：“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可见，他主张实现广义的富国，而反对只从“厚取于民”来实现国家财用的充裕。(www.zuozong.com)

在广义富国思想的指导下，李觏主张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对当时财政上的聚敛提出评论：“夫财物不自天降，亦非神化。虽太公复出于齐，桑羊更生于汉，不损于下而能益上者，未之信也。况今言利之臣乎？农不添田，蚕不加桑，而聚敛之数，岁月增倍。辍衣止食，十室九空，本之既苦，则去而逐末矣。又从而笼其末，不为盗贼将何适也？”^[23]他把赋税太重看作驱使人民逐末和铤而走险的一个原因。李觏从社会物质生产的有限性出发，强调国家财政要量入为出。他说：“天不常生，其生有时；地不遍产，其产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因此，“国不尽得，其得有数”，如“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那就是“乱世之政”^[24]。他主张财政收支要有一定的制度，防止任意向人民敛取和肆意支用，要求在财政收入方面作到“一谷之税，一钱之敛，给公上者，各有定制”，在财政支出方面也要做到“凡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照法式”^[25]。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还劝谏天子生活虽不能“下同匹夫”，但也要节用。当时正对西夏作战，恰是国用不足之际，天子“则宜深自菲薄”，“损上益下”^[26]。